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中国基础研究经费缺口主要在企业,导致缺乏核心技术

来源 | 《财经》新媒体     

2021年11月28日 22:27  

本文4957字,约7分钟

“国内的基础科学研究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数据显示经费缺口主要存在于企业。企业在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产业缺乏核心技术,企业的研究力量也非常薄弱,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积累,也影响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效果。企业的超强竞争力与其对基础研究一贯的支持,特别是领域内前沿性的基础研究是密不可分的。”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第十九届《财经》年会“《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

王贻芳提出,基础科学研究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从经济发展来说,基础科学研究带动了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能提高工业创新研发能力,还培养了创新型的人才,企业也得到了发展机会,获得了进入相关市场的门票,国家的整体硬实力也能得到提高。

但国内的基础科学研究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的研发经费大约现在占GDP的2.4%,基本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只占研发经费的6%,与发达国家15%到2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见图1),而且近20年都维持在5%左右,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见图2)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总量大约一年是1500亿,是美国的1/5。

(图1)

(图2)

基础研究经费的缺口在哪里?数据显示,韩国的企业担负了该国基础研究经费的58%,日本的企业占了48%,法国、英国大概百分之二三十左右,而中国的企业只有4%(图3显示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执行情况)。可见中国基础研究经费的缺失主要在企业。

(图3)

王贻芳认为,企业在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产业缺乏核心的技术,企业的研究力量也非常薄弱,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积累,也影响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效果。他还以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企业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为例说明,企业的超强竞争力与其对一基础研究一贯的支持,特别是领域内前沿性的基础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第三次分配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之一。王贻芳建议道,应多措并举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政府作为主体需要发挥最主要的作用,同时加强地方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并积极发挥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开拓新的投入方式和渠道。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王贻芳:各位来宾,各位听众,下午好。我向大家谈一谈我对基础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看法。

建设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和卡脖子技术是我们国家目前创新发展的两个难点,这也是习总书记一直在强调的。我今天想谈谈什么是基础科学研究?其研究范式、作用和意义,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国内外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情况和社会力量对基础研究的责任。

什么是基础科学研究呢?一般大家都认为或者大家都了解,是认识自然揭示规律  的研究活动,狭义的说就是数理化天地生。稍微广义的来说也包括各个门类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有一个特质,它不会产生直接的有用的价值,它的研究成果是公开的,研究的过程也可以共享、合作,所以它是一切规律、知识、方法、技术的基础。那么大家就会问,既然是公开的,我们让别人去做好了,我们拿来就可以了,或者说让中央政府做,地方企业只做立刻有用的研究,这样行不行?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基础科学研究的范式及其作用。基础科学研究并不是基础科学的学习,而是研究。我们必须通过研究活动掌握人类已有的全部知识,也必须通过研究掌握知识和先机,而且要掌握这个创新的方法,这都不是通过书本文献的学习就可以掌握的。

我们所需要的关键的技术基础,需要深刻的理解,要掌握核心关键的规律、知识和方法。基础科学研究也是非常好的创新平台,基础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如果没有技术上的先机,也很可能无法掌握科学上的先机。基础科学研究也是最好的人才培养方式,只有掌握了最新方法和技术的人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创新型的人才。最好的技术需求和最好的技术发展基础会给我们带来所需要的科学的领先。

所以说即使没有诺贝尔奖,基础科学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国家是必不可少的。直接来看,基础科学研究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发现,会有革命性的技术突破,也帮助我们解决关键的技术问题,让我们知其所以然,也可以推动技术的发展。它是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之一,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是我们国家软实力的标志。所以,在核心上它体现了我们的竞争力,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人才,基础科学研究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对经济发展来说,它有什么意义?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基础科学研究当中,为了满足中微子实验的需求,我们开展了光电倍增管的研制,经过六年的努力达到了要求,实现了批量生产,在完成了这样一个产品研制的同时,企业也培了人才,提高了创新能力,因此在我们研制成功光电倍增管这个产品的基础上,北方夜视成立了南京研究院,开始研究高速的光电器件,这些器件可以广泛的应用于科研、工业、医疗与核探测等等。

我们与泰兴的汤臣公司一起研制世界最大的压克力球,35米的直径,在整个600吨的材料当中灰尘杂质必须小于0.02克,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亚力克材料和技术的了解,使我们生产出的其他产品,比如海洋馆的技术水平会更高,透明度更高,大家会更好的享受生活。

第三个例子,我们和昆山国立联合研制加速器要用的设备,叫速调管,它在广播通讯、雷达和其他方面有广泛的应用,目前国内的水平跟国际差了差不多一个量级,而我们的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还要超过这个国际水平。通过研发,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完成了样管研制,通过六年的合作,提高了昆山国内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并助力它今年正式上市。

国内工业界的水平提高大大帮助了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同时基础科学研究的需求,也带动了工业界水平的提高,基础研究和工业界的合作,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界创新研发能力,培养了创新型的人才,企业也得到了发展机会,获得了进入相关市场的门票。国家的整体硬实力也得到提高。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合作是提高创新能力的一个最佳途径。

我们把国内基础科学研究的状况,跟国外做一个比较。中国的研发经费大约现在占GDP的2.4%,基本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只占研发经费的6%,与发达国家15%到2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而且最近这20年都维持在5%左右,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总量大约一年是1500亿,是美国的1/5。

看一看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跟美国差了5倍,到底少在哪儿?下图是各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执行情况,从这当中看,韩国的企业占了58%,日本的企业占了48%,而中国的企业只有4%,法国、英国大概百分之二三十左右(见图4)。

(图4)

很显然,中国基础研究经费的缺失主要在企业。应该大力加强我国企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总体来说,我们的投入严重不足,产业缺乏核心的技术,企业的研究力量也非常薄弱,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积累,也影响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效果。

新的科技进步法修正草案新增了基础研究,区域科技创新和国际科技合作部分,特别强调要建立基础研究稳定的投入机制,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的比例,特别是企业投入的比例。从企业来说,可以有很多方式参与基础科学研究,比如在企业内部设立研究机构,或者是支持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所开展联合研究,或者是成立公益基金会奖励有贡献的研究人员,并做一些捐助。美国企业的超强竞争力跟它一贯的支持基础研究,特别是领域内前沿性的基础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企业的支持在美国的整个基础研究经费当中占了27%。(见图5)

(图5)

日本跟韩国更是特别,他们的企业在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当中占了将近50%,甚至超过50%,这也是他们能够真正在国际上领先、企业有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里举了很多企业的例子,也举了他们产业界的例子。总体来说,日本和韩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在国际上是非常领先的。

同时,我们的地方政府对于基础研究也有责任,这里我们列举了国内的一些省市对基础研究的贡献占他们R&D的比例,比如北京是最高的,占了15.9%,其他地方大约都在3%到8%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排名靠前的省和直辖市总体来说是投入越多产出越多,创新领军人才、创新平台当然就越多,区域的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就越好。但是我们比较一下,比如用江苏跟韩国的例子比较(见图6),无论是面积、GDP、人均总量都差不多,但是基础研究占R&D的比重有巨大的差距。地方政府通过支持基础研究可以大大改善环境,增加人才供给,提高创新能力,也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也需要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有更多的支持。

(图6)

西方国家显然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基础研究,推进地方和区域的发展,比如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30年愿景》,英国政府研究制定的《区域研发战略》,都对这方面有设想、有计划、有要求。

最后谈一谈社会力量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责任。美国的社会力量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基础研究的经费主要来自慈善家和基金会的支持,特别是对天文、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二次大战以后,政府大大增加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除此之外,社会力量、慈善基金会等等,仍然继续对基础科学研究有非常大的支持。特别是资助那些对政府来说风险过高,争执过大的科研项目,这里列了一些组织和他们支持的领域,也列出了他们总的支持的规模。

美国联邦基金和慈善基金对前50名研究大学的资助,比如生命科学,联邦基金占了26%,慈善基金占了15%,将近一半。物理科学14%和4%,社会科学,慈善基金资助超过政府基金,其他的也有,像医学,也是慈善基金的资助超过了政府基金的资助。(见图7)

(图7)

我们中国也有很多慈善基金对科教事业也做了很好的捐赠,比如未来科学奖、科学探索奖等民间的科学奖项,资助了一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潜心研究的科技工作者,也得到很好的社会效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临港科学家社区等对探索科技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大批的企业家为高校和中小学捐赠了各种建筑。但是,中国目前基本没有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科学的研究活动,大家捐的都是固定资产。国内的奖项也都是对科学家个人的奖励,2021年有一个峰基金尝试支持原创项目,主要在生物医学领域,跟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第三次分配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是最好的方式之一。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文件提出要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探索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措施,激励企业社会力量,加大科技投入。事实上社会力量支持研究是未来之路。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首先我们需要多措并举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政府作为主体需要发挥最主要的作用,同时,要加强地方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中央和地方也要联合投入部署重大的项目。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支持基础研究,开拓新的投入方式和渠道,这将会使得我们的基础研究和企业创新能力得到共同的协调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袁雪):非常感谢王院士的分享。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王院士所在的高能物理是一个研究宇宙终极问题的学科,它可能在解决目前比较迫切的一些民生问题或者卡脖子问题时,比如新材料、生物制药方面,它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有点差距,在研发经费方面到底应该怎么做一些平衡或者分配?

王贻芳:我们高能物理研究所一方面是研究最基础的科学问题,刚才我也表达了最基础的科学问题需要最先进的技术,因为没有最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在科学上能够领先,所以在我们的研究过程当中,开发出的加速器的技术,对社会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我们正在怀柔建设的高能同步光源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设的最大的科学装置之一,它的完成会对生物制药、材料、环境、地质、化学等等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起到非常重要基础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开展一些有直接应用价值的研究,比如利用东莞散裂中子源的技术发展出来的硼中子俘获治癌技术有很好的前景。我们也在这方面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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