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犀牛”的概念是古根海姆学者奖得主、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的，以《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以下简称《灰犀牛1》）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这个概念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已经发展成了认知和管理风险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鹅”双峰并立。
《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以下简称《灰犀牛2》，是米歇尔·渥克的又一本力作。如果说《灰犀牛1》重点关注的是怎样识别和应对大概率会发生却被忽视的重大政策风险和商业风险，那么这本书则更强调如何处理好“灰犀牛”与个人的生存和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当然，其中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
“黑天鹅”与“灰犀牛”
围绕着这个目标，米歇尔·渥克以世界各地引人注目的风险故事为素材，融合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穷尽了风险的多维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理论观点和经得起验证的应用策略，阐述了“风险人格”（“风险指纹”）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健康的风险生态系统如何支持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以及风险同理心如何帮助我们解决人生中的冲突与危机。
她非常自信地告诉读者，读了这本书，所有人——无论是政策制定者、首席执行官、雇员，还是公民、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都可以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你和风险的关系健康吗？你和周围的人有多大的权力来改变风险带来的结果？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与你的风险态度截然不同的人之间的冲突？关于你是谁，你与家人、朋友、同事和社群的关系，你的风险指纹说明了什么？
确实，《灰犀牛2》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处理风险关系时所依据的速查手册和实用指南，而且读起来一点也不沉闷，非常难得。
我有一个习惯，每看一本书，都会把相关的书重温一下。借着这一次阅读《灰犀牛2》的机会，我又把《灰犀牛1》找出来重新读了一下，同时还把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随机漫步的傻瓜》《黑天鹅》《反脆弱》和《非对称风险》这四本书也放到旁边，对照着看了。在此基础上，再结合自己以往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与风险有关的阅读和思考，有了一点似乎更加深入的想法，不妨在此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米歇尔·渥克这本书的英文标题“You Are What You Risk”，在正文中也多次出现，可以直译为“你即你所承担的风险”（或“风险意味着你是谁”），它强调的是风险和行动（选择）的不可分割和相互塑造，或者说，风险和个人（组织）的共生演化，这就在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应对不确定性的全新的框架。这一点是米歇尔·渥克本人在《灰犀牛1》和《灰犀牛2》中都没有具体阐述过的。
首先来看一下“黑天鹅”与“灰犀牛”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黑天鹅”事件指的是不可预测、无法事先做好准备的影响巨大的突发性小概率事件，它们的发生出乎人们意料，同时却拥有改变一切的潜力。“灰犀牛”事件则指大概率发生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米歇尔·渥克指出，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著《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书出版以后，黑天鹅理论被许多人奉为圭臬，但是一个要害的问题是，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甚至连那些可怕的、明显的、高概率的事件都无法防范，对低概率事件就更束手无策了。因此米歇尔·渥克明言，她提出“灰犀牛”理论不是为了反驳塔勒布的理论，而是为了补充其理论。“黑天鹅”事件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事件，而“灰犀牛”事件是我们本来应该看到但却没看到的危险，或者是我们有意忽视了的危险。“灰犀牛”事件已经发出了毫不模糊的信号，但是接受者却决心忽略这些信号。
米歇尔·渥克进而强调，每一只“黑天鹅”背后都有“灰犀牛”，当那些低概率的孤立事件聚成一体时，其发生概率就会远远超出人们的认知——“在我看来，众多‘黑天鹅’背后是不断汇聚的高概率的经济危机”。因此，人们在把精力花在那些难以预测和概率极低的“黑天鹅”事件的同时，具有明显警示信号且会引发巨大危机的大概率事件，即“灰犀牛”，也应予以重视。
“黑天鹅”与“灰犀牛”这两个概念之间这种明显的互补性关系，是人们都已经认识到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另一重关系，即反转性，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反转”
正如塔勒布自己指出的，“黑天鹅”事件是小概率事件，是无法预知的，读者如果痴迷于预测下一个“黑天鹅”事件的出现，那么就是没有真正理解他的理论观点。预测低概率事件，听起来似乎很诱人，但是实际上是并不可能。
然而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在于“黑天鹅”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事后合理化”。我们只有在某个事件发生之后，才能去做出判断，这个事件到底是不是可以称为“黑天鹅”事件。在它真的发生之前，我们无法知道当它出现时是不是有资格称为“黑天鹅”。而且，这种事后合理化也肯定无法不受“幸存者偏差”的影响——许多被避免了的危机，本来或许也可以成为“黑天鹅”事件。
另一方面，同样是从事后合理化的角度来看，“黑天鹅”事件却又是几乎肯定不可避免的。因为既然人们会看不到本来应该看到的巨大风险（或者是有意忽视之），那么当这种风险成为现实之后，它就会被视为“黑天鹅”事件。对此，米歇尔·渥克其实也认识到了，在《灰犀牛1》中，她提到，2007年至2008年的那一场金融风暴，对许多人来说是“黑天鹅”事件。类似地，新冠疫情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黑天鹅”事件。（但是在米歇尔·渥克的分类体系中，它们都归类为“灰犀牛”事件。）
相比之下，“灰犀牛”则是一个事前概念，从而构成了对“黑天鹅”的反转。“黑天鹅”事件因为是事后意义上的，所以不可预测也不可避免；而“灰犀牛”事件则是事前意义上的，它会发出许多预警信号，可以预测并可以避免。这样一个反转，意味着——用米歇尔·渥克自己的话来说，像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风暴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完全是众多“灰犀牛”会聚的结果——随机性导致的难以处理的不确定性，重新变得可以处理了。对于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风暴。早就有很多警示信号表明，前些年积累起来的金融泡沫即将破裂，而且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些信号并成功实现了避险甚至因而获利——塔勒布本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从根本上说，风险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理解和应对不确定性。以最简略的方式回顾一下历史，从弗兰克·夸特，到塔勒布，再到米歇尔·渥克，风险理论的框架，即关于人类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理论框架，似乎走过了“正题”—“反题”—“合题”这三个阶段。
从“概率框架”到“行动-演化框架”
在传统上，特别是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人们倾向于将风险简化为某种方差，同时把个体在应对不确定性时的不同简化为风险偏好上的差异（或者是风险追求的，或者是风险规避的，又或者是风险中性的）。这种处理方法以弗兰克·奈特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为基础。奈特认为，风险发生的概率可以通过“有效确定性”来计算。后来，人们就把这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称为“奈特风险”，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可以预见，甚至是可控的。而在实际的处理中，其实是把“奈特不确定性”撇到了一边，只讨论“奈特风险”。“奈特风险”中的有效确定性则有不同的定义，一个常用的定义是指未来的收益（损失）的概率分布可以通过归纳的方法确定下来。
而这样一来，对于不确定的世界的应对，也就可以化约为一种对预期收益的计算了。这个框架，可以称为“效率框架”。
塔勒布对“效率框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强调基于对世界进行如此鲜明的非黑即白的划分的做法必定会归于失败。首先，基于归纳法确定的概率往往是无效的（即便观察到了一千只白天鹅，也不能保证下一只不是黑天鹅）。其次，风险和收益往往是不对称的，要想提高收益，不能简单地通过“承担更高的风险”来实现。如作者所说：“靠更高风险的投资来获得更高的收益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何在？如果更高风险的投资确实能够可靠地产生更高的收益，那么它就不是真的高风险了”。第三，现行经济体系的一个很大的弊端是，很多人能够获取高收益却不需付出任何代价——即他们不用在“切肤博弈”（“skin in the game”）中共担风险。
基于此，塔勒布提出了“概率框架”，即在保证任何时候生存下去的概率都大于零的前提下，为“黑天鹅”的出现做好准备。例如，他提出投资的“杠铃策略”：持有90%的现金，以保证万一出现“负面”黑天鹅时仍然稳健；同时以10%的资金投资于高风险证券，以便在“正面”黑天鹅出现时获取高收益。
到了米歇尔·渥克这里，在利用“灰犀牛”概念以前述方式对“黑天鹅”概念进行反转之后，由于不可预知的、事后意义上的“黑天鹅”已经变成了可以感知的、事前意义上的“灰犀牛”，塔勒布的“概率框架”也就可以转化为“行动-演化框架”了。
米歇尔·渥克所说的“风险指纹”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明这一点。渥克说，风险指纹指的是潜在人格特质、经验以及在各种情况下做出的行为选择的组合。这个定义强调了潜在的人格特质的基础上，风险和行动（选择）的不可分割和相互塑造，或者说，风险和个人（组织）的共生演化。在《灰犀牛2》整本书中，渥克引用了多个学科的资源，从各种角度——性别、地理、信仰、理性和情感，甚至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等等，阐明一个人应对风险的方法，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这不仅包括涉及的风险本身的因素，还包括情境因素，如文化和社会环境，而且毫无疑问，这些因素肯定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其他人的风险态度可能与你不同（“风险同理心”），以及为什么同一个人在某些领域非常谨慎而在其他领域却大胆承担风险，甚至可能不计后果？
在这个行动-演化框架内，倘若能够克服各种偏差（如自我确认偏差）、掌握有效的信息（即避免信息“茧房”化），是有机会在感知到了“灰犀牛”之后，通过采取适当的行动承担风险并不断迭代进化（即米歇尔·渥克所说的锻炼“风险肌肉”）来克服“黑天鹅”的，这样也就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再一次实现了“化不确定性为风险”。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