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现状，叠加碳达峰向碳中和迈进的有限时间致使产业转型任务艰巨。图/视觉中国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在提质换挡中找到经济增长新模式的关键。当前中国仍存在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使用效率较低的现状，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引擎面临较大挑战，需资本、技术、人力等多要素高质量投入。
金融是支持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要素之一，当前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已取得显著成效，在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方面形成多项经验成果。然而，“双碳”目标下产业转型发展错综复杂，更需庞大资金供给与多元金融工具支持，深化绿色金融体系、发展转型金融迫在眉睫。
产业低碳转型挑战犹存
中国产业低碳转型已取得明显成效，但工业化后期的客观阶段使产业转型任务艰巨。当前，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显示，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并初步建立落后产能长效退出机制，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初具规模，绿色制造体系基本构建。但必须认识到，中国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现状，叠加碳达峰向碳中和迈进的有限时间致使产业转型任务艰巨。近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正在从高速、低成本、出口导向、不平衡的“旧常态”向中高速、创新差异化、内外协调和区域平衡的“新常态”转变，“经济失速”“制造业空心化”“技术升级陷阱”等阶段性问题接踵而来，既要通过深化发展制造业克服困境，又要推动工业发展逐步与碳排放脱钩，工业化进程面临双重压力。
能源结构调整驱动产业变革，但“三高一低”的产业发展基础仍未根本性转变。能源系统作为产业赖以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其结构调整将带动清洁能源相关的新兴绿色产业和产品迅速发展。以光伏产业为例，截至2015年底中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43.2GW，而2021年全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便高达54.88GW，累计光伏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05.987GW，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新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成为新动能的强劲支撑，但传统动能发展的路径依赖仍然尚未完全改变，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的“三高一低”产业仍是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为产业低碳转型带来压力。2012年至2019年间，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作为工业部门碳排放前六大行业，碳排放总量始终呈小幅增长，至201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占工业部门碳排放总量高达74.65%。同时其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述六大行业在2012年至2019年间营业收入小幅增长，在2019年营业收入占工业部门总收入的比例合计达到34.06%。
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能力正在形成，但从技术创新向商业可持续转化仍需持续投入。根据科技部数据，2021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2%，研发投入强度达2.44%，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然而，在“双碳”目标关键领域，突破核心技术依然存在执行难点。从《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部署来看，当前中国高碳产业低碳创新水平仍不充分，非高炉炼铁、废钢资源回收等先进产品研发及高端应用与国际先进水平具有明显差距；绿色产业技术攻关有待持续，高效率太阳能电池、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电化学、压缩空气等新型储能技术距离规模化应用差距较远。此外，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效应不强，技术推广存在诸多障碍，从技术研发向商业应用转化仍需不断突破。
绿色金融体系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助力绿色产业持续壮大。绿色产业是绿色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当前中国正在形成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代表的绿色金融创新不断丰富，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产品也正加紧探索。截至2022年上半年，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市场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均重点投向清洁能源与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两大绿色产业。其中，中国绿色信贷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清洁能源产业分别达8.82万亿元与5.04万亿元，节能环保产业位居其后，绿色贷款余额虽仅2.63万亿元，但其同比增速大幅高出前两者。绿色债券市场重点投向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绿色升级金额分别为1225.08亿元和538.86亿元，占全国境内发行规模的近60%。绿色基金方面，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全国绿色、可持续、ESG主题公私募基金规模约7900亿元，基金数量累计近1000只，新能源、环保、低碳等主题为基金产品重点布局领域。绿色信托方面， 2021年度信托业累计投向绿色领域1411亿元，重点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与节能环保产业分别为64.8亿元与47.3亿元。绿色保险方面，截至2020年末保险资金运用于绿色投资存量规模已达5615亿元，险资聚焦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生态环境等产业并采用股权、股票、公募基金等形式开展绿色主题投资。快速增长的绿色金融投资支撑着高速发展的绿色产业。
碳金融支持气候相关产业发展。全国碳市场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化减排机制的完善，也丰富了碳金融的进一步探索。截至2022年6月30日，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量1.93亿吨，累计成交额84.64亿元，市场化减排机制初步建立，呈现出成交均价及成交总量与履约期挂钩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和大宗交易成交总额遥遥领先的交易类型偏好。在二级市场方面，证监会发布的《碳金融产品标准》明确将碳金融产品分为碳市场融资工具、碳市场交易工具和碳市场支持工具三类，三类工具代表不同的收益性、流动性和风险性，能满足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和资产管理需要。碳金融通常用以支持减排增汇等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有效行动，多以碳排放配额或核证自愿减排量为资产标的。面向碳源产业来看，以目前江西、湖南、江苏、浙江等多地运用较为普遍的碳配额质押为例，碳金融工具可助力承担能源保供重要使命的火电企业盘活碳资产、有效缓解流动资金周转压力。面向碳汇产业，碳金融可为碳汇资源价值实现提供基础保障，例如2021年，中国人寿财险福建省分公司成功首创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全面保障灾后林业碳汇资源救助和碳源清除、森林资源培育及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等与林业碳汇富余价值生产活动有关的费用支出。
转型金融推动高碳产业转型升级。转型金融已成为国内外满足重点高碳排、高环境影响产业资金需求的新兴金融服务模式。国际方面，转型金融是指支持高碳行业与尚无最优绿色替代技术的企业开展转型的金融活动。2019年3月，经合组织（OECD）首次引入“转型金融”概念，旨在资助各国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的活动。随后欧盟可持续分类法、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等围绕转型金融提出指导意见或准则。国内也正启动转型金融体系布局，中国人民银行持续加大转型金融标准研究制定力度，组织开展建筑、建材、钢铁、煤电、农业等领域研究，目前已初步明确转型金融的基本原则。此外湖州市通过标准、服务、平台、风险、生态、配套等多角度全面布局推出中国首个区域性转型金融发展路线图，服务区域内产业低碳转型。随着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转型金融市场实践日益丰富，2021年中国交易商协会在参考ICMA《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首批发行主体均为发电行业；2022年又陆续开启转型债券、低碳挂钩债券等创新尝试。截至2022年上半年中国共计发行14只转型及低碳挂钩债券，发行规模合计109亿元。
需重视金融供给错配
绿色金融投资竞争加剧，同时“洗绿”风险需警惕。从当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市场投放数据来看，绿色金融资金投向存在着同质化趋势与分布不均的风险，绿色发展基础较为成熟的领域投融资竞争激烈，若理性投资者不足，可能催生“劣币驱逐良币”等恶性竞争行为，同时衍生新的资源浪费。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受“双碳”目标与国家扶持政策影响，大量资本涌入该领域并开设主题基金，市场过热导致该产业估值一路被捧高，并进一步吸引如钢铁、房地产等其他行业公司盲目加入投融资竞争。而对于资金投向较少领域，资金匮乏问题得不到解决，导致产业发展进程缓慢，继而影响资金进入难，形成循环困境。此外，由于当前中国在绿色金融制度、标准等方面建设仍处于建设阶段，可能发生因对“碳中和”了解不足而贸然宣布“碳中和”或绿色转型目标及出现经过包装的“伪绿”，也可能出现基于规则漏洞而投机的“洗绿”现象，均值得警惕。
其次，碳资产金融属性仍待开发，环境成本内生化机制有待完善。当前中国碳市场仍以履约交易为主，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尚未被充分发掘。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面开展碳资产质押贷款、碳配额卖方回购、碳保理融资等融资服务将对碳资产流动性与碳价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但全面建立环境成本内生化的碳市场，需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阶段及国内外复杂形势有序推进，不可一蹴而就。同时碳金融发展也对包括碳排放相关数据核查的准确性、实时性等在内的数据基础提出更高要求。当前中国仅在局部开展碳账户试点工作，碳金融发展的数据基础仍然薄弱。
再次，转型资金缺口大，但传统融资机制又面临收缩风险。受到行业属性和生产工艺的限制，高碳行业转型除基础优化外还需要持续性技术突破及大量资金投入。从技术运用来看，以水泥行业为例，当前该行业通过应用全氧、富氧、电熔等工业窑炉节能降耗技术虽能降低碳排放强度，但要真正迈向零碳，除突破氢能煅烧等零碳能源技术，还需解决窑炉碳捕集利用封存技术以抵消水泥原料化学反应不可避免的碳排放。而不论是基础性优化还是突破性创新，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与中财大绿金院面向企业转型开展的联合调研，湖南省八大重点控排行业相比其他行业面临着更大资金与技术压力，且双重压力相互影响：一方面，资金压力限制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品升级；另一方面，技术压力致使产品缺乏“绿色”竞争力，转而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加大资金压力。
金融供给仍需深化与完善
首先，丰富金融供给，构建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高效协同。不断优化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能力，以“三大功能”“五大支柱”为主线，继续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提质扩面。除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标准化绿色金融产品外，进一步完善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标准体系，引领多层次绿色金融工具市场主体开展深度实践，形成差异化的绿色投融资供给能力，尽可能满足不同风险收益特点的绿色产业的金融支持需求，防止过度集中竞争。同时构建完善针对高碳行业转型的转型金融体系，通过精准、科学、高效支持高碳领域及尚无最优替代技术的传统领域发展，弥补绿色金融对转型领域覆盖不足、难以全面落实转型发展需求的困境。在全国性的规范性要求出台前，基于地区转型基础及转型能力差异，各地还可明确地方特色转型金融要求，促使转型金融支持领域与地方特色化高碳行业基础相匹配，促使转型目标与转型路径与地方碳减排目标相适应。
同时，完善环境价值实现的市场化机制，激发金融服务行业转型的动力。完善环境成本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为金融介入转型提供更扎实的定价基础，也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最具代表性的碳市场在带动市场化减排方面正在显现出积极成效，未来仍需通过逐步收紧配额总量、试点推出有偿分配、扩容控排主体行业、允许机构投资者入市、有序协同自愿减排市场等措施，推动碳价有效性不断提高。同时丰富碳金融产品，以相对成熟的碳配额质押产品为引领推动标准化工作，理顺碳市场三大工具的制度设计、流程设计、权属设计、履约设计；并在碳市场整体运行稳定、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适时引入碳金融衍生品。同样有助于彰显环境价值的还有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激发自然资源禀赋与活性，促进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转化。当前，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处于局部试点阶段，未来仍可持续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范围与探索内容，并填补生态产品识别标准、生态权益确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信用评级与担保等方面的制度缺失，释放更多金融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潜力。
再者，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夯实金融服务行业转型的基础。金融基础设施承担着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保障金融市场规范交易的功能，是维持各市场主体经济活动高效运转、互联互通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已从业务规范、技术指南、机构运营等维度进行布局，基于服务“双碳”的实施要求，未来仍有进一步丰富的空间。应进一步推动金融和“数据”的融合，加快构建科学精准的绿色效益核算与计量方法学，对绿色主体、绿色项目环境效益有效监测，使绿色金融服务“双碳”的效果看得见。强化金融应对风险的能力，重视因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提升财务风险、环境社会与治理风险及洗绿风险的识别、预警与处置能力。例如引入ESG信用评级系统对企业和项目潜在风险进行判定，健全企业强制性环境社会与治理风险信息披露制度与流动资产风险控制。用好金融科技的推动力，如始终关注绿色金融投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矛盾，可能陷入长期无解的困境，故需跳出传统思维，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手段譬如充分发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进行绿色企业与项目认证，并建立数字化信息披露与共享平台，缓解不同行业、不同机构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作者王遥供职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财经研究院，万秋旭、金子曦供职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编辑：张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