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础制造领域，像钢铁、石化、建筑、材料和民生方面 的纺织、服装、家电，中国是最强的。图/视觉中国
如何评价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
在2021年在3月7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表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成就很大，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明显增多，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早在2015年，苗圩就指出，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当时苗圩表示，中国处于第三梯队，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重大挑战。苗圩认为，中国还不是制造强国。问题出在四方面。一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二是基础配套能力不足。三是部分领域产品质量可靠性有待提升。四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基于以上四点，苗圩表示，“实现制造强国目标不会一蹴而就，至少要30年不懈努力”。
不过，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屈贤明认为，中国制造业现阶段的状态是“大而有韧性”。
大而有韧性，意味着世界市场发生变化，中国较能适应。但是，中国制造业还未到“又大又强”的程度，首先是，中国制造业有三大“卡脖子”短板需要突破，产业基础薄弱的问题需要真正解决。其次是，中国应该培养一批制造业“长板”，在2025年之前，中国能把长板打造得更长更强，“卡脖子”的短板也将逐步解决。
屈贤明提出，中国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将“着力培育更多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打造冠军之城，引导中小企业专注核心业务，提高专业化生产、服务和协作配套的能力，为大企业、大项目和产业链提供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产品和配套服务。”近日，屈贤明接受《财经》记者专访，讲述了他对中国未来制造业的看法。
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
《财经》：德国、日本位于全球制造业第二梯队，即高端制造领域。同时，德国、日本以制造业“隐形冠军”而闻名。德国、日本的“隐形冠军”不仅数量多，更因其精致的制造工艺在全球市场享有高占有率，具有良好声誉。中国制造业再发展，是否也要沿着这个方向走？
屈贤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国家制造强国战略”里提到了五大工程，分别为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这五大工程开始实施后，我发现大家对智能制造很感兴趣，但是对工业强基工程、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领域，大家就不是那么有兴趣。
我担任工信部智能制造专家组副组长以来，参与了“国家制造强国战略”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对这点感触比较深。在实践中，如果是智能制造的项目，各级政府都很愿意掏钱，而一旦涉及到类似工业强基的长期投入，各地就有为难情绪了。
我们在江苏和宁波进行的调研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在解决初始的资金积累、实现盈利后，并没有去投资房地产或经营股票，而是坚持在自己熟悉的制造业领域里深度耕耘。这就是为何宁波出现了大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原因，有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位于世界领先位置，甚至可以媲美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
通过调研，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现象，中国现在更多民营企业明确了自己的发展定位。如果它们不具备制造大机械的实力，就专心在诸如轴承、密封、模具等一个细分领域里耕耘，企业做细分领域的资本和能力是足够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专攻细分领域的企业。我认为培养一批深耕于某个领域的企业，是今后提升中国制造业零部件、元器件质量的一条好路径。
实际上，你让民营企业去生产诸如主机一类复杂的东西是不现实的。但它们可以在零部件生产的细分领域里做得很好，宁波就有100余家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发展路径如今也得到国家认可和支持。
此前，我们组织了一些传媒界的人士去企业发展好的城市调研，并将调研结果出了书，书名叫《寻找隐形冠军》。随后，培养“隐形冠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氛围，各省都将培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重点任务关注。国家也出台了相应政策，对10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予1000亿元资金支持，相当于一家企业支持几百万元。
为什么国家要花这么多钱做这件事？在刚才提到的城市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还做了关于中国产业基础薄弱的相关研究工作，像2018年美国制裁华为、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有时候一个芯片、一个零部件、一种材料，就可以把一个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置于死地。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部分重点技术，像芯片、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一旦外国企业断供，我们就会像被“卡脖子”一样致命。对此，我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进来解决这类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组织了几十位院士，1000余名专家，将各领域重点需要的“五基”产品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整理了1000多项并发布。我希望能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让更多企业来认领任务，借此全面提升中国产业基础水平。
《财经》：您调研时关注到单项冠军数量多、质量好的城市有哪些共同特点？
屈贤明：我认为共同点是当地政府和企业做事更踏实。上海、北京是创新能力强且有金融加持。因为上海和北京高校及研究所多，所以两地人才多。人才多科研成果就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出去创业，一旦有资本加持，就能很快发展。江苏、广东、浙江三个省的城市民营经济十分发达。
填补制造业空白领域
《财经》：与德国、日本的隐形冠军企业相比，中国的单项冠军企业发展水平如何？
屈贤明：在产业基础方面，中国企业与德国、日本有相当大的差距。原因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路径不一样。改革开放后，无论是人民生活还是国防建设都需要最终产品。普通的零部件中国能生产，但如果是需要研发的且当时未能研制出来的，我们就从国外购买了，这就导致了中国产品存在空心化现象。拿飞机制造举例，我们能做飞机外壳，但不能做发动机、机载设备。我们能做轮船的发动机，但做不出机泵阀。
与之相反的是，德国在工业发展阶段时，它们买不到这些东西，全都需要自己造出来，因此它们的零部件制造技术和整机制造技术是同步发展的。中国有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利用别国的零部件直接制造主机，如果造不出来，就买别国的。
比如，2008年中国开通了北京到天津的400公里时速的高铁。14年过去了，中国高铁修了4万公里，可是我们却没攻克高铁轴承的制造。
有人认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做不出来没关系，可以从国外买。但是国际形势一旦变化，其他国家就可以“卡我们脖子”。如果别国不向我们供应轴承，中国高铁发展就会受阻。飞机发动机等同理。我们只能自己从头开始研发，这样一来，时间线就长了。
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意识到：需要掌握关键核心零部件制造技术。哪怕在短期内，国产品牌的认可度低，我们也要自己做起来。当然，我不认为外国企业真的会对中国全面断供，但还是需要以防万一。
值得关注的是，在很多领域，中国已经完成了0到1的突破。比如，我们已完成从军用发动机的研发，不再依赖从国外购买。尽管中国还做不出来7纳米的芯片，但28纳米的已经研制成功。
综上所述，我希望中国再用几年的时间进行产业基础再造，动员上百家企业去研发，将国内制造业空白领域都填补上。产业基础的问题一旦解决，国外就无法制裁我们了。
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与日本、德国已经很接近了。
我认为中国可以在2025年左右赶上它们。与美国相比，我们在半导体、航空等高技术层面还有差距。不过，在钢铁、服装等行业上，美国要依赖于中国。在医疗器械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基本实现国产替代。此前，中国医院多采用GE、西门子、飞利浦的医疗器械，近几年，医院开始用上国产医疗影像设备。很多医院一线工作人员认为，国产医疗器械已经与外国制造不相上下。只是由于操作习惯及软件适配的原因，国产医疗器械企业要进一步与医院加强合作。
在基础制造领域，像钢铁、石化、建筑、材料和民生方面的纺织、服装、家电，中国是最强的。在重大装备领域（如汽车、船舶等），与美国、德国、日本等领先国家相比，中国有长板也有短板。中国的轨道交通装备、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发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处于世界领先或先进水平，数控机床、机器人与领先国家差距较大；在高技术制造领域，中国的通信设备处于领先，空天装备处于先进，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装备、医药、新材料与领先国家差距大。
《财经》：我们还有一部分“卡脖子”项目，您认为被卡的原因是什么？比如高铁世界排名第一，却被轴承“卡脖子”。
屈贤明：我们能做出来轴承，但是开发成功后，铁路部门不敢采用、不愿意采用，更喜欢从国外购买。其实中国产的轴承已经通过了实验，且价格便宜。但是，采购负责人怕出错出问题，所以采买国外的。
《财经》：近年来产业基础高级化被频繁提起，强调产业基础高级化，对国家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有什么意义？
屈贤明：产业基础要牢靠，产业基础如果不稳固，谈提高就为时尚早。2014年以来，工信部提出了“工业基础”的概念，解决产业基础薄弱问题提上日程。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确立了产业基础这一国家战略的地位。
产业基础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基础产品的技术水平高低是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要素，基础产品的质量可靠性更是决定重大工程或重大产品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产业基础决定着产业发展的健康有序和安全。
从“大而有韧性”到“又大又强”
《财经》：中国制造业为什么一直“大而不强”？
屈贤明：我现在给中国制造业的定位是“大而有韧性”。大而有韧性有几个表现，一是抗冲击能力，在强大的冲击波下能站稳脚跟；二是应变能力，能迅速应变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乱阵脚；三是生存发展能力，在严峻的环境下不仅能生存，还能向前发展，越战越勇。但是我们还不能说中国制造业又大又强，这样的论断为时尚早。
因此我称它为“大而有韧性”。这个说法是现有事实可以佐证的，之前听说过“大而有韧性”说法的人也都比较赞同我。
《财经》：中国从“大而有韧性”到“大而强”，您认为还需要多长时间？
屈贤明：第一，之前提到的，“卡脖子”的三大短板需要突破，产业基础薄弱的问题要基本解决。其次，我希望能够培养一批让我们能在世界上反制住对手的“长板”，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了，比如光伏发电装备、稀土永磁材料、高铁装备等。希望在2025年之前，我们能把长板打造得更长更强，“卡脖子”的短板也逐步解决了。
《财经》：我们这些短板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基础研究方面的问题、还是对高端技术重视不够，还是其他原因？
屈贤明：首先是我们技术水平落后，创新能力差，因为之前中国都是从国外购买，跟着别人走，自己的高端技术就进步不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产品缺少应用机会。
《财经》：谈中国制造业发展绕不开中国制造业人才短缺的问题。2011年起，中国求人倍率持续上升，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已经达到了1∶2。如何突破制造业人才短缺问题？是否应该构建一套与制造业发展相匹配的人才选拔制度？
屈贤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制造业都非常缺人才。美国喊着让制造业回流，如果制造业真回流，美国也没有人手来从事制造业。中国大学生基数大，今年中国毕业生已经达到了1076万，且大学生是非常不愿意进工厂的。相比于在工厂工作，大学生坐在办公室轻松又赚钱，再不行他们还可以去送外卖。这是一个客观问题，我们在制造业人才培养方面有缺陷。
对此，我认为一方面培养人才的结构要改善。另一方面，我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年轻人不愿意去制造业，都去从事金融业、计算机业，但这些行业不需要那么多人。一旦互联网泡沫破裂了，这些劳动力还是会释放出去。即便他们宁可去送外卖，也不去制造业，也没关系。毕竟制造业才是经济之本，制造业发展得不好，大家可能连外卖都买不起，中国经济还要靠制造业创造新的价值增量。
所以我认为制造业缺人才是问题，也不是问题。但我建议国家应该根据发展需求，多培养技能型人才，而不是一味培养大学生。
《财经》：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技能人才可行吗？
屈贤明：可行。过去大家对中专、职业技术学院有偏见和误解，现在你可以发现，好的中专和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非常容易，甚至企业都跑到学校里定向要人。我去过几个职业学院，学生的就业很好。
我认为大学应该少一些，现在城里独生子女多，总觉得上个大学才好。但是就我的调研和国外考察的经历而言，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有点偏了，过了，要往回拉一拉。这个社会必然要有从事制造业来创造财富的人，光靠服务业是不会长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