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如何复苏？美国经济何时复苏？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7月24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财经智库》承办的“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在青岛市崂山区召开，《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迈克尔·斯宾塞）就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和中美关系走向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开展对话。
斯宾塞认为，得益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良好控制，未来亚洲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中心。从经济驱动力来讲，中国、印度能够快速复苏，继而欧洲及北美的发达经济体相继复苏。
其中，美国经济何时复苏、如何复苏颇受关注。斯宾塞表示，美国当前推出了比货币政策更为激进的财政政策，若改变过去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他认为这将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不过，他特别指出，美国当前政策核心应在降低债务上，否则迟早会出现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也是王波明颇为关心的话题，他提到，中国经济增速由2012年的9%左右逐渐下降至疫情前的6%，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斯宾塞表示，随着收入增加，经济不可能无限期高速增长，如果一切顺利，下一阶段6%的经济增速仍然合理，但当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中国经济增速比较好的情况是在5%左右。
对话最后，双方就中美关系展开探讨。斯宾塞提出了两种情形，最好的一种是中美接受在部分领域继续存在摩擦，另一种则是零和游戏。在他看来，未来中美关系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差的情形。
美国经济复苏需降低债务
随着德尔塔等变异毒株出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反复，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性增加。
对话一开始，斯宾塞直接亮明观点：中国、印度或将快速复苏，欧洲、北美的发达经济体紧随其后，总体而言，亚洲将是疫后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中心。他特别提到了未来三大高增长领域：数字经济、生物医学和健康医疗、环境和气候变化。“这三个领域投资机会巨大，有大量资本流入， 而且我们看到一些高增长、高成长的公司层出不穷。”
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中国经济复苏情况牵动全球。当前，中国经济已逐渐步入常态，美国经济复苏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事实上，美国经济当前已有复苏势头，美联储此前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增长7%。这一方面得益于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美国一系列超强财政刺激计划。
在斯宾塞看来，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财政应对力度相比中国较弱，所以美国经济复苏负担较重。美联储出手拯救了金融部门，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要防止全面的系统性崩溃。推动利率下行，熨平收益率曲线，量化宽松，提高风险资产价格，一系列措施某种程度上帮助了美国经济复苏。
“但是，如果能从过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今天的处境会更好一些。”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财政刺激计划比美联储货币政策更为激进。王波明对此表示非常关注，在经济刺激方案拉动下，美国经济能否真正复苏？其中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正在改变过去的投资驱动的模式，如果它成功的话，就会推进我们的增长。”斯宾塞说道。他提到了美国的债务问题，认为当前美国财政政策最好聚焦在降低债务占GDP的比重上。
当前，有部分人认为债务可以无限制增长，只要政府和央行保持低利率，债务就不会触及危险水平。对此，斯宾塞认为，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遇到问题是迟早的事。届时，天量负债引发通胀，为应对通胀就要提高利率，财政和央行都将陷入困境。
实际上，美国通胀问题已经显现，王波明多番就此发问，通胀压力会否持续增长？斯宾塞表示，通胀压力只是暂时，未来不会超出预期。相比通胀，他更担心通缩，待原材料供应恢复，供应链被理顺，需求是否能够支撑生产力恢复。
中国经济最大挑战是转型
从经济复苏进展来看，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2021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速同比达到7.9%，剔除疫情带来的低基数效应后，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为5.5%，略高于一季度的5.0%。
但王波明更关注未来走势，他指出，中国的经济自从2012年或者2011年开始，一直在放缓，大约从9%一直下降到疫情之前约6%，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未来是否可以持续？
对此，斯宾塞表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潜在增长率会逐渐放缓，这是一个正常的趋势，且不可避免。中国此前10%左右的超级增长，基本是因为后发效应。
大量技术的引入，数量庞大的受教育居民，政府主导不会在公共领域出现任何的投资不足，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做到了很好的管理，然后那个时候的全球经济又相对开放，并且25年前或者30年前，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比较低。“但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在技术上也更为先进，后发效应就没有那么强大了。”他进一步表示，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所有国家都会面临经济增速放缓。
展望未来，他认为，下一个阶段，如果一切顺利，中国经济增速达到6%还是很合理的。不过，当中国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左右， 6%也不大可行，可能的经济增速是5%。
“中国当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做好转型。”斯宾塞强调。这并非新鲜事，过去十年，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让经济更多地由国内家庭消费拉动，这样就不用过度依赖投资杠杆。如果过度依赖投资杠杆，可能会因为低利率出现过度投资现象，实际未来投资回报率不高。
“中国的这些政策制定者，也清楚这一点，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斯宾塞告诫道。
未来中美之间摩擦与合作并存
对话最后，王波明向斯宾塞抛出了关于中美关系走向的问题。
斯宾塞认为，中美关系走向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形。最好的情形是承认某些领域的紧张局势， 另一种则是零和游戏，甚至新经济冷战。“我不希望我们走上一条破坏经济竞争的道路，这不是一个好路线，我希望是有合理合作的，有建设性的道路。”
在他看来，零和游戏路线中，艰难的部分在于双方国内政治。在美国，政治可能将对外政策推向破坏性的方向。如果你在美国说要努力和中国实现经济上的更多合作，将会面临很大的阻力。在中国方面，没有政治性的分歧，但中国对于被别人教导如何行动是比较敏感。斯宾塞表示，这也是合理的。从过往历史来看，中国是愿意扮演建设性的角色，而不是希望阻碍大国的这种关系。
斯宾塞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领导层面的行为是很重要的。对于美国的领导层来说，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积极回应国内的压力，就像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种态度。随波逐流很简单，但是这样做会让中美陷入并不具备建设性的大国关系的情景。
中美最终会走向何种情形？斯宾塞表示，中美最终仍然会有竞争，但双方应该明白，在贸易、气候变化、卫生等领域，合作将大有裨益，不合作则会付出高昂的成本。“我认为中美领导层都理解这一点了，并且会尽量避免破坏性竞争。”斯宾塞说道。不过，他亦指出，美国国内政治会比较麻烦，在技术、跨境投资等方面，美国可能采取相对比较激进的立场。
因此，他总结道，未来中美关系会介于上述两种情形之间，不是最好，也不会是最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