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G20也在讨论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问题，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制度改革肯定是第一位的，不可能用一个新技术去替代制度改革上应该做的事情。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还是取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数字人民币会有帮助，但不是主导力量。第二点，央行数字货币有批发型的，也有零售型的，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时候应该走哪条路径，目前来看没有定论。”7月24日，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在“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
邹传伟指出，理论上可以用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做跨境支付，但是它有瓶颈，因为它的场景主要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外国人在本国、本国人去海外，可能发生在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企业之间，但是因为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一般要比照大额现金交易进行管理，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大额支付、跨境投融资活动、外汇市场的交易，不太会以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为主。如果货币本身不可兑换，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受到的限制更明显。
邹传伟表示，在跨境支付中，目前比较看好的实际上是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它有助于改进代理银行模式，但需要解决不同国家的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之间互联互通问题。目前国际上比较受关注的方案叫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支持下，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和阿联酋央行在参与测试。
他认为，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再配合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也许在跨境支付方面是更有效的工具，目前正在讨论中。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邹传伟：今天是来学习的，刚才也学习到很多，我就补充两点。
第一，今天的主题是数字货币，先回到货币定义本身。货币有三个基本功能，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要实现这三个基本功能，前提是价值稳定。因此，将比特币归于数字货币就不太合适。
那么，数字货币有哪些？目前来看主要是两种，第一种是央行数字货币，包括数字人民币。第二种就是合规的稳定币。如果我们去看央行数字货币或者合规的稳定币来说，它们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基于100%准备金发行。比如，央行数字货币基于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发行的，而合规的稳定币基于托管在商业银行的储备资产发行的。在这些情况下，其实并没有货币创造，货币总量是不变的，但是货币流通方式发生了变化。我倾向于从支付变革的角度理解央行数字货币和合规稳定币。
很多人就会问，支付变革体现在什么地方？刚才陈所长讲到了账户体系的变革。如果大家去看数字人民币白皮书的话，里面特别提到，数字人民币基于广义账户体系，与银行帐户松耦合，同时兼具账户和价值的特征。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实际上反映了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货币和支付领域面临一些新需求，而新需求又需要通过新技术来实现。
我们可以列举一下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应该满足的需求。第一，要更为开放，因为现在仍有很多人没有金融账户。比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即使没有中国的银行帐户，凭手机号也能开数字货币钱包。这是金融普惠性的要求。第二，目前注重隐私保护的大环境下，能提供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收集的信息要少于传统的电子支付，但是又希望有一定的可追溯性，而不能像现金那样匿名且不可追溯。第三，非常便捷，体现为交易即结算。第四，有助于改进跨境支付，特别是超越目前的代理银行模式。这是G20在研究的一个课题。综合这几方面要求，我觉得其他国家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会收敛到数字人民币的做法。因此，数字人民币在设计方案上有很大的合理性和先进性。
不同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上采取了不一样的路径。我国是直接从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开始。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欧元区、加拿大、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是从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开始。它们从2016年左右开始对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做了多阶段测试，得到的结论基本相同，包括：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使用联盟链技术，能支持全额实时结算，在一定条件下能改进证券交易后处理，支持跨境同步交收。它们测试不同的技术方案，结论都是相似的。我国尽管没有像它们这样开展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测试，但完全可以借鉴它们的发现。而且，随着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测试基本完成，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更受关注，比如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今年都启动了相关工作。应该说，我国在这方面有一定先行优势。
第二，加密资产和数字货币的区别。刚才李行长讲得非常好，我收获了很多。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除了央行数字货币以外，其他凡是有区块链色彩或者借鉴区块链特点的资产，也就是基于广义账户体系或Token体系的，都叫做加密资产。怎么定义加密资产？关键要理解加密资产与数字资产之间的微妙关系。加密资产属于数字资产，但并不是所有数字资产都属于加密资产。比如，银行存款、股票、基金都已经数字化了，但是它们依托于传统的账户体系，比如银行账户、中央证券存管机构账户或托管机构账户，它们属于数字资产但是不属于加密资产。这说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认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资产确实有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在交易、清算和结算机制上不同于传统资产，能满足一些投资者的特殊需求。问题就在于怎么管理它。比如，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对所谓2类加密资产（比如比特币）的风险敞口的监管要求非常严格。如果银行持有2类加密资产，要计提资本，以能完全吸收这类加密资产价格归零造成的损失；在流动性监管指标中，要假设这类加密资产没有任何流动性。
最后，我想说一下李行长讲到的DeFi的问题。DeFi面临很多争议，投机色彩也很明显，主要是合约发币，而且这些币或虚拟资产或多或少都有证券属性。在ICO时期，是基金会发币，基金会成员都有名有姓。美国通过严格实施证券监管，特别是针对这些有证券属性的虚拟资产的发行和交易活动，基本让ICO销声匿迹。但DeFi合约发币，很多时候是去中心化的、匿名的，这样就给证券监管带来了很大挑战，目前美国证监会还没明确应该怎么管。另一方面，DeFi作为可编程金融应用，其中的一些新的经济机制设计，对理解央行数字货币的可编程应用，有一定参考价值。比如，刚才李行长提到的自动做市商Uniswap，它的交易机制就与主流交易所撮合买单卖单的机制很不一样，对理解价格形成、流动性供给等基本概念带了新的启发。
主持人：也就是加快合规稳定币的发展。邹先生，你的发言谈到数字货币的时候，您举了一个例子，境外外籍人士在中国没有银行帐户，是不是能够让他直接持有数字人民币，这个问题引发一个对于现状的考虑，因为这个背后还是不是涉及到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也就是说新的技术能够替代现有的一些金融监管政策吗？还是说能够建立一种新的支付结算、跨境的一种体系，同时能够符合跨境的监管需求呢？
邹传伟：将来，在我国旅居的外国人可以在没有我国银行账户的情况下，通过手机号开一个最低权限的数字人民币钱包，从而使用我国的移动支付服务。如果数字货币钱包中的钱没有用完，离开我国之后能否用，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法。我在春节前做过试验，在美国通过数字人民币在京东上买东西，与在上海的体验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数字人民币确实具备跨境使用条件。现在G20也在讨论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问题，我想说两点。
第一，制度改革肯定是第一位的，不可能用一个新技术去替代制度改革上应该做的事情。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还是取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数字人民币会有帮助，但不是主导力量。
第二，理论上，可以用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做跨境支付，但是它有瓶颈，因为它的场景主要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外国人在本国、本国人去海外，可能发生在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企业之间，但是因为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一般要比照大额现金交易进行管理，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大额支付、跨境投融资活动、外汇市场的交易，不太会以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为主。如果货币本身不可兑换，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受到的限制更明显。
在跨境支付中，我比较看好的实际上是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它有助于改进代理银行模式，但需要解决不同国家的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之间互联互通问题。目前国际上比较受关注的方案叫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支持下，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和阿联酋央行在参与测试。我觉得，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再配合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也许在跨境支付方面是更有效的工具，目前正在讨论中。
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杂志、《财经》智库承办的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于7月24日-25日在中国青岛召开，论坛主题为“新时代 新财富 新管理”。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