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已经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面貌。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使人们的消费行为、社交方式、支付方式、生产方式，乃至认知模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而这些改变必然引发经济运行无论在微观领域还是宏观领域，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反常”现象，对建立在工业经济体系基础之上的主流国民经济分析范式形成冲击。
正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的，当现实中出现了反常现象，而不能被已有的主流科学范式解释时，哪怕刚开始大家比较抗拒这种反常，并把它当作例外情况处理，但当这种反常越来越多时，意味着科学革命即将发生，新的范式会逐步出现，并最终代替原有范式，实现“范式转换”。伴随数字转型在微观和产业领域如火如荼的发展，一场宏观经济管理的变革即将到来。
宏观经济管理如何适应数字时代变革，正是《数字宏观：数字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变革》这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我们研究的基本逻辑是这样展开的，先梳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引发宏观经济变革的背后力量，寻找以往范式转换的驱动机制（历史演进）。然后讨论数字化背景下微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哪些反常变化和新的机制，识别出这些新机制的变革性力量和趋势（微观机制），并把这些微观机制对应到宏观场景，看看基于这些微观机制的宏观层面会“涌现”什么样的新困境和反常现象（宏观涌现），进而开放式讨论适应数字时代宏观管理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从历史演进看，最活跃生产要素的变迁是主导宏观经济管理变革的基础力量。
那么，什么是最活跃要素呢？这本书提出，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下，如果某类要素具备以下三个重要特征，则称之为“最活跃要素”：第一，国民经济中资源配置往往围绕这一要素展开，或者围绕其开展的活动成长性最好；第二，这一要素具有广泛的连接性，一旦进入经济循环，往往引发组织模式和交易形态变革，进而加速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第三，成为拓展经济增长可能边界和引发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比如，农业时代的土地、工业时代的资本、数字时代的数据。
农业时代的最活跃要素是土地，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土地扩张和农业产出的增加，农业经济活动紧紧围绕土地要素展开。这个阶段的增长更多表现为量的扩张，质的提升并不明显，往往落入“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工业社会，创新潜力宛如缝隙中喷射而出的岩浆，融合资本的力量，开启了现代增长的大门。技术知识的生产开始专门化，资本积累大幅上升，并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也为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工业时代的最活跃要素是资本，在西方也被称为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工业经济活动紧紧围绕资本要素展开。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是资本跨部门跨时空的配置与结构调整，以及在社会化大生产下的供求平衡。
总体而言，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数字经济，由于驱动经济增长的最活跃生产要素存在根本性不同，经济要素和市场主体之间的连接性，以及推动经济积累与规模扩大的机制会改变，进而导致微观主体相互作用及反馈机制、经济波动的产生和放大过程呈现较大差异，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管理对象、理念和方式也随之不断演进和发展。
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整合的力量可能逐步壮大起来，使百年来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阻隔有望被打通。大萧条后诞生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面临的一大诟病就是缺乏微观基础，造成宏观与微观之间长期割裂。在分析经济现实问题时，现行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一般把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供给与需求分开处理，认为需求是短期问题，供给是长期问题，短期宏观管理的重点是经济波动，长期讨论的重点是增长。长期以来，几代经济学家都试图打通宏观与微观的内在机制，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数字时代的到来，给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打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本文摘自该书前言，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