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上讲，美国的反恐战争，时至今日已结束。
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的研究数据显示，自“911”事件至2022年底，美国用于战争的花费将达4.7万亿美元，这其中还未计入战争筹资产生的债务利息（1.1万亿美元）和退伍军人医疗费（2.2万亿美元）。至于人们付出的代价，则包括929000人死于战争、38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国债也暴增，2001年9月时仅为5.8万亿美元（占GDP的54.9%），到2021年8月达到了28.4万亿美元（占GDP的135.7%）。
尽管反恐战争造成了如此规模的经济和生命损失，与即将到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相比，也只是微不足道。战争也加剧了气候变暖。布朗大学的上述研究表明，“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机构消费者，也是气候变化的关键责任方之一。从2001年到2017年，也即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并入侵阿富汗以来的数据可用年份，美国军方排放了12亿公吨的温室气体。”
近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第六次评估报告中警告，留给地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已所剩无多。这不仅牵涉某个国家，而是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危机。应如同应对新冠疫情那样，倾整个政府和全社会之力，采取果断行动来打赢气候变化这场战争。
欧盟已付诸行动，制定了《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欧盟看清了问题本质：“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到2050年，全世界的消耗规模将需要三个地球的资源才够供应。全球对生物量、化石燃料、金属和矿物等材料的消耗，预计将在未来40年翻一番；而到2050年，每年的废物产生量预计将增加70%。”
2020年，全球军费开支为2万亿美元，是能源转型支出的四倍。前者会增加全球碳排放，并造成更多的生命损失和自然破坏，后者却能改善我们共同的命运。
那么，为什么应该由企业领导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呢？
简单答案是，商业界制造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消费品，也包括战争工具。根据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的数据，自1998年以来，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71%来自仅仅100家私营和国有企业。产品对环境造成何种影响，高达八成决定于设计阶段，因此商业部门可以快速重新设计出绿色产品。这是盈利机会。
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或政界根本没有统一行动。哈佛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在他2020年出版的一本政治学著作中这样写道：“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的政治体系是一套公共建制，拥有源自宪法的崇高原则和公正规则。实际上，它已成为一个由教条主导的私营行业……无法为美国面临的重大经济和社会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更无从谈起。
迈克尔·波特认识到，寻找气候变暖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科学或商业模式上的障碍。更让人惊讶的是，资金也不是问题，应对疫情和金融危机的钱就来自于中央银行。我们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与此同时富人变得越来越富有，而社会底层的人们却在为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买单——他们正失去家园和工作。
无论对政治家还是企业来说，这都不可持续。
2012年，亿万富商理查德·布兰森声称：“阻止气候变化的唯一选择是让企业界能够从中赚钱。”在经历过今年的疫情以及飓风、森林火灾和洪水之后，世界各地的企业都意识到，除了在其商业模式中容纳进气候变化因素之外，已经别无选择。罔顾现实的“一切照旧”思想，已迅速被适应现实和缓解问题的思路所取代。
改变人们心态的原因之一是金融业意识到气候变化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他们创建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以通过披露财务信息来迫使企业界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工作组在第一份报告中指出，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造成了6400亿美元的损失，到2100年，将有高达43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面临风险。
既然政界不堪重任，唯一可领导气候变化行动的就是企业部门。当然，企业负责人本身并不是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因为许多公司由机构基金拥有。排在前500名的资产管理公司，掌控超过104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43%就控制在前20家公司手中。因此，只需要说服少数大企业主采取行动，就能给应对气候的行动带来重大影响。
一个例子表明，全球富人采取严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仅有可能，而且很可行。
亚马逊森林之所以正迅速消失，应归咎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和他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盟友。亚马逊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土壤，蓄积了相当于四五年时间内的人造碳排放总量，也就是有高达2000亿吨的碳。以每吨碳50美元的价格计算，亚马逊对世界上的每个人来说价值10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亚马逊公司的市值现在为1.8万亿美元。2019年，全球前1%的富人拥有173.3万亿美元，几乎是全球GDP的两倍。
是否会有善良的亿万富翁联合起来，把亚马逊森林从巴西手中买下来？目前巴西的总外债为5480亿美元。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气候变暖事关生死，容不得玩笑。如果商界不对气候之战严阵以待，那么只能争先恐后地加入由布兰森或杰夫·贝索斯组织的下次太空飞行，一如在喀布尔发生的一切。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