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会减少就业机会吗?| 《财经》书单

作者 | 臧博  

2022年08月21日 19:21  

本文6576字,约9分钟

使用新技术而实现进一步自动化的企业,能获得更高生产率,使其产品比竞争对手给消费者带来更大价值,从而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以适应增加了的市场份额,也便需要雇用更多员工。阿吉翁从而认为,技术革命本身不是就业的敌人,自动化让生产变得现代化,赢得更多市场份额,雇用更多员工,形成正向的生产率效应。在人类历史上前两次工业革命中都出现过这一生产率效应,且没有发生大规模失业

技术进步是否会减少就业机会,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从古典经济学时代延续至今,仍是待解的难题。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凯恩斯就曾多次郑重告诫世人,当“发现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时,技术进步就会导致大范围失业。后来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凯恩斯这套论说近乎杞人忧天。

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大致仍有两类观点占据思想界、实业界主流。一是乐观主义,这派人士认为,以就业问题而言,即便当下这次技术革新也不会与蒸汽机、电力、互联网诞生的年代有根本区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一方面会增加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将拓宽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创造出同一行业的新工种,甚至全新的行业,从而接纳被技术进步挤压出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悲观论者则持“技术导致不平等和就业不足”等观点。此类论断同样不尽符合过往的历史事实——无论第一次工业革命或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没出现大规模失业。

阿吉翁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中,用一系列实证研究证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必然是负面的。他指出,技术革命不会导致就业减少。新技术革命产生的新通用技术会改变整个经济的面貌,但这些通用技术并非“即插即用”,它们被实际应用于经济中不同部门后,还需经过次级工艺创新,这会花费很长时间。所以对整个经济而言,新通用技术替代旧通用技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而给了就业者适应新技术的时间和实践机会。

使用新技术而实现进一步自动化的企业,能获得更高生产率,使其产品比竞争对手给消费者带来更大价值,从而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以适应扩大了的市场份额,也便需要雇用更多员工。阿吉翁从而认为,技术革命本身不是就业的敌人,自动化会让生产变得现代化,赢得更多市场份额,雇用更多员工,形成正向的生产率效应。在人类历史上的前两次工业革命中,都出现过这一生产率效应,也都避免了大规模失业。

弗雷在《技术陷阱》中对技术革命带给就业者的冲击作出了悲观判断,这是另一种考察视角。但此类观点也非新见。早在斯密时代,《国富论》便在劳动分工理论中提出,新机器引入劳动过程,虽然会缩减一定产出下劳动者的雇用数量,但技术进步、生产扩大也会带来就业结构变化,而分工范围的拓展将为失业工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斯密的观点曾引来同时代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新技术推广会压缩乃至剥夺工人的就业。

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对弗雷的上述论述提出了委婉批评,并提醒世人,在思考自动化和劳动力被取代现象时,关于技术对就业和未来工作的影响,应避免让思维走向极端。施瓦布极有信心地指出,新技术使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也会催生对新商品和新服务需求的增加,从而创造出全新职业、全新业务,甚至是全新行业。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总是会淘汰部分工作,又以其他形式或者在其他地方提供新的工作机会。
 

《国富论》,(英)亚当·斯密著,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
 
亚当·斯密身上有诸多标签,他既是经济学家,也是思想家。斯密首先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主将之一。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均是经济学乃至思想史上的必读经典。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等理念,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道德伦理观,也起到匡救时弊的作用,影响远及今日。

斯密对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有过论说,如今读来会觉得朴素,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也是极深刻的创见。事实上,即便时至今日,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也没有完全脱离斯密所处的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基本讨论框架。

斯密对这一问题的观点集中出现在《国富论》前三章,也即劳动分工理论。他以当时制针业的分工为例,指出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甚至让人们变得更富裕的关键之一。至于以新式机器使用为标志的技术进步,到底会创造就业还是破坏就业,斯密认为新机器引入劳动过程,确实会缩减一定产出下劳动者的雇用数量,但技术进步、生产扩大也会带来就业结构变化,而分工范围的拓展将给失业工人提供新就业机会。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法)菲利普·阿吉翁等著,余江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1
 

阿吉翁是创新和经济增长问题领域的大家。他早年与豪伊特合作,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引入增长理论,初步构建起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他们也对技术进步与就业之关系作出了深入分析。

本书是阿吉翁过去几年间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内容,更是作者30余年研究创新与增长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在序言中表示,此书之作有两大背景,第一是智识背景,全书的研究建基于熊彼特关于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基础之上;第二个则是现实背景,本书写作期间适逢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促使经济学界积极思考危机后,全球经济和各国社会将会出现何种长远趋势。作者们认为,创造性破坏将成为讨论核心,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和与之伴随的社交隔离等,大量传统的就业岗位会被破坏,同时危机也为新的创新活动开拓出空间。

阿吉翁的研究理路是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路做一般性推广,并用这一分析框架来讨论宏观经济学范畴的长期经济增长、就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延续这一脉络,并将分析范围大幅扩充,容纳进当下全球经济中显见的诸多问题:可持续长期增长、不平等根源、竞争和全球化、中等收入陷阱等。

阿吉翁和豪伊特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技术与就业的关系,他们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内生化,构建了失业一增长模型。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中,阿吉翁对新时代背景下技术革命带来的就业冲击作出了进一步阐释:技术革命会加快工作的自动化,更多工作会被机器人替代,但技术革命也会催生一系列次级创新,影响经济中的所有部门,促进企业增长和扩大规模,从而补偿并增加就业。

阿吉翁测算了个体工厂层面在给定时间内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对就业的影响。他指出,自动化对就业的正面促进作用会随着时间而加强,一家工厂的自动化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两年后的就业会提高0.25%,十年后则能提高0.4%。也就是说,与人们通常的预想相反,自动化给工厂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摧毁的就业岗位。这是因为,自动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使产品能比竞争对手给消费者带来更大价值,从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反过来,市场份额的提升促使积极推进自动化的企业加大生产规模,从而雇用更多员工。即便脱离个体企业考察整个产业层面,这一结论依然适用,因为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产业,恰恰就是就业增加最多的产业。

《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瑞典)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著,贺笑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11月

 

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会给社会的主要工作形态带来深刻影响。本书系统而全面地回顾了近几百年技术进步的历史,以及它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分配。作者力图说明,技术进步对收入造成何种影响,将决定人们对它的态度。《技术陷阱》表明,在眼下这场新的技术革命中,过去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面对现在的状况。

作者认为自动化对社会的影响超出此前人们的认知。在其看来,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下一阶段的技术突破或许可以再次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这些技术中许多都是取代型技术,会进一步给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分配极有可能更为不均。如果不解决自动化过程中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问题,社会将付出巨大代价。弗雷提出,为避免落入技术陷阱,各国政府必须出台政策刺激生产率增长,同时需要采取教育改革和加大教育投资、提高福利等多种措施,努力降低自动化的社会成本。

技术进步究竟伤害就业还是促进就业,是一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便争论不休的问题。《技术陷阱》代表了与斯密、阿吉翁等学者截然不同的一种观点。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到底会如何发展,目前还很难定论,也有待更多学者进行实证研究,弗雷对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情景的悲观判断,可聊备一格,以供兼听。事实上,前两次工业革命并没有造成大规模失业,而是全面提升了社会繁荣程度和生产力,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如阿吉翁的研究所证明,面对自动化大势,一些企业会错失采用新技术的机会,导致市场份额下降,不得不减少员工,将生产外包,甚至关门大吉,这可以视为自动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但此类自动化发展趋势下的就业减少,应归咎于错失自动化关键节点而被迫退出市场的企业。

《后稀缺:自动化与未来工作》,(美)亚伦·贝纳纳夫著,谢欣译,中译出版社,2022年5月
《后稀缺》旨在探讨自动化的发展与未来工作的关系,该书既描述了值得期待的未来社会,又为我们指明就业难与用工荒矛盾的症结所在。此外,本书涵盖了自动化与失业关系的历史来源、争论焦点,以及左翼和右翼提出的相关解决方案,有助于读者从新的视角对当前的劳动力需求困境进行思考。

硅谷巨头、政治家、技术未来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们经常声称,我们正逐渐步入技术快速自动化的时代,曾经熟知的传统工作模式即将终结。作者则认为,未来学家们所谓的自动化导致失业,是“虚假的危言耸听”。

亚伦教授指出,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更便利的交往和更丰富的世界认知方式的同时,对机器挤压劳动力的担忧也随之而来。这种担忧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本书通过介绍过去50年中世界经济及劳动人口的发展,着重审视当今世界劳动力需求持续低迷的源起和发展,探讨了解决这一市场失灵问题的其他政策选择——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以及全民基本收入。

作者对“技术导致不平等和就业不足”的论调提出质疑。他认为,造成今天所面临危机的原因并不是自动化驱动下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岗位数量缩减;真正的问题在于,以前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扩张的速度开始放缓,继而导致新增就业岗位减少,经济陷入了持续性停滞。

《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德)克劳斯·施瓦布著,2016年6月

 

蒸汽机的发明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流水线作业和电力的使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施瓦布认为,在社会和技术指数级进步的推动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开始了。他指出,这场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席卷而来,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几次工业革命。

施瓦布在本书中也探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他认为,未来的世界会涌现出许多新岗位和职业,这不仅是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还因为许多非技术因素,比如人口压力、地缘政治变化、新的社会和文化规范;此外,他提醒世人,在思考自动化和劳动力被取代现象时,关于技术对就业和未来工作的影响,应避免让思维走向极端。

在作者看来,技术对就业发生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影响:一方面,技术对就业有破坏效应,因为技术带来的颠覆和自动化会让资本取代人工,从而导致工人失业,或者把他们的技能用到其他地方;另一方面,这样的破坏效应也伴随对新商品和新服务需求增加,催生全新职业、业务,甚至是全新行业。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总是会淘汰部分工作,又以其他形式或者在其他地方提供新的工作机会。

《创新、工资与财富》,(美)詹姆斯·贝森著,刘洲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7月
 
本书关注技术进步与“打工人”工资之间的关系。作者追溯了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人工资的变化,分析技术如何增加劳动者收入以及为什么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实现。作者指出,技术知识存在固定周期,早期往往是碎片化、不确定的,无法标准化,也很难进行课堂教育,很多是从实践中获得。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也许具有技能和知识,但这些技能和知识所产生的利益流向了他们的雇主,企业利润增加,工人工资却保持不变。

技术影响就业和工资,让受过教育的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并非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现象。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机器接管了工作任务,进步的技术并未给工人带来多大经济收益。趋势的最终逆转发生在几十年后,届时即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工资也大幅上涨,工人终于从新技术中获得收益。

作者通过经济史和当前经济的研究,分析新技术如何影响普通工人,以及社会应对挑战的最佳方式。他认为,今天的技术不同于过去。然而通过研究历史,可以发现技术是如何提高普通工人工资的,以及为什么要耗时几十年才能实现。这些分析能够帮助理解如今仍可能在发挥影响的类似力量,并制定让普通工人再次从技术中获利的策略。

《零工经济》,(美)黛安娜·马尔卡希著,陈桂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1月

 

本书聚焦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乏力同时出现时,对就业产生的冲击,以及普通人的应对之道。作者认为,就业机会减少的原因之一在于就业增长的引擎出了故障,并逐渐停止运转。而新兴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正在减少。这是从经济增速一面的观察。

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企业正在通过裁员、精简、重组来逐步减少全职岗位,转而用自动化、外包或承包的方式去完成一些此前的全职工作。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挤出效应,尽管不是全局性的,且会随着新技术普及使用而提高效率,创造出新的需求和新的岗位,但在这个过渡阶段,更多“打工人”可能面对就业挑战,零工经济也在此背景下形成气候。

在传统社会,这对很多人的生计来说将是巨大挑战,但在如今日益成熟的以数字化、网络化为基础的共享经济时代,情景将可能截然不同。社会和就业市场都在迅速变化,很多时候不可预测,这让今天的职场人很少能沿着预先确定的职业阶梯慢慢向上爬,职业规划和生活方式的转型于是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选项。作者指出,零工经济是一种适应新时代的新型工作形式,它意味着从“企业—员工”到“平台—个人”的转变,尽管对人们工作方式的影响刚刚开始,带来的影响则不可小觑。

作者认为,零工经济是一种技能经济,技能型劳动者会是鱼与熊掌兼得的赢家。随着零工经济发展,人们完全可以期待自己成为价值和收入的真正主人,在能力圈内行动,在舒适圈外学习,因为它改变的不仅是工作方式,还有生活方式。零工经济中的工作并不总是,甚至大部分都不是一份工作;在零工经济中,人们可以不用费尽心机去找好工作,而只需要专注于找到好的工作内容。

《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雨译,中信出版集团,2013年12月
 

畅销书《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毕生专注于研究不确定性、概率问题,他在本书中提出并定义了“反脆弱”的概念,并认为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而是“反脆弱”——既然“黑天鹅”事件无法避免,就应想办法从中获益。塔勒布向我们揭示了极其罕见而不可预测的事件如何潜伏在世间万物背后,而在《反脆弱》中,他极力为不确定性正名,让我们看到它有益的一面,甚至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

脆弱的事物,在压力下会崩溃。但塔勒布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类事物,它们不仅能对抗压力,而且能从不可预测的和不受欢迎的刺激因素中获得成长并获利。塔勒布笔下的“反脆弱性”就是指不仅能从混乱和波动中受益,而且需要这种混乱和波动才能维持生存和实现繁荣的事物的特性。

现代社会,人们过于重视预测未来,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固稳定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挑战。可是现代社会也充满不确定性,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整个秩序和系统就变得非常脆弱以致崩溃。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对个人来说,在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拥有“反脆弱”思维不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至关重要。

(作者为《财经》文化编辑;编辑:何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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