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执法”，这个词组不新鲜，近日又在网络上“热”了起来。
9月8日，央视报道了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发现内蒙古一些地区交警执法存在不规范、随意性大等问题。督查组在内蒙古自治区暗访时发现，部分交警在道路上设置临时检查点，对途经的货车逐一拦停，并以“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理由实施处罚。而现场的司机大多都系着安全带，或者并没有罚单上列举的违法行为。在罚款现场，无论是司机还是督查组人员，都没有听到交警就处罚理由给予反馈和说明。今年8月，山西介休市交警自曝“赶任务，罚一次管三个月”。
因为被国务院督查组抓了个现行，又被央视报道了，当地公安部门反应可谓迅速。9月9日凌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派出3个工作组赴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调查发现，一些地区交警过度执法、随意执法、逐利执法、“降格处罚”等不规范现象突出。忽视执法规范化、正规化建设，歪曲“减量控大”专项整治行动目的，严重损害了全区公安交管队伍形象，也暴露出队伍管理制度不落实、监管缺位等问题。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要求涉事地区公安局对分管交通管理的副局长、交警大队长、相关派出所所长和民警辅警停止执行职务，其他被曝光的两地对相关官员也做出类似的处理。
看完这些报道，我想不少人和笔者有这样的疑问：难道在国务院督查组暗访、中央媒体予以报道之前，这些地方的政府及公安部门对辖区内存在交警逐利执法就一无所知？央视报道的画面中，一名货车司机说：“拦下来啥也没说就说出示行驶证驾驶证。我把行驶证驾驶证递给人家，人家给打出一个罚款单，这都习惯了。”可见此类行为存在有一段时间了，也非个别交警所为。为什么要等到国务院派来的督查组暗访、曝光，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才急忙采取行动，此前干嘛去了？这种行动是认识到错误迅速纠正，还是针对上级和舆论的压力一种表态式公关？
如果说，在古代由于交通阻隔，信息传达不便，某个县衙的胥吏出城后鱼肉乡民，乡村离县城、府城很远，多数乡民不识字连一份举报材料都不会写，不得不忍受胥吏的敲诈，知县、知府不能及时知道胥吏在乡下之所为，尚可理解。现在是什么时代？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已有二十年了，几乎人人能用智能手机拍照录像，各级公安部门内部有健全的纪检、督察系统，也建立了群众意见收集、反馈的渠道。此前应该有不少货车司机在这三个地区被逐利式执法，我就不相信，没人向当地公安机关及地方纪检监察部门反映。可是，面对违法罚款，司机说出“这都习惯了”，背后有几多辛酸、无奈呀？
全国范围内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已开展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若说被曝光的那三地公安机关未能组织学习，贯彻实施，我同样不相信。我随便在网上查一下，就找到不少三地公安机关教育整顿的正面报道。如今年4月26日“澎湃新闻”转发了“平安锡盟”的一篇报道，题为《锡盟公安局组织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推进会》。在4月23日的这次会议上，行署副盟长、盟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坚持开门搞整顿，坚持把顽瘴痼疾整治作为取信于民的重要举措，让群众举报、受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要坚持在组织查处上发力，扩大线索核查范围，增强线索核查力度，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可教育整顿还在进行之中，督查组暗访，随机就能查到当地交警的枉法行为，随机就能找到几匹“害群之马”，教育整顿的效果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存在的关键在于“逐利”二字。如果一个人或一个部门掌握着执法权，这种权力可以拿来为自己和本部门谋取利益，那么要抵抗住这种诱惑，靠道德上的自律和思想上的教育远远不够，因为普遍的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应当在制度设计上，使得执法者一旦逐利执法，将要受到的惩罚甚于所获取的利益，这就需要真正解决权力日常运行中的制约和监督问题。以交警执法为例，如果任何交警有执法逐利行为，群众一旦举报就能查处，谁还敢乱执法呢？假若这种举报和查处多数时候只是内部循环，那举报的效果可想而知。
据督查组了解到，当地公安部门对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次数做出最低数量要求。这种对下属部门执法采取“分配指标”的考核方式，导致的后果很可能不仅不会减少随意执法和逐利执法，甚至会让一线执法者认为是上级默许其这样做，为了完成任务，“罚良冒功”的事不难发生。
内蒙古、山西是中国的能源和矿产大省（区），交警过度执法、随意执法、逐利执法的对象主要是货车司机，这对当地的营商环境破坏很大。羊毛出在羊身上，司机缴纳的罚款一定会转嫁到物流成本上，长此以往，当地的产品将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番道理，当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和一线执法者未必不懂。但营商环境是公共牧地，其生态变好对自己未必有即得的、看得见的好处，而以执法权来逐利，对本部门和本人而言，好处很快就能变现。如果不从制约和监督上解决这一最根本的顽瘴痼疾，那么经督查组查实、央视曝光的违法行为和相关人员被迅速、严肃处理后，接下来呢？毕竟，国务院督查组不常来，而日常执法随时随地都在进行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