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教育渠道的崩解

作者 | 沈联涛 编辑 | 袁满 翻译 |臧博  

2022年05月22日 19:06  

本文2045字,约3分钟

教育渠道或“供应链”也将如同全球供应链一样,被地缘政治干扰从而陷入崩解。虽然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数量对一国之国力至关重要,但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可能更为关键

教育是最具争议的话题。父母关切孩子的教育质量,并为此聚讼不休;一如全社会也在教育问题上存有严重分歧,因为教育可形塑一个国家的未来。当前的教育体系是否适于应对更复杂、更不稳定,甚至可能战端纷起的未来?

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重塑高等教育指南》,96%的大学首席教务长认为,他们的学生具备足够的能力走向就业岗位,但只有11%的各行业领袖人物持相同看法。随着人口增加和劳动力扩充,雇主所需要的员工技能与毕业大学生所受教育之间,正形成落差,且日益加深,结果就是很多大学生难以寻得心仪的工作。

技术进步在加速,也变得日渐复杂,教育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至关重要。教育应服务于精英还是大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标是传播知识。但有一个争议从没止息,即教育应以个人获得知识为目的,还是让个人做好准备,以适应社会需求。在封建社会中,大众并不受重视,大部分古代高等学府旨在教育精英,以维护宗教秩序,而在中国历史上,教育则是为了培养文官或武将,同时也兼顾其修身。

保守派智囊美国企业研究所刚刚完成一项别开生面的研究,探讨高等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研究涵盖时限从1950年至2040年,其中认可了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势地位,因为其拥有最高水平的教育水准和人才储备。在1950年,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不足5%,但25岁-64岁人口中,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则占全世界的45%。相比之下,印度人只占5%,中国则只有印度的一半。到2020年,美国所占比重已降至约16%,中国正迎头赶上,而印度的比例已略低于10%。据估算,到2040年时,中国的比重可能翻番,达到15%-20%,印度将以12%的比例居于美国之上,至于美国将只剩10%,位居第三。

教育对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力至为重要,这不言自明。据估计,儿童每增加一年的学校教育,其未来人均产出就会增加9%-10%。如果在商业环境之上,再有教育、健康和城市化等的提升加成,则这些因素将能解释各国人均产出差异的六分之五。在自由世界秩序下,美国鼓励全球教育的普及,世界成年人中的文盲比例,从1950年的45%下降到2020年的13%。

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扩张功在世界,却也削弱了教育和技术领先者的比较优势,尤其是美国。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受过高等教育的全球成年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不到2%增加到了今天的16%,到2040年将接近22%。1950年,工作年龄人口中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十个国家,有八个是发达国家;到2020年,发达国家所占席位已减半;到2040年,可能只剩下三个。从本质上讲,印度和中国将在训练有素的人力总量上占有优势,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而美国将成为“远远落后的第三名”。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报告说明,为何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在未来招收外国学生时将更为挑剔,尤其是在可能对国家安全事务产生影响的科技领域。直到2017年,麻省理工学院在其战略计划中还表达出全球雄心:“了解世界,帮助解决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并与和我们一样好奇并致力于严谨科学探究的国际合作者携手。”鉴于地缘政治纷争日渐加剧,并可能形成不同军事集团,这种全球视野也可能受到削弱。西方国家的大学将不再被鼓励培养外国留学生,因为这些人返回祖国后,会在关键技术领域和这些国家竞争。

简而言之,地缘政治竞争将决定未来关于教育、研发和技术的资源分配。没有一个国家会毫不介意地鼓励自由教育,让学生信马由缰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今天的学生希望更多参与应对重大社会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平等,但同时,他们也期望倾注精力于有益自我实现的职业。与此相反,出于服务经济增长的目的,高等院校更多提供的是短期课程,致力于使用新的教学方法和工具,特别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来提高求学者的工作技能。在国家层面,政府将敦促大学更多从事研发和创新研究,以增强国家竞争力,包括关涉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科研工作。

这意味着教育渠道或“供应链”也将如同全球供应链一样,被地缘政治干扰从而陷入崩解。至于教育课程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相关讨论才刚刚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费。由于更高水平的教育需要更大规模花费,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但政府预算又有限,大学将转向私营领域筹集资金。社会两极分化越加深,此类资金就越有可能被用于巩固既得利益,而不是用来解决结构性社会问题。

教育之所以带来争议,正是因为它要么成为统一社会的力量,要么导致分崩离析。

一件事很清楚。虽然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数量对一国之国力至关重要,但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可能更为关键。苏联在冷战期间,受教育劳动力规模居世界第二,也未能避免其解体的命运。我们的教育系统,能培养出可应对未来复杂形势的领袖吗?

正如诗人艾略特在1934年的诗作《磐石》中所问的那样,“我们在知识中失去的智慧,去了哪里?”这个问题不仅在大学里被追问,也是全社会的疑问。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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