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信部要求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后，互联网巨头之间下一步的互联互通备受关注。
屏蔽外链此前在各互联网巨头之间几乎是“标配”，其本质是借助自身垄断性的流量优势，人为抵御和限制竞争，实现自身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现象被称为“围墙花园”（walled garden）,这是一个在互联网行业屡屡被提及的有关封闭系统的隐喻，指一个运营商或服务供应商控制应用、内容和平台上的媒介（如移动设备）的情形。
“围墙花园”成为当今互联网发展一大障碍，要求拆除“围墙花园”，实现互联互通已成大势所趋，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并不容易。
“围墙花园”已现“裂缝”
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巨头纷纷构建“围墙花园”，这种做法又被巨头们称之为打造“护城河”、“生态闭环”，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让用户停留更久。
事实上，在电子通信和信息领域，建造“围墙花园”的做法并不新鲜。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America Online(AOL)、Excite，MSN或Prodigy等Web门户网站业务，它们彼此独立，在技术上没有互通互通。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AOL这些“旧围墙”最终倒塌，但这种模式又被苹果、亚马逊、Twitter 、Facebook这些互联网巨头所利用。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围墙花园”的建造速度，智能移动设备的发展和“应用经济”的蓬勃发展，建立在专有平台上的“围墙花园”在数量和多样性上大大增加。
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谋”限制了用户在网上冲浪“互操作”的便利性。“围墙花园”的缔造者成为“内容审查者”，他们决定着哪些内容是“有害生态”的。他们可不会预先询问你的意见，或者他们在繁复的App用户协议中制造了“虚假同意”，以便在“事发后”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辩护。
用户待在“围墙花园”里的时间越长，数字世界的“围墙”缔造者就对他们越了解，用户数据为“花园”缔造者所掌握，尤其对于在“消费互联网”获利的互联网巨头，这是最为重要的资产。
在当今，最有名的“围墙花园”建造者当属苹果。iOS系统是最为封闭的手机操作系统，它从硬件、软件和服务的三个方面建起了自己的“围墙花园”，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仍然令人趋之若鹜。封闭系统意味着它的生态是“中心式”的，在这座“围墙花园”的入口处有位“守门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苹果公司在“围墙内”具有“三位一体”的身份，分别是：立法者、裁判者和执法者。
当苹果在2015年推出Apple News时，最令出版商担心的并非是缴纳收入的30%的“苹果税”，而是在苹果App Store机制下，他们将无法与订阅用户建立直接联系，用户的电子邮箱、信用卡号这些个人信息将被苹果享有，只有获取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苹果才能共享用户的个人信息。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Facebook身上。2014年，当Facebook向发展中国家的用户补贴访问Facebook产生的流量费用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克劳福德（Susan Crawford） 批评道，“这正在巩固和扩大现有的不平等，并将导致人类生活的想象力贫乏。”
“围墙花园”在中国互联网行业也广泛存在。此前，阿里巴巴“从数据接口切掉一切微信来源”；微信则屏蔽外部短视频分享链接、拼单砍价链接；淘宝则不仅屏蔽微信的链接跳转，也排斥其他的导购外链，同时还屏蔽百度的抓取；今日头条禁止发布微信二维码。但如今随着监管要求分步骤分阶段实现“互联互通”，“围墙花园”已出现“裂缝”。
2021年4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首次提出“严防系统封闭，确保生态开放共享”，指向互联网平台的生态垄断和更深层次的平台治理难题。9月9日，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召开了“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限期内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外链屏蔽。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企业要按照整改要求务实推动即时通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的问题，分步骤、分阶段得到解决。一是，加强行政指导，对整改不到位的企业督促落实；二是，加强监督检查，通过多种方式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三是，对整改不彻底的企业，处罚一批典型违规企业。
在工信部这次会议之后，微信率先做出了反应，在一对一聊天界面中部分开放淘宝网址链接，在二次确认后可在微信中打开，但当用户使用手机淘宝直接分享时，仍然显示的是“淘口令”。在此之前，阿里巴巴方面预计10月27日可实现淘宝购物车的商品将能一键直接分享至微信群聊、朋友圈等，但目前来看，该目标并未如愿达成。
“围墙花园”不会马上“坍塌”
然而，互联互通并不只是开放网址链接那么简单。
“围墙花园”的缔造者，往往声称他们在保护着用户利益，他们反复地强调，“墙外”是危险的，得由它来守护用户的安全。但当用户需要复制并粘贴一串口令、字符，才能打开一个链接页面时，用户不得不怀疑这究竟在保护着谁的利益、守护者谁的安全？
当“围墙花园”形成时，缔造者“对内”可以对用户说“正在保护他们”，而“对外”却可以向那些试图进入“墙内”的企业贩卖“入场券”。此时，“围墙花园”缔造者既是市场的规则指定者，又是市场的参与者，很难防止他们不会利用这种“双重身份”在市场竞争进行“自我优待”。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围墙花园”的缔造者显然限制着“公平竞争”。
“开放的平台意味着使用标准”，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作为坚定的“开放平台”的支持者表态称，“所有的花都在墙外开花，而不是在墙内”。
有人指责“围墙花园”正在“扼杀创新”。但在苹果的产品发布会上，其CEO蒂姆·库克（Tim·Cook）却总是在不断强调，他们创造的产品本身在成为“助力创意实现”的生产力工具；还有人指责“围墙花园”阻碍了信息获取的自由，但信息的获取从来不都是唾手可得。新闻机构总在标榜“公众利益至上”，但那些精英媒体却通过设置“付费墙”来不断扩大“数字鸿沟”，这本身就是个“悖论”。每个人的智识水平制约着他获取信息的难易度，信息获取的自由本身只在“相对范围内”。
正如蒂姆·伯纳斯-李所说，拆除“围墙花园”意味着互联互通的“使用标准”的确立，那么谁又能成为主导“统一标准”的制定者呢？谁能“上桌”参与讨论？谁又能保证“制定标准”的本身不会沦为对互联网“中央控制权”的新争夺？
拆除“围墙花园”后会是“美丽风光”还是“凶猛丛林”？如果是后者的话，普通用户能否有能力在充满混乱和风险的开放系统中生存，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又该相信谁？已经有太多人许诺数字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这究竟是“发自肺腑”还是“甜蜜谎言”？
关于“围墙花园”的争论，绝非止于“互联网企业为一己私利而侵害公共利益”。它背后关乎着：选择与安全之间、自由与中央控制之间、善与恶之间的争论，更重要的是关于能力与信任的争论。
正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咏所言，中国互联网的互联互通问题积重难返，既有数据安全问题，也有隐私保护问题，既有数据共享问题，也有流量竞争问题，复杂问题交织，犹如乱麻。
尽管平台之间“互联互通”是大势所趋，但落实“互联互通”需要循序渐进，“围墙花园”不会一夜之间“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