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晚，新华社发布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的消息。这次会议看点颇多，其中关于调整收入与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容受到公众广泛关注。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什么是“三次分配”？这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引发了热议。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个新词，而在经济学界，“三次分配”这个词、这种分配早就存在了。且不说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再次、三次分配已行之有年，中国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早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就提出三次分配的理论，以后在多个场合重复和强调。厉以宁认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
我的理解，可以用三个关键字来概括初次、再次、三次分配，即“酬、税、捐”。“酬”指一个人在市场上通过为雇主工作或经商、投资获得的收入，可称之为广义上的报酬，通俗地讲是所有赚到的钱；“税”指政府征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用法律对征税、纳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纳税者必须履行这一义务；征税机关对具体的纳税人和纳税行为不付酬（包括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不能说交税多的人在政治权利上也高人一等；国家征税对课税对象、程序、额度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范，固定下来就不许法外变更。征税机关既不能让纳税人多交规定之外的税，而纳税人想减免纳税需于法有据，要通过严格的程序。“捐”即捐赠，和再次分配即税收相比，要柔性得多。法律和公权力机关不应强制个人捐赠（受到道德和舆论的压力而捐是另一回事），捐多少由捐赠人自愿，捐赠者往往能获得一些奖励。
对初次、再次、三次分配的权重，各国政府有不同的选择。有些国家更重视通过市场要素分配，鼓励能人挣钱，采取低税收制度，这样的弊病是容易导致贫富悬殊。因为受教育程度、家庭出身、天赋、能力乃至运气的不同，每个人在市场上挣到的钱差距甚大，对那些弱势者，如果政府不采取第二次分配的形式，予以救济，那么穷人一多，社会不会安宁，富人也没有安全感；有些国家则更重视第二次即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来进行分配，这样的弊端可能会挫伤一些能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纵容一些懒人享受政府的福利。两种选择很难说孰优孰劣，每个国家的政府选择哪一种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民意关系甚大。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政府的征税力度和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匹配，低税收则低福利，高税收则高福利，不能高税收却向国民提供低福利。
初次、再次、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能否促使社会繁荣与稳定，我以为其核心要素皆为是否公平，但公平在这三种分配中，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初次分配即按市场要素来分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公平、安全和稳定的预期”。在市场竞争中的公平是规则的公平、程序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公平，即国家的法治体系公正、透明，其最重要一点是保护每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使任何市场主体的产权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让破坏市场规则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法律和政策有其稳定性，每个人对打工、经商、投资有合理而稳定的预期，而不是朝令夕改，让人对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忧虑。
再次分配即政府征税所要体现的公平，一是征收的法律是公正的，过程是透明的，征收的对象和额度之规定不至于影响市场的活力；二是收到的税之使用是公正、高效的。常说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人民”是个集合体，其中包括不同的利益群体，“人民”中的每个群体、每个人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比如，收来的税用来修建更好的公路（这显然有利于有车一族）和用来发低保或失业金，如何分配更合适，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意见，如何形成合适的决策，这就需要政治制度来保障了。还有一项更重要，就是纳税者的义务和权利应该平衡。不能政府在课税的时候强调公民有纳税义务，而在行使权力时却不能有效地接受所有纳税者的监督与批评。
三次分配主要是靠捐赠。捐赠，当然要应当自愿，逼捐非捐。这需要建立一种良好的慈善文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一种文化的建设需要足够的时间，也需要政策的引导。我估计不久的将来，国家可能会出台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的法律法规，并配套捐赠免税的措施。——这样的做法在许多国家已实施了多年，效果不错。三次分配有赖于有钱人自愿掏钱，那么这样的分配所体现的公平，应该是社会评价的公平。我们应当承认，在创造社会财富、推进社会发展中，企业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任何国家都会有一部分人通过非法方式致富，这种现象应归因于法治体系有漏洞）。不能一方面整个社会流行的是“资本家是万恶的”、痛斥“为富不仁”的论调，另一方又希望富人或曰企业家慷慨捐赠。当一个群体再怎么捐赠也换不来尊重，谁会乐意？
比较分析这三类分配，我认为初次分配是根基。只有一个活跃的、良好的、对个人产权有严格保护的市场，才能让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一些有创新能力、善于经营的人脱颖而出，安全地获得财富，也安全地享有财富，从而增进整个的社会的财富总量。如此，再次分配、三次分配才有丰沛的源泉，而不至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