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企业家经济学”，不是指用经济学研究企业家，而是指以“企业家”假设为基础的经济学。这一假设区别于古典经济学的“自利”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奥派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企业家经济学。
张维迎老师在企业家研究这个领域深耕多年，有大量相关作品，他的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是对企业家经济学，特别是企业家理论的重要贡献。
作者在序言中介绍了本书之缘起：这是他过去五六年间，围绕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经济增长等论题的学术论文合集。将这些文章重新编订完善后结集，旨在将“过去几年的所思所想比较系统地展现给读者”。
《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重点讨论了四个问题：真实世界里企业家如何决策？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企业家做什么？什么样的制度生态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本书可以视为张维迎先生过去几年“企业家研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论述细腻，论题范围宏阔，写作中更将理论与故事交融一体，有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理解深刻道理。
经济学的“两条分叉”
从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两条分叉，一条是从边际革命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路径。这条路径的起点是“边际三杰”中的杰文斯与瓦尔拉斯。新古典经济学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进步，正是把经济理论建立在个体的需求之上。为了满足某个需求，必须牺牲其他需求的满足。边际价值原理，是对古典经济学“成本决定价值”原理的颠覆。在这个路径中，边际思想是为解释均衡服务的，因此，重要的就是与边际概念直接相关的“效用”。为了说明均衡，效用被认为可以用函数表示，个体的偏好是稳定的等，并且函数与偏好是给定于个人的。
另一条是从边际革命到奥派经济学的路径。这条路径的起点是“边际三杰”中的门格尔，其特点是把个体的人视为有目的或有自己意志的行动主体，他能够运用自己的因果关系（逻辑），选择目的与手段，这样的行动主体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了。我们发现这样的假设是更为真实的，因为真实世界中的个体必然是这样。
门格尔强调，个体眼中他可以支配的某一定量的财货的价值，取决于该一定量财货的最后一单位对他的欲望满足而言的重要性。在这个价值思想中，价值或满足的需求的重要性是需要被“认识”的，这个认识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因为这种认识是在不确定下的判断。
不过，门格尔的理论也还是包含了均衡的思想，如维塞尔就是在门格尔的均衡思想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理论，提出了价值回溯理论，并用边际效用的思想来解释社会制度，撰写了《社会经济学》一书。不同于维塞尔，米塞斯充分挖掘的是门格尔理论中企业家精神的一面，构建了“行动学”。行动学把人视为能够运用理智的个体，这个“企业家”假设不同于“自利”与“理性人”假设，因为在这两个假设中，个体只是对约束条件作出最大化的反应，他的行动是被动的，而“企业家”当然是非常主动的。
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自利或理性人的假设只是被用于解释现象，经济学家根据他要解释的现象和他对现象的理解，构建假设与相关的函数。当然，自利、理性人与企业家这三个假设不是相互对立，因为企业家也自利、理性。不同的理论可以被用于说明不同的问题，如在分析具体现象时，使用自利或理性人假设或许就够了，如要拥有更现实或更为一般的市场理论，特别是动态的市场过程理论，则使用企业家假设更为合适。
可以说，古典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一个静态均衡理论，这导致古典经济学虽然主张自由主义或“小政府”，但是其“学说”却不能为其“主张”提供非常有力的捍卫。一个证据是古典经济学没有帮助人类在20世纪避免发生世界大战，这些灾难的出现与反市场的学说的广为流行有关，而这种反市场的学说恰恰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某些观点之上。一个例子是古典经济学把“劳动等同于生产”。实际上，只有当劳动被企业家导向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时，才是“生产性的”。或者说，纯粹的劳动并不具有生产性，如在地上挖坑。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能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需要企业家的判断。生产必然是离不开企业家判断的，因为生产要素不会自动组合在一起，使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相反，生产要素是在企业家判断的作用下，根据企业家判断来组合的。当企业家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获得利润时，就是创造了财富。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则没有看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生产出商品就是创造了财富，因此工人的劳动在生产中最为关键，这样，企业家的地位便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财富创造。
没有企业家概念的古典经济学
由于生产是由企业家判断主导，而古典经济学中没有企业家判断概念，因此古典经济学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这点上也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即同样没有生产理论。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看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试图打开企业的黑箱，但他们的企业理论没有企业家判断，因此也不构成真正的生产理论。
一些奥派经济学家其实也是没有真正的生产理论。如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一书的“生产理论”部分，虽然正确地指出了马歇尔理论的不足，但遗憾的是他自己的生产理论也不是从企业家判断概念出发，很大程度上也还是在马歇尔的均衡分析框架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有类似缺陷，他虽然强调了创新，但他的创新理论不过是对创新的一种“描述”，而不是从企业家判断出发来建构的。
如把创新理解为更好满足地消费者需求，那么企业家主导的生产过程就是创新过程，创新并不独立于生产。当生产过程是由企业家主导的，生产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时，生产过程自然就是创新过程。创新体现在了企业家的判断中，企业家做出准确判断，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就是实现了创新。所以，熊彼特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创新理论或生产理论的。当然，以“动物精神”假设为基础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更加没有生产理论或创新理论。
由于没有企业家概念，古典经济学其实只有“分配理论”，而没有“生产理论”，如斯密用分配来解释价格。然而，生产必然是企业家主导的，如没有企业家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产理论。生产理论必须是先于对财富来源的说明。由于没有企业家概念，古典经济学家也无法解释利润。实际上，利润与生产联系在一起，是决定企业家是否投资的因素。与利润一样，价值、价格与利润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从人的行动范畴中推导出来的，内嵌于企业家的行动中，构成企业家行动的条件。所以，经济学理论是关于企业家行动的理论，它不是关于外部世界如何达到均衡，如是这样的话，必然变成一种“解释”，而不是“理论”本身。
如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指向的是“均衡”，企业家经济学指向的必然是“行动”或“过程”，它并不主张“外部世界”应该有一个“最优”（均衡）状态，如供求均衡，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指数达到某个水平等等，它要求的是使“行动”得以可能，也就是让个体都能够有机会追求他的目标，发挥企业家才能，不能对他施加制度性强制。当企业家能够充分发挥才能时，“好”的结果自然产生，其中包括“好”的经济结果，也包括“好”的制度与规则，即制度与规则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最优”的外部状态而人为制定的，而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
企业家概念自然地引申出“法律”。因为人是“行动的”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所以才有协调或分工合作的必要，即“法律”的意义，正是保障个体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并限制那些破坏分工合作的行为，使分工合作过程能够充分展开，从而增进大众利益。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人是“行动的”，才产生了“协调”的必要，而正是协调的必要，才产生了法律的必要。相反，如没有把人假设为“行动的”个体，而是“自利”或“理性人”假设，那么就在个体的人之外，虚构了一个“聪明的”资源配置主体，它可以用政策手段，来人为地配置资源，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时，需要的是政策，法律就是多余的。
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没有法律意识，其原因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学中，排斥了人的有目的或有意识的行动，因此不存在个体行动的协调问题，所以也就不需要法律，只需要用政策来实现政策制定者想要的最优，当然，这就意味着干预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资源配置并不是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实现的，而是无数企业家行动的结果，他们的行动需要法律保障，所以，资源配置问题其实是法律问题，而非政策问题。
我们知道，企业家精神也是变革的力量。大部分人的行为遵循习惯或传统，而企业家是敢于打破习惯，建立新规则的人。因此，企业家是使大众有可能生活在新规则之下的人。这里的企业家不只是指经营企业的企业家，而是指一种品质，一种领导力与革新的精神。为此，需要一种新的学说，来改变人的观念，才能把人从不恰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其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学说，最为恰当的莫过于“企业家经济学”，也就是本身就是以企业家概念为基础的经济学。
从古典经济学的“自利”假设，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再到“企业家”假设，笔者认为这是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如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所指出的，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使经济学获得其独特性，这一思想后来也被米塞斯充分发展。我们说，把人是有意识的或有目的的作为经济学的起点，才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而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或有意识性，在“企业家经济学”这里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张维迎老师的这本新书，正是把企业家概念放到经济学理论的中心。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是一种静态均衡经济学，由此才提出了“市场失灵”概念，这个概念也成为目前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必不可少的内容，对此，张维迎在书中做了纠正，指出了这一流行概念的错误。
本书对企业家精神做了两种区分，即套利型企业家与创新型企业家，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判断。本书不仅有基础性的理论，还把“企业家精神”的思想运用于具体的经济问题，如反垄断、产业政策、创新问题等等，这些应用都非常精彩，本书还用大量生动的案例来说明企业家精神，让人感觉很真实，这也是其出彩之处。
引入企业家的概念，使我们有一个动态的市场过程理论，而这个“动态过程”也正是开放社会的特征，所以企业家经济学能够为社会提供理论基础，这也正是企业家经济学的巨大价值所在。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编辑：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