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崇礼，太舞滑雪小镇。图/视觉中国
第24届冬季奥运会完美收官，通过这场精彩的体育盛会，中国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实力。与此同时，作为本届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要竞赛场地之一，张家口市崇礼区向“东方达沃斯”的梦想又迈了一大步。
因地处山区，冬季漫长，这座塞北小城长期陷于困顿。作为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崇礼直到2015年底的贫困发生率还高达16.81%，2016年1月才撤县设区，2019年5月才脱贫摘帽。
如今的的崇礼，已经完成了彻底的蜕变，通过以滑雪产业带动的生态旅游业，它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旅游城市。作为崇礼华丽转身的推动者之一，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金矢见证了这座小城近20年来的崛起历程。近日，金矢向《财经》记者讲述了崇礼背后的发展故事。
《财经》：作为最早的呼吁者和推动者之一，你为什么在十多年前就认为崇礼适合发展滑雪和旅游产业？
金矢：关于崇礼引进滑雪产业确实是非常偶然的机遇，也有其必然性。如果仅仅从当地政府的角度看，对于引进投资的渴望，作为一个当年的国家级贫困县，确实是十分强烈。
但是从工业企业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当时没有人愿意去崇礼投资。一是20多年前崇礼的交通条件特别差，没有高速公路直达；二是崇礼是山区，缺少适合工业企业的平整空间，基础设施也不完善；三是崇礼的气候比较寒冷，如果不从滑雪的角度看，冬天的日子很难过；四是崇礼与特大城市的距离比较远，开车怎么也得三四个小时以上。即使在距离崇礼60公里左右的张家口市，有投资兴趣的人也不多。
当时的中国，地方经济的主要发展模式是学习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验。走工业化的道路，才能带来经济起飞。对于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来说，工业化是不二选择，而崇礼是绝对没有这个机会的。当时全县仅有一个金矿，每年给县里带来1亿多元的收入，其他的公共服务等，基本上依赖于中央政府对国家级贫困县的支持。
所谓机遇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毕竟我们做规划研究的人更多是考虑区域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在国际上，滑雪运动与中高收入人口关联度较大，特别是在起步时期。由于北京是全国最大的超大城市之一，而且人均收入水平比其他地区要高很多，而且地处北方，冬季有3个多月在零度以下，因此滑雪产业在北京具有很好的基础。
在2000年前后，北京的近郊区已经先后建了十几家滑雪场，每年有几百万人次参与京郊的滑雪旅游。虽然绝大部分人只是把滑雪作为观赏和体验的娱乐项目而已，但是就此也有很多人彻底地喜欢上这项运动。随着滑雪运动进一步开展和普及，滑雪爱好者越来越多，短短的三个月的雪期，以及落差并不大和单一的雪道，使得京郊滑雪场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滑雪爱好者的需求。
进入21世纪，虽然滑雪运动已经在东北和北京开展起来，但因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还是不高，即使在北京，滑雪的投入压力对于中等收入以上水平的爱好者还是难以承受的。例如东北的雪期虽然比北京长两个多月，但是去东北要承担住宿和交通成本，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出国滑雪更只是少数高收入人群的专享。因此对于滑雪爱好者和喜欢滑雪的投资者来说，迫切希望在北京周边寻找一个雪期长，雪场落差大，降雪量丰富，雪道更为丰富的天然滑雪场。
崇礼显然符合以上的要求。崇礼地处塞北，过去几十年间，当地政府鼓励植树造林，部分山地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因为山地形成的小气候，崇礼有着更为丰富的降雪条件，雪季从11月初或中旬开始，一直可以持续到第二年的4月。五个多月的雪期吸引了滑雪爱好者和投资者。因此有人去崇礼投资了第一家滑雪场——塞北雪场。虽然当时的住宿条件和雪场设施极为简陋，还是吸引了无数北京的深度滑雪爱好者。
当年，塞北滑雪场只有几百万的投资，规模很小。因为没有造雪设备和压雪设备，雪道的修整全靠工人从树林里往外铲雪。没有吊椅和厢式缆车，只有一条几百米长的拖曳式缆车。如果想到山顶滑下来，就得靠两台大吉普，轮胎上绑着铁链子，负责运送水平高一点的滑雪者上山。对于很多现在的滑雪爱好者来说，无法想象的是，一台212吉普，可以装20个人，所有人的雪具都堆放在车厢中间，上边还要趴着两个人。搭乘吉普上一次山，每个人要收10元钱。
几年后，投资人罗力和林致华因为痴迷滑雪，先后在崇礼开办两家当地最大的滑雪场。罗力是好利来的经营者之一，他把在好利来西北片门店的收益都投入建设万龙雪场。林致华则是马来西亚云顶集团的老板之一，他在全世界都滑过雪，对投资中国的滑雪产业信心十足。
我当时也是一个滑雪爱好者，同时也体会到北京人消费模式的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从农家乐到各种旅游度假村和郊区酒店的修建，已经充分反映出，北京作为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已经启动了郊区旅游度假消费带动服务业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个大趋势随着旅游消费者选择和需求的多元化，促使消费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从被动的旅游消费服务转向主动参与式的休闲度假和运动消费，空间也从近郊区向远郊区延伸。
再后来，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十年，北京人的周末和假期旅游半径已经不再局限于本行政辖区范围。特别是高速公路网的日益完善，一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车程的周末和假期游逐渐向河北西北部延伸。这些地方冬冷夏凉的自然条件，成为许多北京人避暑和避霾的最佳选择。而崇礼以特殊的自然以及区位条件吸引了敢于吃螃蟹的企业家在此投资滑雪场。
基于各方面原因的组合，为崇礼发展深度休闲度假旅游业带来了重要机遇。
《财经》：万事开头难，崇礼是如何抓住这个机遇的？
金矢：当年在崇礼选择产业发展战略的时候，确实出现过倾向于发展风电和工业，而对于发展滑雪产业虽然支持，但是有点儿看不到未来。
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崇礼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经济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也包括了京津冀，工业对于就业和财政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发展滑雪产业，可能给带来的好处是GDP和投资的增长，但是却对财政没有突出的贡献。而金矿和发展风电给财政的支撑则是实实在在的。
另外，相比那些具有绝对优势人文景观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的著名旅游景区，崇礼单从从观赏性来讲，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且当时来滑雪的人数有限。滑雪场还需要地方政府的更多支持，包括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等。
所以，当时崇礼在产业选择上出现了犹豫是正常的。毕竟崇礼的主要负责人身不在北京，理解不了未来北京旅游消费需求向周边释放可能带来的前景。
我自己就是一个旅游消费者，同时长期从事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研究工作，当时已经感受到了北京深度旅游度假休闲消费的空间将会从近郊区向河北西北方向扩展。我因此认为，崇礼进入关键的战略产业选择期，建议当地在滑雪场周边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山区，重点发展以生态经济为主导、滑雪产业为龙头的旅游服务业，吸引来自北京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我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曾担任崇礼县县长、后任张家口分管旅游的副市长侯桂兰和时任张家口市市委书记许宁的支持。
更让我感动的是，曾经在产业选择上有过不同意见的时任崇礼县县委书记，后来转变了想法，不仅仅积极支持滑雪产业的发展，而且在解决配套基础设施问题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不遗余力地促进张承高速公路建设，通过规划把风电产业迁移到雪场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并提出要通过滑雪产业带动，把崇礼打造成以休闲度假旅游和会议经济为主体的“东方达沃斯”。
而且，县里每年都支持我们和世界经济论坛以及财讯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的城市发展论坛。在论坛期间，我们多次邀请中国爱乐乐团在崇礼举办交响音乐会。我们最初的设想是，根据滑雪人口的兴趣特点，区别于张北县的草原音乐节，在崇礼的滑雪场地举办国际森林音乐节。虽然因为多方面的因素，这一设想被暂时搁置，但是城市发展论坛和国家级交响音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崇礼向国际旅游城市又迈进了一步。
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论坛，国际水准的酒店设施，众多的各界人士来到崇礼，深入了解崇礼，带动了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包括滑雪企业、旅游地产企业，还有大量的中小服务业企业。
同时，更多的非滑雪爱好者的游客也慕名来到崇礼，崇礼的旅游业从单纯的冬季滑雪旅游扩展为夏秋季避暑和避霾旅游。还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欣赏崇礼和张北“草原天路”的风光。一步步的，崇礼的旅游品牌得到了京津冀消费者的认同，也被国内更多地方甚至国际所认知。此后的成功申办冬奥和举办冬奥，也就水到渠成。
《财经》：在这一发展中过程中，是否经历过曲折？有哪些事情让你印象深刻？
金矢：我们当年刚到崇礼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就是真穷。虽然我们热爱滑雪，但对当地的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之低，确实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过去这么多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崇礼人的质朴和真诚，无论是普通居民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对于滑雪场的投资者和旅游消费者，都给予了热情周到的服务。当然在滑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了一些曲折。
我记得，万龙雪场刚刚投入使用的时候，游客从崇礼县城到雪场有十几公里山路，途中要经过一个村子。村民们认为滑雪场虽然给当地带来了收益，但村民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对雪场提出了其无法承受的经济要求。因为雪场没有满足他们的条件，村里甚至派人堵车拦路，以致影响了雪场的正常经营。后来万龙雪场的董事长罗力找村里的书记谈，告诉他们一个道理，雪场发展好了，村民也会受益。例如当时县城的住宿条件很差，村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闲置的住房开办民宿和农家乐，接待滑雪爱好者。这样可以确保村民和集体长期的收入，同时也形成了与雪场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几年后，村里几乎家家都重新盖了房子，村里开了好几家饭店，村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很快实现了脱贫。
《财经》：在你看来，崇礼的成功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推动力？
金矢：我曾经去过东北的几家滑雪场，由于临近省会城市，各级政府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雪场的市场化经营。而且有些雪场是政府投资的，经营管理和服务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崇礼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和省会城市中间隔着北京，从北京到崇礼需要3个多小时，而石家庄到北京也要3个小时。由于地理位置较远，弱化了多层次的行政干预，使得崇礼滑雪场的发展相对顺利。
崇礼的发展也得益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比如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就有专项资金支持贫困地区生态旅游服务业的发展。从张家口到崇礼的张承高速崇礼段的修建就是这个项目支持的。如果没有这60公里长，专门为崇礼滑雪场发展事业修建的高速公路，后来的云顶雪场和酒店是否还会投资都不好说。那个时候，投资者只是想如何利用靠近北京的优势，带动滑雪产业的发展，复制发达国家的经验，实现最好的投资盈利。现在看，他们的投资决心和事业的发展与国家政策吻合，通过冬奥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年的期望。
《财经》：崇礼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东方达沃斯”，为了这个目标，都做了哪些努力？
金矢：对我来说，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就是帮助崇礼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战略策划。因为我考察过很多国家的旅游小城市和小镇，这些城市的景观形态非常好，建筑密度高，游客流量也很大。因此对于崇礼的规划，我参考了国内和国际的旅游胜地的成功经验，对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县城规模不要太大，保持在四五万人就可以。毕竟崇礼地处山区，空间狭窄，不宜照搬其他城市的房地产发展路径。如果将这四五万人的居住空间，通过分时度假的方式引导酒店和民宿开发，未来接纳几百万人甚至更多的游客流量是没问题的。何况在每个滑雪场周围，还可以发展特色小镇。后来申奥成功后，崇礼以及张家口希望在这里复制一些大中城市的发展模式，将人口规划为几十万人。但是在上级政府的要求下，这个规划思路最终还是被放弃了。
其次就是如何形成旅游小城市的建筑景观特色？中国除了以往的古村镇具有观赏价值，在城市的大拆搭建过程中，普遍地实行了“大”的开发模式。例如大马路、大广场和大生态公园。张家口下辖的一个县城，全县12万人口，居然做出了70平方公里的县城建成区规划，最后形成的债务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我和时任崇礼县委书记褚国儒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就是在县城内不要搞大马路和大广场，实行紧凑型的城市规划思路。我特别提出，不建或者少建高层建筑，在商业中心区域，路可以窄一点儿，双向双车道足矣。可以把开发权和门店的改造权留给来此经营的中小企业主。我向他介绍了许多旅游城镇的案例和经验，他也带着团队去北京等城市考察，基本接受了崇礼小而精的旅游城市发展模式。按照这个思路制定的主城核心区规划和建筑密度，以及用地方式，都体现了这种模式。2010年前后，崇礼被被当时的国土资源部评为全国最佳土地利用的先进县。
再有就是如何引进新的投资和企业经营者。我特别强调了要按照市场的模式，不能走政府大包大揽的开发路径。中国城市发展建设最快的几十年间，许多城市把老城区和街道全都拆迁改造了。由于土地拆迁成本过高，导致中小企业和商户的经营成本太高，以至难以为继。我向褚书记介绍了很多城市老城区通过市场置换实现了门面改造的案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避免了对其他城市建筑景观特色的盲目复制，转而通过经营者自身个性的审美，带来了商业中心区域多元化个性组合的丰富多彩。他也通过自身的考察，在崇礼的城市建设实践中尊重市场规律。
按照这种思路，县委县政府在新开发的区域内进行市场化开发和改造，重点引进北京的经营者和全国的经营者，他们会主动地吸引其他地方的人到这里旅游和消费，也会把北京的城市发展理念、经营的价值观以及品位带到崇礼，全方位地提升当地服务业的发展。
当时的崇礼，80%的汽车来自北京，各种小店的基本都是按照外地游客的需求提供相应的产品。我个人认为，崇礼当地政府虽然在产业发展路径上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是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后，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最终确立了生态立县，通过滑雪业带动旅游业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最后就是通过旅游消费和会议经济带动崇礼服务业的发展。瑞士达沃斯小镇只有1.5万人口，加上周边的两个小镇，也就2.5万人口，但是每年冬夏季旅游人口有七八百万人，著名的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就设立在此。达沃斯的成功之处，是把会议经济和休闲度假旅游结合在一起，既可以增加旅游人口的流量，还可以形成旅游城市的品牌效应。同样，在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举办各种国际和国内的会议，也是希望崇礼的发展能够迅速形成品牌效应，引来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旅游消费者。实际上，有了打造“东方达沃斯”的想法仅仅是起步，而申奥的成功，真正地让崇礼走向了世界。
我记得，2015年7月31日的晚上，我们正好在崇礼举办城市发展论坛，当时中国爱乐乐团也正举行交响音乐会，就在这时，我们得到了中国申办冬奥成功的消息。那个时刻，崇礼的县委县政府领导、滑雪场的企业家以及参加论坛的嘉宾，还有音乐家们，包括酒店和雪场的所有员工，大家欢呼庆祝，很多人都热泪盈眶。我当时的感受是，对于参与崇礼发展、规划和建设的所有管理者、企业家、服务人员来说，他们多年来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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