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发展加速。一次偶然，成就了广东的一场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报告。北京的一位党校教授说，主要是私营企业在创造财富，我对此感到惊讶。但每去一次，我都能更强烈地感觉到中国谋求增长和进步是认真的。
印象最深的是首个在中国的咨询项目，我们当时要为常州市武进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招募德国投资者。当我第一次去武进的时候，那块要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地方只是一片空地，偶有几处民房。18个月后我再去时，那里已经建起一所大学，有6个学院。武进人明白什么重要，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吸引寻找低成本的投资者，而是吸引那些有高要求的生产企业，而且还需要有与此相匹配的高素质的员工，所以第一步就是先建大学。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见图7-3）
图7-3 2004年武进领导团访问波恩（背景为莱茵河，右一为西蒙顾和管理咨询公司北京分公司负责人陈凡）
那几年我在中国也参观了很多工厂，成千上万的工人从事着简单的工作。我记得有一个工厂，生产了1.6亿只用于手机的麦克风和喇叭。那时候中国仅靠低成本和低价格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产品简单，质量不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东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生产剪刀和指甲刀，在这一领域成为世界第一。企业主有6家工厂生产这一简单的产品，销售主要靠杭州的一家销售公司，还有就是参加欧洲和美国的同业展览，竞争优势就是价格低，这家企业的策略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企业：价低量大。为了取得现象级的增长，低价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这位生产剪刀和指甲刀的企业主也见证了低价策略的衰落。当我几年之后再见到他时，他对我说，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他的成本急剧增加，但他无法把增加的成本转嫁到价格上，因为他没有过硬的品牌，他的客户开始从更廉价的国家采购，如越南、孟加拉等国。加上员工队伍不稳定，其他企业出更高的工资拉走了他大量员工。最终，他停止了生产，转而成立了一家培训企业。今天，这家企业由他从美国读书回来的女儿管理。这样的例子也说明，中国企业有很高的灵活性。
即便廉价工厂沉沦，中国的出口依然保持强劲增长。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第一次成为出口世界冠军。这些年，我在中国做了很多次报告，宣讲德国中小企业，尤其是隐形冠军企业的战略和价格策略。我参观了各种各样的企业，注意到这些企业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即便看到的现代化企业越来越多，但也有一些企业仍很传统。来自广州的邓地教授经常陪我参观，他在暨南大学教课，自学英语，而且学得非常好。于是，他担任我的导游兼翻译。他到德国看我，也亲自了解了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自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友谊。邓地教授成为有关隐形冠军企业的中国专家，照片是邓地教授和他的一名同事2006年与我在广州。（见图7-4）
下面是我在这些参观中留下的印象。在长沙，邓教授的老家，我参观了三一重工混凝土泵车厂。三一重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为这一领域的世界市场领导者，夺走了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家企业的现代化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照片（见图7-5）是三一重工的管理团队，右三是三一重工集团总裁唐修国，左二为邓地教授。
该公司采用了最好的组件，如博世力士乐的液压系统、西门子的操控设备、沃尔沃的卡车底盘等，生产流程也是最新的，因为几乎是同样的翻版，我几个月前恰好在瑞典的斯堪尼亚样板工厂见过。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了德国的混凝土泵车世界市场领导者普茨迈斯特，这一合作发展很好，这一点得到了普茨迈斯特创始人卡尔·施莱希特（Karl Schlecht）对我的亲口证实，相信他割舍了“自己的孩子”，心情应该很沉重。
生活在像德国这样一个小国家的人，很难想象14亿人口意味着什么。和邓地教授一起的一次旅行，给了我一个“原来如此”的经历。我们坐火车从山东省省会济南去北京，当我们在北京下车时，我们名副其实地没入了“人海”，我很少见到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我看不到邓教授了，好在我的个子高出了人群，邓教授找到了我。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和夫人塞西莉娅一起去参观，突然眼前人山人海，对我们德国人和欧洲人来说，这种情况太不习惯，塞西莉娅感到恐惧，不过，好在并没有发生什么。在上海乘地铁时更需要当心一点，因为在地铁里人群更会相互拥挤，拼抢位置。这对我来说太不寻常了，但也还能应付得来。
自那时起，中国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每一次，当我重返中国时，中国的进步、新的建筑、最现代的工厂，都令我惊讶到不能自拔。到处可见现代的高速铁路、炫目的机场和同样非常现代的停车场。几年来，我特别关注中国的出口发展，中国在出口方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片光明。如果不只看一年的出口数据，而是看10年的话，2008～2017年，中国更是绝对的世界第一。第二位，美国和德国接近。可以说，中国和德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虽然中国和德国企业的对策完全不同，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德国企业在中国开设工厂，开发中国市场，仅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就有280家德国企业落户，开设了200多个工厂。克恩–里伯斯（Kern-Liebers），这个生产安全带弹簧的隐形冠军企业和世界市场领导者，于1993年作为德国第一家企业在太仓落户。同年，菲尼克斯电气（Phoenix Contact）—电子接口技术领域隐形冠军企业，在南京开设了第一家工厂。跟随这些先锋，数千家德国企业接踵而至，至今已有6000家企业落户中国，其中约2000家开设了自己的工厂。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德国并没有太多值得一提的投入。三一重工首先在科隆附近设厂，但这家工厂并没有按计划投产，因为工厂开建后不久，三一重工便收购了普茨迈斯特公司，在德国拥有了足够的生产能力。但这在不久的将来会很快改变，目前有多家中国企业，正在德国拟建或在建工厂。
中国企业国际化起步较晚，方式也不尽相同，方式之一便是并购德国企业。2014～2017年，共有162家德国企业被中国企业并购，同一时间只有31家中国企业被德国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这一策略很有意义。相反，在德国建新工厂意义不大。通过并购，中国企业一举获得了足够的产能、经验和品牌，某种程度上跨越了发展阶梯。今天大约有2000家中国企业在德国落户，最重要的基地是杜塞尔多夫，其次是法兰克福。
2016年，杨一安、陈雷和汤拯发表了一份报告，对3家被中国企业并购的德国企业做了调查。第一个案例是杜克普爱华（Dürkopp Adler）于2005年被中国上工申贝集团收购，中国企业主让杜克普爱华这家工业缝纫机世界市场领导者取得了长期成功。第二个案例是2011年均胜电子收购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普瑞（Preh），随后收购消费电子和技术服务公司“Technisat”以及自动化技术生产企业“IMA”，均胜电子引领3家企业在世界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市场取得极大成功。第三个案例是消防车生产商齐格勒（Ziegler）于2013年被中集集团收购，这一案例成功的迹象也在逐步显现。
最新的并购，如美的并购领先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库卡（Kuka）、中国化工集团并购注塑机世界领军企业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潍柴集团并购世界第二大铲车生产厂家凯傲（Kion）等。虽然现在对这些并购做出评价还为时尚早，但我总体的印象是中国并购者对德国企业的管理非常明智，他们让这些企业，其中很多是隐形冠军企业，保持独立，不过多加以干涉。另外，他们不仅放弃从这些企业抽走资金（与美国的私募基金正相反），反而向这些企业注资，以促进并购企业的增长。这些中德合作迄今总体良好，这一点我不仅从与德国企业经理的谈话中，也从与中国企业领导的谈话中得到了证实。看来，中国和德国似乎很般配。
（本文选编自《全球化之旅》机械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