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将如何影响全球气候行动

作者 | 谭浩   编辑 | 马克

2021年10月18日 18:36  

本文2263字,约3分钟

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美之间既可能形成“建设性竞争关系”,也可能形成“破坏性竞争关系”。

巴黎协定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将于10月31日—11月12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气候问题的国际合作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中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行动,不仅影响到COP26能否成功,而且会对下一阶段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起到关键作用。

拜登政府上任不久,气候问题就被定位为中美可以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在此后的大半年间,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互动有如过山车起伏。今年4月,在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随后习近平主席应邀参加了拜登总统倡议组织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习主席在气候峰会的演讲中指出,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强化自身行动,提升合作水平,在实现全球碳中和新征程中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一表态使得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显得颇为乐观。

然而,美国坚持对华政策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操作招致中方反弹,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7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表示,美国不能“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今年9月,克里再次访华,寻求中国对COP26大会的支持,并希望中方不再资助海外煤电项目。在视频会见中,中国外长王毅向克里指出,“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考虑到中美在其他领域正在加剧的竞争,这次交锋预示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将面临重大挑战。

然而就在克里返回美国一周后,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总统通电话,通话中双方都表达了在气候问题上合作的意愿。习近平在9月21日联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宣布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一承诺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好评。

这大半年来的起伏,显示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中美两国的竞争关系,也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从正面影响来说,一些学者认为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可能形成所谓“建设性的竞争关系”。即,双方将竞相加大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以占领新兴产业的高地;竞相开展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合作和援助,以构建各自的国际联盟;竞相推进本国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以展现各自制度的优越性。尽管这些行动符合本国利益,采取这些行动的动机主要是为提升本国竞争优势,但是这些竞争性行为的后果,客观上有益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除了这种“建设性竞争关系”,笔者认为也不能忽视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形成“破坏性竞争关系”的可能。首先,中美两国的竞争可能增加技术流动和扩散的困难,中美两国相互的技术封锁会导致清洁能源技术的重复投资和资源的浪费。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可能难以达成全球的统一标准。由于市场分割造成新的技术、产品更加难以达到经济规模和成本下降,从而延迟新能源技术对旧能源技术替代。

其次,中美两国的竞争将影响全球性的气候治理机制的建立及其有效运转。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属性,气候行动的成本和收益对各国而言相差很大。如果没有一个各国共同支持的国际治理机制,包括明确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义务、权力和采取多边行动的计划,气候行动很难在全球推进,而中美合作是形成这一国际治理机制的关键。换而言之,中美两国间信任程度的下降,将对形成一个有效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增加难度。

最后,双方在本国进一步推进气候行动也会受到两国竞争关系的影响。在美国,持对华强硬立场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反对拜登政府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寻求合作,认为会损害美国在其他领域的利益。在中国,也一直有一部分人认为气候问题是西方编造出来忽悠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制约中国发展。在中美对抗加剧的情况下,这些舆论会影响两国气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当然,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未来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合作和竞争——包括建设性和破坏性竞争——并存。国际经贸领域的一些新动向,也会对中美在气候行动上的关系起到影响。比如欧盟正在加紧制定碳关税,如果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继跟进的话,全球范围内的碳关税将影响高耗能、高排放出口产品的成本结构,使清洁能源技术以及使用清洁能源制造的产品经济性提升,各国的减排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将更具有建设性竞争的特征。

此外,中国已经开始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如果未来CPTPP等国际组织成为有效的国际合作平台,并提高对经贸活动环境影响要求的门槛,会对构建各国在气候问题上健康的竞争关系起到推动作用。

最后,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气候治理中可以“主动出击”,比如要求发达国家履行之前作出的每年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承诺。这可以成为中国发挥国际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措施。

(作者为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和全球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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