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经济学”的当下启示 | 《财经》书评

作者 | 朱海就  

2022年07月17日 18:54  

本文4856字,约7分钟

引入企业家的概念,使我们有一个动态的市场过程理论,而这个“动态过程”也正是开放社会的特征,所以企业家经济学能够为社会提供理论基础,这也正是企业家经济学的巨大价值所在

本文所谓“企业家经济学”,不是指用经济学研究企业家,而是指以“企业家”假设为基础的经济学。这一假设区别于古典经济学的“自利”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奥派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企业家经济学。

张维迎老师在企业家研究这个领域深耕多年,有大量相关作品,他的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是对企业家经济学,特别是企业家理论的重要贡献。

作者在序言中介绍了本书之缘起:这是他过去五六年间,围绕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经济增长等论题的学术论文合集。将这些文章重新编订完善后结集,旨在将“过去几年的所思所想比较系统地展现给读者”。

《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重点讨论了四个问题:真实世界里企业家如何决策?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企业家做什么?什么样的制度生态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本书可以视为张维迎先生过去几年“企业家研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论述细腻,论题范围宏阔,写作中更将理论与故事交融一体,有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理解深刻道理。

经济学的“两条分叉”

从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两条分叉,一条是从边际革命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路径。这条路径的起点是“边际三杰”中的杰文斯与瓦尔拉斯。新古典经济学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进步,正是把经济理论建立在个体的需求之上。为了满足某个需求,必须牺牲其他需求的满足。边际价值原理,是对古典经济学“成本决定价值”原理的颠覆。在这个路径中,边际思想是为解释均衡服务的,因此,重要的就是与边际概念直接相关的“效用”。为了说明均衡,效用被认为可以用函数表示,个体的偏好是稳定的等,并且函数与偏好是给定于个人的。

另一条是从边际革命到奥派经济学的路径。这条路径的起点是“边际三杰”中的门格尔,其特点是把个体的人视为有目的或有自己意志的行动主体,他能够运用自己的因果关系(逻辑),选择目的与手段,这样的行动主体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了。我们发现这样的假设是更为真实的,因为真实世界中的个体必然是这样。

门格尔强调,个体眼中他可以支配的某一定量的财货的价值,取决于该一定量财货的最后一单位对他的欲望满足而言的重要性。在这个价值思想中,价值或满足的需求的重要性是需要被“认识”的,这个认识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因为这种认识是在不确定下的判断。

不过,门格尔的理论也还是包含了均衡的思想,如维塞尔就是在门格尔的均衡思想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理论,提出了价值回溯理论,并用边际效用的思想来解释社会制度,撰写了《社会经济学》一书。不同于维塞尔,米塞斯充分挖掘的是门格尔理论中企业家精神的一面,构建了“行动学”。行动学把人视为能够运用理智的个体,这个“企业家”假设不同于“自利”与“理性人”假设,因为在这两个假设中,个体只是对约束条件作出最大化的反应,他的行动是被动的,而“企业家”当然是非常主动的。

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自利或理性人的假设只是被用于解释现象,经济学家根据他要解释的现象和他对现象的理解,构建假设与相关的函数。当然,自利、理性人与企业家这三个假设不是相互对立,因为企业家也自利、理性。不同的理论可以被用于说明不同的问题,如在分析具体现象时,使用自利或理性人假设或许就够了,如要拥有更现实或更为一般的市场理论,特别是动态的市场过程理论,则使用企业家假设更为合适。

可以说,古典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一个静态均衡理论,这导致古典经济学虽然主张自由主义或“小政府”,但是其“学说”却不能为其“主张”提供非常有力的捍卫。一个证据是古典经济学没有帮助人类在20世纪避免发生世界大战,这些灾难的出现与反市场的学说的广为流行有关,而这种反市场的学说恰恰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某些观点之上。一个例子是古典经济学把“劳动等同于生产”。实际上,只有当劳动被企业家导向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时,才是“生产性的”。或者说,纯粹的劳动并不具有生产性,如在地上挖坑。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能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需要企业家的判断。生产必然是离不开企业家判断的,因为生产要素不会自动组合在一起,使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相反,生产要素是在企业家判断的作用下,根据企业家判断来组合的。当企业家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获得利润时,就是创造了财富。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则没有看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生产出商品就是创造了财富,因此工人的劳动在生产中最为关键,这样,企业家的地位便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财富创造。

没有企业家概念的古典经济学

由于生产是由企业家判断主导,而古典经济学中没有企业家判断概念,因此古典经济学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这点上也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即同样没有生产理论。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看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试图打开企业的黑箱,但他们的企业理论没有企业家判断,因此也不构成真正的生产理论。

一些奥派经济学家其实也是没有真正的生产理论。如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一书的“生产理论”部分,虽然正确地指出了马歇尔理论的不足,但遗憾的是他自己的生产理论也不是从企业家判断概念出发,很大程度上也还是在马歇尔的均衡分析框架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有类似缺陷,他虽然强调了创新,但他的创新理论不过是对创新的一种“描述”,而不是从企业家判断出发来建构的。

如把创新理解为更好满足地消费者需求,那么企业家主导的生产过程就是创新过程,创新并不独立于生产。当生产过程是由企业家主导的,生产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时,生产过程自然就是创新过程。创新体现在了企业家的判断中,企业家做出准确判断,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就是实现了创新。所以,熊彼特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创新理论或生产理论的。当然,以“动物精神”假设为基础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更加没有生产理论或创新理论。

由于没有企业家概念,古典经济学其实只有“分配理论”,而没有“生产理论”,如斯密用分配来解释价格。然而,生产必然是企业家主导的,如没有企业家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产理论。生产理论必须是先于对财富来源的说明。由于没有企业家概念,古典经济学家也无法解释利润。实际上,利润与生产联系在一起,是决定企业家是否投资的因素。与利润一样,价值、价格与利润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从人的行动范畴中推导出来的,内嵌于企业家的行动中,构成企业家行动的条件。所以,经济学理论是关于企业家行动的理论,它不是关于外部世界如何达到均衡,如是这样的话,必然变成一种“解释”,而不是“理论”本身。

如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指向的是“均衡”,企业家经济学指向的必然是“行动”或“过程”,它并不主张“外部世界”应该有一个“最优”(均衡)状态,如供求均衡,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指数达到某个水平等等,它要求的是使“行动”得以可能,也就是让个体都能够有机会追求他的目标,发挥企业家才能,不能对他施加制度性强制。当企业家能够充分发挥才能时,“好”的结果自然产生,其中包括“好”的经济结果,也包括“好”的制度与规则,即制度与规则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最优”的外部状态而人为制定的,而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

企业家概念自然地引申出“法律”。因为人是“行动的”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所以才有协调或分工合作的必要,即“法律”的意义,正是保障个体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并限制那些破坏分工合作的行为,使分工合作过程能够充分展开,从而增进大众利益。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人是“行动的”,才产生了“协调”的必要,而正是协调的必要,才产生了法律的必要。相反,如没有把人假设为“行动的”个体,而是“自利”或“理性人”假设,那么就在个体的人之外,虚构了一个“聪明的”资源配置主体,它可以用政策手段,来人为地配置资源,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时,需要的是政策,法律就是多余的。

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没有法律意识,其原因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学中,排斥了人的有目的或有意识的行动,因此不存在个体行动的协调问题,所以也就不需要法律,只需要用政策来实现政策制定者想要的最优,当然,这就意味着干预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资源配置并不是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实现的,而是无数企业家行动的结果,他们的行动需要法律保障,所以,资源配置问题其实是法律问题,而非政策问题。

我们知道,企业家精神也是变革的力量。大部分人的行为遵循习惯或传统,而企业家是敢于打破习惯,建立新规则的人。因此,企业家是使大众有可能生活在新规则之下的人。这里的企业家不只是指经营企业的企业家,而是指一种品质,一种领导力与革新的精神。为此,需要一种新的学说,来改变人的观念,才能把人从不恰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其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学说,最为恰当的莫过于“企业家经济学”,也就是本身就是以企业家概念为基础的经济学。

从古典经济学的“自利”假设,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再到“企业家”假设,笔者认为这是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如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所指出的,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使经济学获得其独特性,这一思想后来也被米塞斯充分发展。我们说,把人是有意识的或有目的的作为经济学的起点,才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而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或有意识性,在“企业家经济学”这里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张维迎老师的这本新书,正是把企业家概念放到经济学理论的中心。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是一种静态均衡经济学,由此才提出了“市场失灵”概念,这个概念也成为目前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必不可少的内容,对此,张维迎在书中做了纠正,指出了这一流行概念的错误。

本书对企业家精神做了两种区分,即套利型企业家与创新型企业家,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判断。本书不仅有基础性的理论,还把“企业家精神”的思想运用于具体的经济问题,如反垄断、产业政策、创新问题等等,这些应用都非常精彩,本书还用大量生动的案例来说明企业家精神,让人感觉很真实,这也是其出彩之处。

引入企业家的概念,使我们有一个动态的市场过程理论,而这个“动态过程”也正是开放社会的特征,所以企业家经济学能够为社会提供理论基础,这也正是企业家经济学的巨大价值所在。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编辑:臧博)

《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张维迎著,海南出版社,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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