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李铁谈城市

作者 | 李铁   编辑 | 朱弢

2021年08月12日 16:28  

本文3752字,约5分钟

城市政府的需求只是智慧应用的一小部分,而更广泛的需求是来自于市场的。因此,智慧城市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的服务体系。

智慧城市的概念近些年在国内得到广泛关注。许多IT和互联网企业纷纷成立了智慧城市研发和推广部门,一些城市政府也在研究制定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规划,其中有一些已经宣布建成了“城市大脑”。

人们通常以为,城市政府建立起一套大数据中心就是智慧城市,其实很多人并不理解智慧城市的内涵是什么。

这也并不奇怪,毕竟智慧城市是新生事物,而且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遵循。但是,如果不能澄清智慧城市发展中的一些误区,可能会落入传统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的窠臼。

智慧城市首先要拓展数据来源

先举几个关于智慧城市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就是这次郑州暴雨洪灾出现的问题。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此前新闻报道曾经宣传过的京广路隧道的智慧化工程,其中包括综合业务展示、隐患感知、事物感知、隧道定位模块、应急管理、信息多渠道、移动App等等。这些概念特别新,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在此次大雨中,京广路隧道有200多辆车拥堵被淹,并导致6人遇难。

需要反思这场悲剧,为什么城市耗资建设的智慧项目没有发挥作用?未来的智慧城市和数字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和防范哪些问题?

第二个案例也是在郑州暴雨中的一个自救案例。一辆轿车在积水中熄火,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姥姥被困在车中。后来,孩子的母亲根据姥姥提供的周围店铺的名字,搜索外卖和点评软件,最终确定了车辆被困的位置,并向附近商铺人员寻求帮助,最终祖孙三人被救。这件事实现了智慧化的最有效利用。

这个案例其实说明了真正的智慧城市已经存在,并在防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和人们通常所说的建设了多少智慧城市项目和展示设施并没有什么关系。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数据规模不同。所谓的智慧隧道里肯定有摄像头,也可能有大屏监测系统,但是为什么在灾害发生的时候都失灵了。而通过互联网数据的自救却成功了,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第三个案例是新冠疫情防治。疫情从2020年初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半。中国抗疫的最有效措施来自于举国之下的疫情管制。随着经验的积累,使和疫情的管制更加科学了,这建立在对疫情源头进行有效的数据跟踪的基础上。比如,北京的健康宝是依托移动、电信和联通三大通信公司的数据。而江苏、浙江利用的是支付宝的数据。因为有了庞大的数据规模,才可以做到对疫情密接人群进行有效追踪。这其实也是实现城市智慧化治理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建立所谓智慧社区,但事实上已经发挥了作用。因为已经存在着万物互联的网络感知系统、信息感知系统,以及海量的手机信令和互联网用户,这就是我们现在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

上面几个案例引出一个问题:应该如何认识智慧城市?

据我所知,中国很多城市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和其他类型的智慧城市项目。虽然也有不少项目是成功的,但是不得不说,仍然有巨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当涉及到市民的各种服务时。

比如,北京有几千个智慧社区,安徽合肥也有上千个,我参观过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智慧社区的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一个个孤立的数据空间,其数据来源以本社区居民为主。还有很多城市建立了智慧城市控制中心和展示系统,但也基本是以政府内部的办公系统数据为基础。

然而,城市治理所需要的数据是开放和流动的,源于各种要素是开放的。目前城市依托的相对封闭和物理的数据,无法在广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领域得到充分利用,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出现时无法及时发挥作用。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城市的智慧中心在交通、治安等少数领域确实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很多人忽视了庞大的手机信令和互联网数据的价值。比如中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16亿。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城市区域的人口研究和规划研究,通过手机信令获得的数据,几乎可以实现人口全覆盖。另外,微信的国内用户已经达到了10亿,支付宝的活跃用户也有将近10亿。这么多的用户,这么庞大的数据,除了疫情和一些专业需求,尚未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应用,包括在城市治理、应急管理方面的应用。

2012年的北京7·21暴雨时,一名车主在广渠门桥下溺亡事件发生后,我就提出,可以用互联网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来建立应急监测体系,但9年后,还是发生了京广路隧道被淹的悲剧。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企业内部的数据系统还不适应开放的社会应用格局,数据的利用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此外,很多城市政府和社区都希望自己投资建立一套控制中心,但是由于数据有限和相对封闭的特点,这些智慧中心往往变成了一种摆设,无法实现开放性管理,也无法在突发性事件中发挥作用。

因此,实现智慧城市首先要解决数据和信息来源的问题。如上所述,通信公司和互联网企业拥有拥有最庞大而最重要的数据。另外,还有一些数据源,比如说各种摄像头、物理感应系统等支撑的硬件数据,那么,这些数据之间如何进行连接,能够形成对城市治理的综合服务,目前还有待探索。值得注意的是,智慧城市不能仅局限于政府部门和各类上报数据,而应把原本封闭的数据空间相对开放,更好地利用社会化的手机信令和互联网数据。

我们曾经做过北京一个区的人口统计,通过互联网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就可以知道每分每秒你人在哪里、去了哪里、停留多久等行动轨迹。当然这是通过大数据的形式掌握的。除非得到特别授权,或者是应对重大的突发性事件,比如对疫情密接者的跟踪等时,才能追踪个人行动轨迹。当掌握了这些信息,数据利用范围就会大大地扩大,城市的智慧水平就会大幅度提高。要实现这点,需要彻底转变观念,不能依赖于传统的以物理感应系统为基础的监测体系。而是要将流动的、开放的手机信令和互联网大数据纳入其中。这对于未来智慧城市依托于更广覆盖的数据系统尤为关键。

智慧城市应是开放的系统

如果以互联网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再结合物理感测系统,就能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以及相关的市场化服务。其中的关键就是,就是要建一个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智慧化服务体系。

按照传统做法,建立一个智慧社区系统时,主要考虑了这个社区有多少人,追求把每个人都纳入管理系统。但这忽略了社区是个开放的空间,它需要是个开放的数据体系。强调一下我的观点,城市政府的需求只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智慧应用的一小部分,而最广泛的需求是来自于市场的。

首先,政府不创造收益,因而不会激发出新的需求,但市场可以。因此智慧城市的应用内容会越来越广泛。其次,对人的各种智慧化服务要建立在开放的数据体系下。基于这两点,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过去几十年,人们都习惯于政府自己投资去建设一些项目,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最后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闲置。我参观了很多智慧城市项目,其中有一些是有人来参观时才把灯光和设施打开,在相关的负责人详细地介绍项目情况后,人走灯灭。这样的智慧城市项目耗费了大量资金,却完全成了摆设。

根据我的亲身体会,尽管很多国家的智慧城市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但也有很多好的经验。例如,国外一些城市的智慧控制中心是市场化运作的。在智慧控制中心旁边有一个小房间专门给政府工作人员使用。政府工作人员主要的工作是提出各种需求,而控制中心的管理主要由企业来负责。因为涉及数据利用与收益回报,企业会想尽办法把它的应用放大。而政府自己投资的项目不以创造收益为目标,同时还要占用资金和资源。

因此,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及资源消耗考虑,未来在建立数字城市的智慧服务体系,更多实现社会化服务方面,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第一要以人为本,各种规划,包括数字和智慧城市的转型目标,要方便市民的使用。同时,只有通过发掘人们的需求,才会寻找出新的发展空间和应用空间,也才会实现技术的变革和创新,这些单靠政府是做不到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需求方可以刺激市场主体去推动技术的进步和更广泛的运用。

第二要降低成本。许多城市的管理者的思维方式往往存在误区,执着于自己投入自己建设。过去花了很多钱去建设景观工程,导致出现大量政绩工程。现在智慧和数字城市建设中也出现了类似迹象。如果这个观念不转变,那城市的治理路径也无法实现转型。所以在现实中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尊重市场,二是要降低成本,才能使得智慧城市得到有效,且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数据利用规模的扩大,肯定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如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问题,还可能会产生一些突发事件。中央政府最近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也正在对数据安全和一些互联网行业加强监管。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也要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做好监管和服务。因此,充分地发挥市场主体手中数据的利用价值,同时不断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两者并行不悖。

必须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谈到智慧城市时,更多是理念,实施起来举步维艰。其中有观念和价值观的问题,例如如何判断公共利益和隐私之间的关系。也有利益集团的干预。但是我讲起每一个中国故事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国际场合,都会得到各国参会代表的关注和认同,为什么?因为中国做到了他们所做不到的事。因为我们有着包容的政府、强大的互联网应用市场和巨大的创新空间。未来如果能充分地利用这些中国特有的优势,实现政府和市场有机融合,中国未来的智慧城市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本文根据作者在大兴机场临空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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