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大萧条”所催生

作者 | 贾拥民 编辑 | 臧博  

2022年10月15日 18:20  

本文5683字,约8分钟

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在大萧条的激发下进行的关于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和脆弱性,以及银行大面积破产的严重后果的研究,最终都指向了中央银行的监管和干预

2022年 10 月 10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第 54 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本·伯南克、道格拉斯·戴蒙德和菲利普·迪布维格三人,以表彰他们在银行与金融危机研究领域的贡献。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的呼声了。他们提出的银行挤兑模型,早就进入教科书,成了与世代交叠模型、不完全契约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以及更早的供求模型等并列的经济学标准分析工具之一;他们在资产定价、流动性、信贷创造、杠杆周期和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为现代货币经济学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是伯南克的获奖,则可能有点出人意料。在21世纪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基本上不关注当下的重大经济和社会事件,但是近年来却似乎试图对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做出回应。伯南克的获奖固然与他的理论贡献有关,但或许与新冠疫情等事件冲击下,全球经济危机阴影再一次变得浓厚这个事实也有一定关系。

三位深受弗里德曼影响的新凯恩斯主义者

让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成果,可以说都是由大萧条所催生。事实上,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三人是同龄人,从他们的出生年份不难看出,他们的父母应当都出生在大萧条时期或前后不久。

伯南克1953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狄龙长大。伯南克从小就是一个“学神”,小学六年级时曾赢得南卡罗来纳州拼写比赛冠军,并差一点就赢得全美冠军。他还是加州SAT考试年度最高分和美国高中毕业生的最高荣誉“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者。1975年,伯南克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最优等成绩,197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伯南克先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后来又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96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2002年,伯南克被美国总统小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5年6月,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年2月,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从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成为“救火队长”。2014年1月,伯南克结束美联储主席任期后,到了布鲁金斯学会担任高级研究员。

戴蒙德与伯南克同年出生。本科在布朗大学攻读经济学学位,其间曾短暂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加里·贝克尔的项目助理。1976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M.A),1977年获得学术硕士学位(M. Phil),1980年获得博士学位。戴蒙德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莫顿·米勒讲席教授。

迪布维格则小两岁,他出生于1955年。本科在印第安纳大学主修数学和物理学,后转到耶鲁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迪布维格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任教,现在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奥林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有趣的是,迪布维格与中国颇有渊源。迪布维格的太太是华裔,他曾经在西南财经大学担任金融研究院院长(前后整整十年)、金融学教授、金融学科建设咨询专家。在他的个人简介网页上,他特别提到自己曾经入选长江学者,并获得过成都市金沙友谊奖、四川金顶奖和中国政府友谊奖。迪布维格喜欢穿唐装、拉二胡、吹葫芦丝,他还开通了微信,把自己称为“大顽童”。

伯南克的导师斯坦利·费希尔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主任,费希尔后来担任过美联储副主席、以色列央行行长,伯南克的师兄马里奥·德拉吉也担任过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则是师兄弟,导师是资产定价大师斯蒂芬·罗斯。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和耶鲁大学经济学系,是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大本营,但是在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攻读博士学位之前的那个时期,由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滞胀,凯恩斯主义备受冲击。费希尔作为新凯恩斯主义者,非常注重借鉴作为凯恩斯主义批评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他明确要求伯南克先阅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然后再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伯南克马上就成了一个“大萧条迷”。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也深受《美国货币史》这本书的影响,而且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也是其中讨论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银行挤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的那一章。斯蒂芬·罗斯有一个习惯,他不接受学生预约,要他们等在门外,有时间了再与他们谈话。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就是在罗斯的门外等候时,开始讨论后来令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银行挤兑模型。

银行的重要性和脆弱性

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重要性人所尽知。早在进入现代之前,银行业就成了经济系统的核心行业,因为银行能够将人们手中闲置的长期资金集中起来,然后放贷出去,用于可以创造出更大价值的长期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美国金融业分业管理制度的取消,促进了投资银行市场快速发展,大量资金从商业银行流出;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带来了“去中介化”潮流。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受到质疑。

戴蒙德基于信息不对称思想,从三个角度解释了银行存在的价值:分担流动性风险、创造流动性和实施代理监管。

银行中介的本质是提供期限转换,即银行利用短期性负债提供长期资金,但是这也隐含了期限错配。因为在储户和投资者的需求之间存在根本冲突:为长期投资而借款的人需要贷款人不会突然要求把钱还回去,而储户则希望至少有一部分储蓄可以立即用于突发情况。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在他们发表于1983年的论文《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中解释了银行如何在为储户创造流动性的同时,又让借款人可以获得长期融资。这种期限转换也就是银行创造流动性的方式。储户账户上的钱是银行的负债,而银行的资产是长期项目贷款。银行向贷款者承诺不需要提前偿还贷款,因此资产的期限较长。另一方面,银行的负债期限较短;储户可以随时提取他们的钱。银行是将长期资产转换为短期银行账户的中介机构。

不过,银行不是凭空创造了货币,而是通过其放贷的长期投资项目创造货币。银行能够创造货币,正是它们得以存在的原因。

但是,这种商业模式也是脆弱的。在特定的冲击下,当银行倒闭的谣言四起时,储户蜂拥到银行取款,就会发生挤兑,银行被迫提前收回贷款,导致长期投资项目被提前终止,资产被贱卖,于是银行真的不得不倒闭。这就是银行的脆弱性。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认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存款保险,二是由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

1984年,戴蒙德在论文《金融中介和代理监督》中提出了“代理监督”理论,指出金融中介作为存贷两方的代理人可以监督契约的履行。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人很难监督借款方;反之亦然。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可以扮演代理监管的角色,从而有效降低违约风险。而且,戴蒙德还证明,银行的组织方式意味着它们不需要受到储户的监督。因为如果银行在监督借款人时偷懒了,那么它的贷款就将面临巨额损失的风险。因此,银行将无法偿还其向储户的存款并倒闭。因此,监督借款人是符合银行自身利益的。

银行能够降低将储蓄转移到生产性投资的成本,即信贷中介成本,从而为更多具有社会价值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如果许多银行同时倒闭,如在大萧条时期那样,那么信贷中介成本就会急剧上升,结果使得经济运行大范围陷入中断。同时,监督所需要的知识在银行倒闭时会消散掉,而重建这些知识需要时间;因此,银行倒闭的后果不仅是极其消极的,而且可能是长期的。

伯南克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机制的阐述,就是从银行固有的脆弱性的直接后果入手。1983年,伯南克发表《大萧条传播过程中金融危机的非货币效应》一文,分析了 20世纪30 年代大萧条的成因。在那之前,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1929年大崩盘》中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的过度投机和股市崩盘导致了大萧条。弗里德曼则指出,如果不是美联储执行了错误的紧缩政策,大萧条就不会发生。但是伯南克认为,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这种机制无法解释危机为何会变成如此严重和持久的萧条。伯南克指出,大面积的银行挤兑,导致银行系统迹近完全崩溃,将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的能力的下降才是主要原因。

大萧条始于1929年的一次相当正常的衰退,到了1930年,它发展成了一场银行业危机。银行挤兑导致银行数量在三年内减少了一半,对更多银行挤兑的担忧导致其余银行的存款减少,许多银行不敢发放新的贷款。相反,它们把存款投资于可以迅速出售的资产上,以防储户突然想要提取资金。这样一来,企业也就无法为投资项目获得融资。总之,伯南克认为,银行倒闭是经济衰退发展为严重和长期萧条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一旦银行破产,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就被切断了。这种关系包含了银行有效管理其贷款所必需的知识资本,获得这样的知识资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一家银行倒闭后,这些知识资本是不能简单地转移出去的。因此,修复一个失灵的银行系统可能需要多年时间,而在此期间经济将陷入萧条。

从银行的脆弱性到央行干预

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在大萧条的激发下进行的关于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和脆弱性,以及银行大面积破产的严重后果的研究,最终都指向了中央银行的监管和干预。

在伯南克那里,这惊险一跃在很大程度上以他的金融加速器理论为跳板。金融加速器指的是银行等金融中介对外生冲击的放大和加强作用——经济衰退使信贷流动恶化,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1989年,他和马克•格特勒发表论文《代理成本、净值与经济波动》,提出了BG模型:在经济衰退期间,银行坏账上升,于是放贷变得更谨慎;而借款人自身的金融状态恶化,使得他们信用下降,在银行眼里更不值得借钱给他们。更谨慎的银行和信用更差的借款人,合起来就是信贷流动受阻,这会打击家庭和企业的消费和投资。而消费和投资支出的下滑,又加重了衰退。

随后,伯南克与格特勒及格特勒的学生西蒙·吉尔克里斯特合作,在1996年和1999年发表的论文《金融加速器与转向安全投资》和《一个数量化商业周期框架中的金融加速器》将金融加速器效应融入进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当中,构建了著名的BGG模型。这是一个有典范意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更“正常”的宏观经济中,金融加速器是怎样放大了对经济的各种冲击的,同时金融市场的效率又是如何影响金融加速器大小的。

很显然,伯南克比一般的经济学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实,他强调的一直是信贷(流动性)。而且他也强调,信贷不一定只是传统的商业银行可以提供的。对冲基金、风险投资公司或私人股本公司,又或者许多形式的信贷机构都可以提供信贷。所以,问题不在于银行本身,而在于如果有什么东西破坏或严重阻碍了人们在需要的时候借贷或获得流动性的能力,人们就会变得非常保守、非常谨慎,而这就会导致经济大幅放缓、陷入萧条。

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传统的银行,其实也可说是一种进行投资的企业——通过信贷创造货币,为人们化解流动性风险、提供流动性支持。当然,从表现形式上看,银行所完成的基本职能仍然是通过期限转换实现跨期资金配置。在发生了金融危机,当银行极端惜贷、流动性枯竭时,中央银行对银行系统的干预,也就只能是归结为注入流动性了。

这马上就会让我们想到清泷信宏一直呼吁的理论。他和约翰·摩尔很早之前就建议,为了防止因为流动性不足而导致系统性风险,中央银行应该发行货币直接去购买各种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他们认为,即便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中,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用发行的货币购买市场中的资产,也能润滑经济运行,从而改善资源配置。

然而,正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量化宽松可能意味着资产泡沫,而泡沫的无限扩大又可能会导致下一场危机。要害在于,伯南克事实上继承了他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一直坚持的观点:既没有能力“准确地”判断什么是泡沫,也没有能力预测危机什么时候会发生,因此在正常时间的任务无非是力求在泡沫发生时减轻它附带的不良后果,保证顺畅地完成向下一次经济扩张的过渡。这种观点不客气一点,就相当于说“不妨听任资产泡沫膨胀和破灭,然后及时出来收拾残局就可以了”。

2001年,伯南克指出,没有必要针对资产价格或泡沫采取干预措施。事实上,一直到2005年,他还声称,美联储次级贷款泡沫的干预措施将会造成金融不稳定事件并引发经济衰退,后果只会比听任泡沫继续膨胀更加糟糕。后来他制定的2%的通货膨胀目标,也是锚定商品通货膨胀而不考虑资产通货膨胀。这与他对金融因素的重要性的强调似乎是矛盾的。

多年来,由于衰退“更频繁、更深刻”,货币刺激的次数比货币收缩多得多,美国金融系统已经注入了天量流动性,同时,私人银行系统的“内部信贷”的可获得性总体上也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债务的累积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资增加,于是总投资不断地从实体经济部门转移到了相对来说更加有利可图的金融资产投资,这使得正常的投资流量出现转向,导致实体经济投资放缓。

由于流动性过剩、债务扩张和投资向金融资产转移,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性日益增强,导致了资产通货膨胀,甚至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金融资本精英阶层,他们非常适应流动性日益增加、债务持续扩张和投资日益向金融资产转移的趋势,于是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相应的根本性变化,进而导致一般工资收入停滞和下降,以及家庭债务上升。最终这会导致货币政策日益变得无效,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会降低投资和消费对利率的反应的弹性。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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