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智功:做中国最嘻哈的律师

作者 | 《财经》E法 刘畅   编辑 | 朱弢

2021年12月03日 22:28  

本文4895字,约7分钟

音乐行业已经成长为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但版权长久以来未受重视。“但我一点也不悲观,”赵智功说:“中国音乐版权市场骨骼已经形成,需要强化的是肌肉。”

“我的工作跟特工没什么区别,”在2021年3月发表在个人公众号的一篇文章里,赵智功写道,“我工作的细节和信息甚至都不会跟自己的家人交流。”

自称“特工”的原因,在于他目前与很多著名音乐公司和音乐人打交道,对行业内部的相关合同和法律纠纷了如指掌,但与此同时,必须对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守口如瓶。

自2020年因发文称“《野狼disco》侵权”一事知名以来,这个外表斯文儒雅、讲话不疾不徐的上海律师越来越多地以“音乐人法律权益维护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与其他律师一样,赵智功日常习惯了西装革履,但他也很享受“穿着正装玩launchpad和mpc(打击垫,一种类似于电子合成器的音乐设备)”的感觉。

“我在娱乐自己,同时也在帮助专业娱乐者或者说与众多艺人们一起,共同娱乐大家,”在一篇微博中,他这样写道,“……神话里不断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才是最Gangsta(即帮派,一种彰显个性的说唱风格)的人”。

一边做音乐,一边当律师

考大学时,赵智功首先把教师和医生两个职业排除。

“因为我家里人就是做老师的,所以我不想做老师,决定选一个跳出惯有认知的职业”他说,“听高中班主任讲,华政(华东政法大学)的食堂很好吃,所以就选了华政读法律了。”

“也许很多事业的出发点,动机都是幼稚的,反正我当时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动机,没有那么多伟光正。”他想了想,又补充。

在交流中,这位年轻律师时刻流露出艺术家式的率真。

“我快乐,是因为我的欲望简单。”他这样评价自己。

与赵智功实际接触过的人,都不认为这句自白是虚浮的自我标榜。他清楚如何运用自己的价值做“hustle(嘻哈用词,指赚钱)”,更敢于放弃物质世界中为他人趋之若鹜的良好“条件”,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

赵智功还记得年少时第一次接触嘻哈音乐时的情景:“儿时第一次看到And one mixtape(美国篮球品牌And one为发掘活跃在美国街头球场的球星专门录制的录像)里Hot Sauce(美国著名街球运动员)对着镜子做了一个夸张的Crossover(大幅度体前变向运球,篮球技战术动作,著名篮球运动员艾伦·艾佛森的招牌动作),我知道那就是我一生想要的。”

这个少年由此进入嘻哈音乐的大门,并开始关注国外的一些著名说唱风格和歌手。

“我玩音乐其实是远在做法律之前的,当时从来没想过自己将来会是一名律师,而且居然还是搞音乐的律师。”他总结。

毕业后,赵智功的第一份工作波澜不惊地选择了一家律所,“做的是类似投融资这样比较热门的方向”。

由于大学里选择的国际法专业本身对于英文水平要求很高,同时他在课余通过学习音乐制作,啃了很多生肉(没有任何字幕的英文原版内容)教学视频后,为其打下了良好英文基础,赵智功经常被领导安排接待外国同行和客户。

2011年,赵智功接待几位美国律师,从他们嘴里第一次听说了“娱乐法”这个词。

彼时,中国尚未有成型的娱乐法概念。“我觉得很神奇——这不就可以一边做音乐,一边当律师了?”赵智功说。

在对当时美国的娱乐法发展情况作了深入研究后,赵智功“立志一定要做这方面业务”。但受限于当时国内音乐市场的发展阶段,他只能暂时把这个想法“埋在心底”。

到了2015年,赵智功发现,以前和他一起玩音乐的一批人有的签了公司,有的参与了综艺节目录制,“有些人以前是我的粉丝,经常听我音乐给我留言,结果有天一看,人家的粉丝到300万了,太神奇了。”

赵智功那时觉得,国内的音乐产业“开始发展了”。

也是在那时,他一个小时候的朋友成为了某热门节目的明星选手。这位朋友一天找到他,想请他帮忙看一下合同。

“他说自己被公司封杀了,想解约,但并不认识其他律师,就想请我帮忙看下合同。”赵智功回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类似的事情。”

2016年后,随着一大批音乐选秀类节目兴起,嘻哈音乐开始为大家所了解。“真的从极度小众的东西突然变成了大众娱乐。那时我就觉得,市场已经足够成熟了。”

深思熟虑后,赵智功决定独立执业,并成为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他在其中负责娱乐法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他用“毅然决然”形容当时的自己:“放弃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和优厚待遇,放弃家人看来非常实在的东西,去当时国内刚刚起步的娱乐法行业中摸索。”

在赵智功看来,自己跟美剧风骚律师(Better Call Saul)主角Saul Goodman开启自己的新事业是一模一样的。剧中的Saul Goodman放弃了原有的一切,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重新开启新的事业。赵智功说,这其中感受,阻力与突破、误解与成就、心酸与快乐,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的体会。

他想把自己多年来阅读外文法律文献与做音乐的经验结合,写成文章供从业者参考:“因为那时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来向我求助了,我每天回答的问题千篇一律,效率非常低,而且能帮助的人范围也非常局限。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做个索引,像字典一样,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去第几章第几页找就可以了。”

赵智功开始写公众号。2019年,公众号的生态对一个新入局的从业者来说并不友好,但赵智功的第三篇文章《专业律师解读:网易云音乐最新公布的<音乐作品授权使用协议书>》“莫名其妙就火了”。

赵智功分别就签约主体、合同效力、合同性质、授权内容、授权时间及范围、原创性、音乐人收益七个方面对协议书进行解读。他在文中认为,网易云音乐享有授权内容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且合同无法任意解除。

此外,赵智功还认为,平台没有在《协议书》体现出“契约精神”,平台不提供后台信息、播放统计原数据或可以审计的报表,也没有公布任何数字分销的投放平台信息和后台数据,《协议书》中部分版税收益“以网易最终决定为准”,音乐人收入“等于没有”。

这篇文章发布后,网易方面很快联系到赵智功,发文称解读系“误读”,并承诺很快会上线分成报表和提现功能。

“我入行的理想就是为音乐人服务,”他说,“我当初可以选择做专业音乐人,也许还能靠运气做一些小有名气的歌。但我很客观的认为,以我的音乐天赋更多可能会埋没于人海之中。而选择提供法律专业服务,这是各种机缘巧合下独特的优势、天赋和机遇,能发挥价值的空间更大。”

数字时代的音乐版权更加复杂

2019年10月,当时火遍全网的歌曲《野狼Disco》伴奏(Beat)《More Sun》的原作者芬兰音乐制作人Vilho Ihaksi通过朋友联系到赵智功,想委托他给《野狼Disco》相关利益方发送律师函。

赵智功强调,虽然野狼方面在编曲一栏注明了Ihaksi的名字,但保护署名权“不是万能的免死金牌”,对方仍有侵权责任。

这件事的背景是,Ihaksi已于2019年11月15日以5000美元的价格,将《More Sun》在大中华地区的综合性版权(包括独家使用、独家商业开发、独家经纪和独家诉讼)独家授权给玛西玛国际。

但当时,《野狼Disco》方面并未联系过Ihaksi ,只是在2019年7月以99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该伴奏的unlimited授权。

网上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野狼方面在2019年11月初时联系过Ihaksi ,提出购买独家版权,但被对方拒绝。随后Ihaksi却将版权卖给了玛西玛。此后,玛西玛还找过野狼方面提出合作,并分成收益。

“Ihaksi住在距芬兰赫尔辛基100公里的Kisko小镇,他的生活平静而简单,我认为不能用我们所处环境太过复杂的固定思维去揣测他。”根据赵智功了解的情况,Ihaksi原本不打算出售独家版权,“这一举措不针对任何人”。而玛西玛是通过海外唱片公司的关系反复沟通,才拿下独家版权,“等于作者破了例,毕竟谁有本事谁买得到嘛。”

赵智功表示,版权在法律性质上本来就是绝对权,作者“看谁顺眼就卖给谁,全凭心情”,不应有什么争议出现。

Ihaksi认为,99美元的租赁合同,在流媒体平台用是可以的,但是电视、游戏、电影行业应另行获取授权。因为授权合同中已经写明,原则上禁止大型商业营利性的使用,所以上综艺节目、演唱会都是被禁止的。“这就像,你只付了一个小房间的租金,但是却用了整个别墅。”赵智功解释。

2020年1月15日,赵智功代表Ihaks给《野狼Disco》团队发去律师函,随后在自己公众号里发布了长文《野狼Disco到底侵权了吗?》,引发舆论热议。

“我们不是想要扼杀一首已经这么火的歌,而是希望通过正式的版权合作进行分成,让大家规范化地使用版权。”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赵智功如是说。

很快,该事件登上微博娱乐新闻头条。

“这件事本身就不是抄袭的问题,而是版权合约纠纷。这是两个概念。”赵智功表示。

风口浪尖上的他承受了压力:一些人开始在网络上进行人身攻击,且不断有些自媒体开始对他此前的文章口诛笔伐。

“我是一个很刚的人,只认事实和道理。你要跟我说太阳绕着地球转,我一定跟你杠到底。”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赵智功这样写道。随后,他在公众号上连发了几篇《如何科学地说服杠精们》系列长文。

目前,此事尚未有下文。

但经历过这件事后,赵智功更加坚定了为音乐人作维权服务的决心。

“音乐人在维权时需要将音乐人身份和法律人身份进行专业混同,而法律并非音乐人的专业,因此问题就产生了。”他说。

赵智功的优势在于,他对音乐版权合同中的独占、非独占、排他、非排他、租赁、买断等概念既有法理的认知,也有音乐人角度的理解。

在他看来,音乐行业在中国已经成长为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但音乐版权长久以来在中国却不被音乐人和部分音乐商等从业者重视。

“互联网时代来临,中国音乐版权像一个插班生,刚刚补习跟上了学校课程,教材却马上换了。”他无奈地表示。他觉得,互联网时代的音乐版权更加复杂,音乐内容的传播省去了中间的环节,变为点对点传播,因此,版权的概念比之前更重要。

“但很多人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补充。

他把中国音乐版权不受重视的原因归纳为:艺术家缺乏商业概念、信息,以及人才的缺失、司法案件和媒体关注的缺位等。

“但我一点也不悲观,”赵智功总结:“中国音乐版权市场骨骼已经形成,需要强化的是肌肉。”

在去年的一篇微博里,赵智功发了一句英文:“Time is of the essence。” 这是英美法律里面的一句旧式经典条款用语,用以理解合同的概念,字面意思是“时间因素是合同的要点”,意译过来,就是“时间至关重要。”他重视自己的时间,希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做更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无所谓别人理解或者不理解。

“我的愿望就是做一个纯粹的人,简单、快乐,为自己的爱好努力。”他说。

打开财经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更多相关评论 
打开财经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推荐
打开财经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