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家媒体报道，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于美国科罗拉多时间11月3日逝世，享年91岁。
学者赵士林曾撰文介绍李泽厚先生及其创见，称其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最有学术原创性的哲学家、思想史家与美学家。”此说毫不为过，李泽厚的美学代表作包括《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哲学领域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思想史领域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些作品均为相关领域的扛鼎之作。
李泽厚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美学，将“实践”范畴引入了美学研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就崭露头角。到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美学大讨论时，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体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在中国美学、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同期，李泽厚在包括美学在内的多个学术论域中都做出过开创性研究，成为引领当时“文化热”“美学热”等潮流的学界主将之一。
一种思潮或时代风貌不会突然萌生滋蔓，而是经历过潜滋暗长与含苞待放的一系列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改革开放起步的大背景下，中国文艺界和学术界焕发出新的生机。不论老一辈的学者，还是新生代年轻知识分子，走出漫长的蛰伏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和表达欲望。
在此背景下，“美学热”成为引领彼时丰富、多元思潮的当然主力之一。最早打破坚冰的有朱光潜先生。他在1979年第三期《文艺研究》上刊发《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指出“当前文艺界的最大课题就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该文旨在突破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禁区，可以说为后来的“美学热”清理出了一片思想解放的空地。
紧随其后，高尔泰以其创造性思考和作品，受到年轻人的广泛欢迎。李泽厚也以《美的历程》征服了广大读者，成为这一轮“美学热”的标志，也是将“美学热”推向“文化热”的关键著作之一。该书出版于1981年，对中国文学艺术等的历史进行了系统介绍和评价，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魏晋风度、盛唐之音等新颖的论断和提法，不仅是对中国美学，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极为凝炼的评价。《美的历程》在当时大学校园里可以说无人不知，李泽厚更被青年知识分子誉为“精神导师”
李泽厚的独特见解还表现在对“朦胧诗”的态度和评价。今人仍多有吟诵舒婷、北岛诗歌，但在当时，“朦胧诗”在文艺界其实受到非常激烈的批评。而李泽厚独具慧眼地肯定了这一诗歌流派的意义和价值，称其为“新文学的第一只飞燕”。
除了上述提到的著作，李泽厚还著有《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以及后来的“思想史三论”。其中《美学四讲》源于他在不同场合所作关于美学问题的四次演讲，实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李泽厚的美学思想，是汇聚多种丰富思想光谱的集大成：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养分，容纳康德、黑格尔、马尔库塞等西方大家的分析工具，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体系。李泽厚的理论体系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哲学深度，并逐渐越出单纯的美学思考，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学术视阈，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启蒙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泽厚的著作之所以能生发出深远影响，就在于他的研究和思考视阈深刻且广阔，在不同领域均提出开创性见解。
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虽以美学闻名，但他更早的创见却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早在1955年，李泽厚就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尽管李泽厚对康有为的思想有所批评，认为康有为、谭嗣同等近代思想家们的观点失于芜杂，却也指出《大同书》是一本超越同侪的“天才之作”。康有为对公羊学说的“离经叛道”发挥，提出的“大同”理论，历来饱受訾议，李泽厚这样的评价，尽显他超越众人的学术眼界和判断。
1979年，李泽厚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系统评述近代几位卓越人物的思想见解，并将之与人物所处社会思潮演进相结合，指出其中一些被长期视为“反动阶级”者，其思想见解深具洞见。进入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陆续完成《孔子再评价》《宋明理学片论》等名文，于1985年结集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在书中提出，孔子思想的精神特征之一是“实践理性”，这一脉的精神特质存续不绝，构筑起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根基。后来李泽厚完成《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文化论战、文艺思想等领域，这在当时学术界也是鲜见之举。他在书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论式，成为解释中国现代史演变逻辑不可忽视的观点。
李泽厚赴美任教后，仍未完全淡出中国学术界，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且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论语今读》等著作。
（作者为《财经》文化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