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上半年起诉帮信罪6.4万人,三类人员涉案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作者 | 《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 | 鲁伟  

2022年07月25日 19:30  

本文3749字,约5分钟

最高检察院表示,帮信罪案件激增背后,折射出一些社会治理特别是网络治理问题。在校学生、科技公司从业人员、通信和金融等行业内部人员三类人员涉案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2022年以来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称“帮信罪”)数量持续下降,但整体仍在高位运行;2022年上半年起诉帮信罪6.4万人,有力促进电信网络犯罪源头打击治理。这是7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察院”)披露的最新数据。

作为2015年新增罪名,短短几年来帮信罪案件迅速攀升。帮信罪在2021年后成为继危险驾驶和盗窃罪之后,刑事犯罪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第一大罪名。

最高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从起诉人员看,帮信罪涉及地区范围广,多数系初犯。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以帮信罪起诉的人员涉及全国各个省份,特别是在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重点地区,帮信罪起诉人数也相对较多。此外,低龄化现象突出,30岁以下的占64.8%,18岁至22岁的占23.7%。犯罪嫌疑人中,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占多数,初中以下学历占66.3%,无固定职业的占52.4%,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非法买卖“两卡”。同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支持。

帮信罪多以犯罪团伙形式实施,如“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分工相对明确,便于持续性、规模化为上游犯罪提供支持帮助。从办理案件看,帮信行为所帮助的上游电信网络犯罪主要集中在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领域,其行为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非法买卖“两卡”尤其是银行卡,为上游犯罪提供转移支付、套现、取现的工具,这占起诉总数的80%以上;二是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软件工具,如GOIP设备、批量注册软件等,提高犯罪效率、降低犯罪成本;三是开发专门用于犯罪的黑产软件工具,如秒拨IP等,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

最高检察院表示,针对办案中反映的趋势问题,检察机关坚持宽严相济,在依法全链条惩治帮信犯罪的同时,强化类案监督,推动诉源治理,深化以案释法,筑牢帮信犯罪社会防线。一是突出打击重点,注重政策把握,坚决遏制帮信犯罪滋生蔓延;二是完善法律规定,加强案例指导,提高帮信案件办理质效。

涉罪人数为何高位运行

数据显示,自2021年四季度以来,起诉帮信罪人数环比逐季下降。其中,2022年一季度环比2021年四季度下降33%;二季度环比一季度下降6%。目前,帮信罪仍是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

帮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是电信网络犯罪的重要“帮凶”。2019年11月,最高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院”)制定出台《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帮信罪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司法认定问题。

从2015年刑法增设帮信罪至2020年10月“断卡”(斩断电话卡、银行卡的买卖链条)行动前,检察机关共以帮信罪起诉6000余人。“断卡”行动以来,起诉人数直线增加,尤其是2021年逐月上升,共起诉近13万人,是2020年的9.5倍。

为什么帮信罪案件增长如此迅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溯此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2015年至2018年,帮信罪案件数量并不多,但从2019年开始呈井喷式增长,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全国加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开展专项行动、“断卡”行动等。从2019年起,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陆续发布与帮信罪有关的司法解释,逐渐细化和完善帮信罪的认定标准。比如,2019年10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年6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此外,2019年以来,检察机关全面推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尽量依法从简从快从宽办,帮信罪案件的量刑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审判效率大幅提高。

江溯还表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呈现犯罪手段专业化、犯罪主体团伙化、犯罪之间链条化、犯罪对象涉众化、犯罪范围跨境化等特点。在网络犯罪的链条上,存在上游、中游、下游,彼此之间往往不认识,是一种相互协作的关系。“但他们心照不宣,这些提供帮助行为的人,比如负责收购银行卡的人,他并不认识上游的人,可能也不是为了给特定的犯罪人去使用,最终服务的却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犯罪,他帮助的可能是成千上万的诈骗犯,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这些人逍遥法外,难以从根本上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因此,这也是刑法设立帮信罪的背景之一,旨在从源头治理网络犯罪空间里的各种帮助行为。

江溯表示,依法适用帮信罪对于净化网络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为了防止帮信罪认定出现宽泛倾向,应当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之下,对帮信罪的适用作适当限缩。他建议,对“明知”的判断标准、被帮助行为的理解、“情节严重”的认定等方面作出限缩。另外,还应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减少“寄生在网络空间里的帮助行为”。

高度关注三类人员涉案问题

最高检察院发布的消息称,帮信罪案件激增背后,折射出一些社会治理特别是网络治理问题,有的问题还较为突出,需要加强源头管控、协同治理。这其中,在校学生、科技公司从业人员、通信和金融等行业内部人员三类人员涉案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最高检察院称,科技公司从业人员抱着“赚快钱”“炫耀能力”的想法,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实则沦为犯罪的“技术助攻”。通信、金融等行业内部人员,违反“实名制”等规定大量办理“两卡”并非法出售、提供,成为电信网络犯罪主要的工具输送渠道。如某通信公司驻某大学校园网点代理商,利用申请手机卡的学生信息,私自办理校园宽带账号500余个,并以每个账号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游买家,其中部分账号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今年3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下称“罗湖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的一类重点案件,帮信罪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和趋势。首先,涉案人员类型广泛。从办案实践来看,帮信罪的主要表现形式还是以“卖卡”为主,而实施此类形式犯罪的多为非本地户籍、无稳定住所、无固定职业等流动人员,涉案人员之间大多交流不多,导致公安机关侦查难度大,常常只能“个别捕捞”,难以“一网打尽”。

其次,帮信犯罪与上游犯罪的界限模糊。帮信罪与诈骗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洗钱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等罪名都存在交叉之处。“基于这种交叉竞合的现象,对帮信案件的主观方面认定需更为谨慎,是否与上游犯罪有共谋、帮助行为的介入时间点等均对定性有较大影响。”而涉案人员对行为危害性认识明显不足。帮信罪案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均未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认为只是卖了几张自己名下的卡、帮别人转了几笔账,非法获利不多,不太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思想根源上的轻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类犯罪难以杜绝。”上述罗湖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何年轻人更容易卷入帮信犯罪?上述罗湖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与犯罪分子精准定位群体有一定关系。随着公众法律知识逐渐普及,犯罪分子还利用法律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的特殊政策,通过胁迫、教唆、利诱未成年人加入犯罪团伙,以至于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易受其蛊惑,错以为未成年便是犯罪的“免死金牌”,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工具人”。年轻人相对缺乏社会经验也是他们容易卷入帮信罪的一大因素。新生一代正处于对新鲜事物好奇愿意尝试的阶段,对电信网络的辨别力不足,权利意识薄弱、消费自控能力差、心智尚不成熟等特点,又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易轻信以低撬高、赚取快钱的骗局。

另外,最高检察院表示,招聘、实习、兼职领域涉案问题较为突出。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发现,有的招聘市场特别是网络招聘平台对招聘企业资质、发布招工信息等缺乏严格审查和管理,导致不少人员因为虚假、违法招聘广告,陷入犯罪分子设计的陷阱,最终触犯帮信罪。 

最高检察院表示,设备工具的源头管理需进一步加强。一些犯罪人员通过非法出售、出租专业设备或工具,帮助上游犯罪实施。有的设备、工具有正常用途,但由于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缺乏必要的规制和监管,易被用于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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