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挑战几何——专访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

作者 | 刘宗根    编辑 | 陆玲

2021年08月03日 10:42  

本文4850字,约7分钟

引导基金设立高峰是在2014年-2016年,从存续期计算,今年开始陆续步入退出期。

3月下旬,深圳市引导基金公示终止合作及缩减规模一批子基金,收回认缴出资额近60亿元。这已是2018年以来深圳市引导基金第五次清理子基金。

对子基金的规范,去年年初已有端倪。去年2月,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 提高财政出资效益的通知》,明确实施政府投资基金全过程绩效管理,绩效自评和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基金存续和计提管理费的重要依据。

当下,引导基金同样面临市场化的挑战。6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拓展双创融资渠道,加大普惠金融力度,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而引导基金退出的成功与失败,事关政府预算和财政出资。引导基金设立高峰是在2014年-2016年,从存续期计算,今年开始陆续步入退出期。

深创投是深圳市引导基金的管理人。《财经》记者了解到,过去几年,深创投在政府引导基金运营上率先实施了一些探索,包括委托管理、分级决策和绩效评价等。日前,《财经》记者就政府引导基金、科创板与注册制等问题专访了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

倪泽望2015年加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此前曾担任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深圳泰康信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罗湖区区长和区委书记等职务。

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

《财经》:深圳市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是什么,选择子基金的标准是什么?

倪泽望:深圳市引导基金采用委托管理模式,形成“管委会—主管部门—委托管理机构”的三层管理架构。

引导基金选择子基金,在具体指标上,一是资质方面,创新创业类子基金的申请机构或管理机构实缴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新兴产业发展类子基金申请机构或管理机构不低于3000万元。

二是管理团队方面,创新创业类子基金的申请机构或管理机构至少有3名具备3年以上相关行业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且彼此之间有3年以上合作经历;新兴产业发展类子基金申请机构或管理机构至少有不少于10名专业投资人员,其中具有5年以上相关经验的人员不少于3名且彼此之间有3年以上合作经历。

三是投资能力方面,创新创业类子基金的申请机构或管理机构累计管理创业投资基金规模不低于2亿元,所管理的创业投资基金中至少有3个以上初创期、早中期企业的成功投资案例。新兴产业发展类子基金申请机构或管理机构累计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规模不低于20亿元,所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中成功投资案例不少于5个。

四是资金募集方面,提交基金申报方案时,应至少已经募集到拟设子基金总规模50%的资金,同时不含申请市引导基金出资部分。

《财经》:深圳市引导基金今年再次清理了不少子基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倪泽望:此次清理的子基金都是因违反规定应清理的子基金,深圳市引导基金的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对子基金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引导基金将按照规定予以清理。一是子基金未按合伙协议或章程约定投资且未能有效整改;二是签订投资协议后子基金未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或首期资金未实际到位超过一年;三是引导基金出资资金拨付至子基金账户后子基金未开展投资业务超过一年;四是子基金投资项目不符合政策导向;五是子基金运营有违法违规行为并被依法查处;六是子基金管理机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且未经子基金相关权力机构表决通过。

实际上,动态清理子基金属于引导基金管理日常工作。自2018年起,引导基金已累计五次清理不合规定的子基金,未来将继续依据规定常态化清理子基金。

《财经》:你如何看待部分子基金设立、募资和投资进度缓慢的问题?

倪泽望:引导基金参股的部分子基金有时存在设立、募资和投资进度缓慢的问题。我们认识到过去几年存在募资环境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客观事实,包括2018年出台资管新规、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存在变化、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问题。

上述情况对子基金的设立、募资和投资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包括部分出资人持续出资能力下降、部分产业发展与预期存在差异等。我们充分尊重并理解上述客观事实,结合实际情况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适当延长子基金募资期或投资期,避免对子基金的正常运营产生过大冲击。

此外,考虑到国务院和财政部门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要求,对极个别仍然存在设立、募资和投资进度缓慢的子基金,我们通过约谈子基金管理人督促其加快进度;对超过期限的子基金,深创投将按照相关规定和协议约定进行清理。

《财经》:政府引导基金目前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对于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深创投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倪泽望:当下,政府引导基金新变化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量和规模方面,2014年-2016年,政府引导基金呈井喷式增长,但自2017年开始新增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及规模均呈下降趋势。二是发展方向方面,地市级政府引导基金逐渐由综合性基金向专业化基金转变。三是对子基金管理方面,对子基金的管理规范化要求越来越高,对存量子基金的清理力度越来越大,一些地区对子基金返投的限制呈放宽态势。四是政府监管方面,政府越来越强化政府引导基金预算约束、绩效管理和社会公开,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监管越来越严格。

对于市场化,深创投做了以下探索实践,一是引领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产业发展方式的创新变革。从无偿或低息借款等方式转变为市场化股权投资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二是子基金遴选和投资决策市场化。对创新创业类和新兴产业类子基金,按照市场化方式经过公开征集、尽职调查、投资决策和社会公示等程序进行遴选和投资决策。此外,也包括投后管理市场化和提供市场化增值服务等。

同时,一些方面也有待改进,比如引导基金对子基金市场化运作与返投等政策目标完成进度在节奏协调把握方面尚待进一步加强。

《财经》:引导基金经历了成立浪潮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随着引导基金步入退出期,下一步的挑战是什么?

倪泽望:下一步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退出量大。2015年以来,引导基金数量和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现在陆续步入退出期。第三方数据显示,现在的基金募资中政府出资和社会出资的比例约为7:3,政府引导基金集中退出需求与有限的社会资本存在天然的不匹配。

二是到期退出难。子基金所投项目退出路径有限间接导致政府引导基金到期难以从子基金正常清算退出。

三是问题基金强制退出难。在子基金特定严重违约的情况下,财政资金一般要求强制退出,但出现重大问题的子基金,大多无足额可供分配资金,同时子基金管理机构多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承担有限责任,问题基金的资产难以覆盖其全部债务,引导基金强制退出问题基金的难度大。

针对上述挑战,我们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退出渠道,包括加快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大力发展并购交易市场和积极推动私募股权二级交易等。二是大力发展S基金,加强信息公开,鼓励一级市场证券化,政府牵头出资鼓励社会资本共同成立S基金,政府参与的S基金适当打破项目地域限制。三是完善基金监管政策,建设市场诚信体系,营造基金管理人合规审慎运营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防范和减少因基金管理人道德风险而导致的重大违约行为。

科创板与注册制

《财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19年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如何理解注册制时代的变化?

倪泽望:注册制改革无疑会对创业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一是投资退出通道更加畅通;二是收窄了一二级市场的套利空间。2019年科创板开板,首批25家上市公司,我们投资了4家。截至2021年6月底,深创投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的被投项目分别是20家和60家,约占科创板和创业板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6.6%和6.1%。

《财经》:过去几年,高瓴资本成立高瓴创投,红杉中国成立并购基金,这代表了什么趋势?

倪泽望:投资阶段的延伸本质上是专业化能力的延伸。深创投也在沿着创投产业链向两端拓展,布局和尝试新的业务。除了传统的创业投资业务,我们还设立了天使基金、并购基金、母基金和S基金,同时深创投也设立了公募基金和不动产基金。今年6月,深创投完成了全国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ITs项目之一、深交所首单仓储物流公募REITs——红土创新盐田港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上市工作。

《财经》:深创投错过了深圳本地的腾讯和顺丰,为什么?你如何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投资机会?

倪泽望:关于错过腾讯和顺丰,比较遗憾,但这就是风险投资,有成功也会有遗憾。过往,我们比较偏向“硬科技”类投资,互联网不是优势领域,但我们也在努力把握这一领域的机会,比如投资了腾讯音乐。如今,互联网红利开始退去,数字化浪潮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

其中,基础设施方面,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和物联网等带来了新的建设需求,深创投在通信射频前端、光通讯模块、滤波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安全和智能运维等方向有所布局,比如投资了中新赛克、奇安信和澜起科技等。数字化应用方面,关注智能营销、智能客服、电子合同和电子发票等细分领域,投资项目包括北森云、高灯科技和e签宝等。

《财经》:深创投今年上半年投资和退出情况如何,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项目?

倪泽望:今年上半年,深创投集团投资了84个项目,投资金额约50亿元,投资项目数量和投资金额同比大幅增加。其中投资项目数量增加了53%,投资金额增加幅度150%。上半年在华北、华东和广东3个重点区域的投资项目数量占比超过七成。

退出方面,上半年退出项目共20个,其中上市退出10个;退出资金规模约45亿。退出项目数量比去年同期提升40%,退出金额比去年同期提高5%。

关于印象深刻的项目,一是亚辉龙,这是一家中国体外诊断产品提供商,深创投从2016年起先后三轮参与亚辉龙融资。二是奈雪的茶,中国经济走向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国产替代”机会不仅存在于信息科技、高端装备和生物医药等领域,还存在于消费领域。为此,深创投今年专门设立了大消费投资部,加大对消费领域的研究与投资。

《财经》:深创投基金管理规模多少,可否透露下IRR?

倪泽望:截至6月底,深创投集团管理资金总规模约4100亿元,其中私募股权基金规模近3600亿元,包括2000多亿元的私募股权母基金和1000多亿元的创投基金。深创投近年来主力创投基金平均IRR(内部收益率)在30%左右。

《财经》:深创投当下投资方向是什么,投资策略是什么?

倪泽望:我们的投资方向主要包括七大领域,分别是信息科技、互联网、生物技术和健康、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新材料、消费品和现代服务以及智能制造。投资阶段方面,我们主要投资初创期、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企业。投资地域以大湾区、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为重心。

《财经》:深创投近几年先后成立了中美基金和中韩基金等,对于本土创投国际化,你的建议是什么?

倪泽望:事实上,除了上述两只基金,深创投还与SOSV合作,共同管理一只天使基金。深创投是国内最早探索国际化业务的人民币基金之一。我们在2002年就设立了第一只国际化基金,也就是中新基金。

经验方面,一是开展国际化业务一定要注入中国元素,中国是全球经济的核心增长点之一,这是我们与国外机构谈判以及合作的最大筹码。二是遵守国际惯例,按照规矩办事。三是避免盲目投资,境外团队以当地人员为主。

此外,国际化目前面临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制度与国际惯例不完全接轨等,比如薪酬体系限制、外籍员工任职存在政策性障碍等。同时也有资金出境的便利性问题,当下资金出境相对繁琐,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周期较长,可能错过投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改革落地,有望提高投资资金出境便利性。

《财经》:深创投过去二十年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

倪泽望:深创投成立于1999年,作为国内第一批人民币基金,已经走过二十余载。最艰难的时期可能是2004年-2006年,当时A股市场处于股权分置状态,再加上创业板政策一波三折,投资项目难以退出。我们一方面处理委托理财等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筹措资金坚持投资,股权分置改革后,才彻底解决了退出的主渠道问题。

(本文刊于7月19日《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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