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的三一重机微挖产线。
苏州作为长三角的重要核心、全国的头部城市，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其制造业与国内其他地区或城市相比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一是外资与内资共生共赢；二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共进；三是集群式发展与大中小企业互利互促；四是产业升级与“产城人融合”齐步并进。解码主要将苏州与同为制造业大市——深圳、无锡、宁波、青岛和佛山进行比较分析。
外资与内资共生共赢
苏州是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化浪潮、入世机遇，全方位、大规模融入全球产业链，依托以外贸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起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型。
苏州曾被视为“世界工厂”，因少数外资撤离一度被质疑产业空心化，至今仍有“苏州离了外资就什么都没有”的观点存在。但通过调研可以发现，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合力引导下，苏州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苏州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了内外联动、内资与外资共生共赢的格局。
苏州民营经济已占半壁江山。从企业类型来看，2020年苏州民营经济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为51.1%，比无锡、宁波以及佛山低10个百分点以上（三市的比重分别为65.8%、65.1%和62.8%），与青岛（2013年为53.5%）差不多，高于深圳（2018年为43.8%，见图1）。2021年，民营经济完成民间投资3393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60%，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60%，吸纳就业总人数超80%，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比重超85%。苏州拥有23家全国民营制造500强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创业就业、技术创新、税收贡献和吸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凸显，这也显示出近年来苏州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尽管如此，苏州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特点仍然非常突出，外资对苏州制造业仍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截至2021年底，苏州累计使用外资1400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68.6%，苏州目前有1.7万家外企，其中制造业9000多家。制造业使用外资的行业，主要包括通信、电器机械、设备制造、化工；主要国别和地区来自于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等。昆山、工业园区、高新区、太仓等板块，外资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皆超过50%。从2016年开始，外资总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的占比逐年扩大（见图3）。
苏州通过外资的大量落地，快速提升了制造业层次，并建立起扎实的制造基础。这与依靠民营经济一路成长起来，以佛山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业，形成了一定区别。
尽管早期外资在苏州是典型的“两端在外”模式，但外资仍然对苏州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正外部性。通过调研可以总结出，外资对于苏州本土制造业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产生溢出效应：一是带动更多本土企业为外资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例如昆山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提升了其生产制造基础能力；二是许多外资企业出身的企业家在苏州创业，将外资在当时相对先进的技术水平、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带给苏州民营经济界；三是外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本地制造业转型服务，如博世、纬创资通、友达光电等输出解决方案和管理经验，为苏州企业提供专业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四是在政府治理、对外开放等制度创新方面，给苏州以借鉴，例如让昆山打开外资引进之门的全国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即来自台资的经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则离不开与新加坡共建工业园区的经历。
可以说，外资为苏州民营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制造能力和管理理念的软硬件基础。同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为外资企业提升竞争力做出了重要支撑。苏州民营企业在部分关键领域技术已跻身国际先进水平，也有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在本土研发、生产的产品和技术走向国际市场。民营企业沪光汽车为德国大众、戴姆勒奔驰等企业配套高低压线束总成；丹纳赫旗下贝克曼库尔特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推出流式细胞分选仪，在本土实现研发和制造。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共进
为应对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短缺、环境容量约束、劳动密集型产业因竞争力下降撤离等风险，国内各地纷纷追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重视不足。然而，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能的同义词，苏州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兼顾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
钢铁、化工、纺织等苏州传统的优势产业，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从要素拉动转向创新驱动，向先进钢铁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高端纺织材料、高端装备等转型，不断提升整体水平和竞争力。政府大力支持传统产业，例如张家港在环保和能耗指标压力下，仍然全力保障沙钢集团项目建设；沙钢亦通过积极转型，实现创新驱动，打破了人们对于“传统产业”的固有印象，自主研发的盐浴线桥梁缆索钢、超薄带结构钢、超薄带高强钢等新材料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同时，苏州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和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围绕企业缺方案不敢转、缺技术不会转、缺数据不能转、缺资金不愿转等难题，通过免费诊断、技术输出、平台赋能、贴息奖补等措施，营造全流程服务生态，助力企业转型。
为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层次，2009年以来，苏州积极培育和发展包括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如今已经颇见成效。如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十几年深耕发展，现已成为苏州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截至2021年底，苏州当年新增11家生物医药领域上市企业、新上市6个创新药，均居全国前列，生物医药产业规上工业产值2021年预计将突破2000亿元。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应该是继承与迭代的关系，而非取而代之，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跨界链接也可以产生出新的动能。正是由于苏州积累的制造业基础，才让这些新兴产业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可能，例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依托于苏州的精细化工产业基础，高端医疗器械的发展则依托于苏州制造的精益化生产能力，而氢能、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在钢铁、化工领域的深厚积累。
集群式发展与大中小企业互利互促
经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二次创业”后，苏州乡镇工业由分散走向集中，逐渐实现产业集聚。乡镇工业小区的开发建设，彻底改变了以往分散发展的格局，节约了土地资源，收到了“筑巢引凤”、招商引资、集约发展的良好效果。之后随着改制的完成，逐渐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产业集聚业态。
2000年之后，苏州经济增长迅速，并在2004年一度超越深圳位列全国各城市GDP排行榜第四位。以外资带动出口加工、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政府引导下的开发区经济著称的“苏州模式”广为人知。政府引导下的开发区经济，尤其是“嵌入型”产业集群的发展使苏州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产值比重均出现巨幅下降，电子信息等产业强势增长。这种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式虽然带来了产业经济的迅速增长，但缺乏根植性，多位于微笑曲线的低端，也为后来苏州制造业的转型带来诸多隐患。
近十年，随着苏州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制造，从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技术和工艺融入产业集群，以传统优势产业纺织为例，苏州已经形成了包括吴江丝绸板块、张家港毛纺毛衫板块、常熟服装板块在内的多个专业化特色明显的纺织产业集群中心。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先导产业集群也在茁壮成长。当前，苏州除了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等全国知名产业集群，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也有着较强集群优势。其中生物医药聚集企业3000余家，从业人员5万名，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业园区成为全球八大纳米技术产业聚集区之一，是全国纳米人才最集中、产业聚集度最高的区域（见图6）。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以“苏南模式”为代表、基于民间自发推动并逐渐与上海形成合作配套的产业集聚，到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引进外资，从一个个小的产业集聚变成大的产业集群，苏州逐渐拥有了极为强大的制造能力。
近年来，苏州尤其重视将产业集群建设与创新能力培育融合，并在近期提出了打造产业创新集群——在产业集群中注入创新能力，让创新资源汇聚在集群中。
苏州特大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也显示了苏州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特点。体量大、综合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是拉动产业发展的支柱力量，专精特新企业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掌握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的基础。苏州龙头民营企业数量要高于无锡、宁波和佛山。在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苏州有3家上榜企业——恒力、盛虹和沙钢，这一数据虽少于深圳（中国平安、正威集团、华为、腾讯、招商银行、万科、中国电子、深投控、比亚迪和顺丰，共十家），但多于佛山（碧桂园、美的，共两家）、青岛（海尔，一家）、无锡和宁波。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方面，苏州落后于宁波和深圳，高于其他三个城市。但从省内比较来看，苏州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1家，江苏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04家，位列江苏省第一（见图7）。
产业升级与“产城人”融合齐步并进
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苏州注重“产城人”融合与城乡融合齐头并进，以“一体两翼”的布局有机融合城市更新与古城保护，探索出一条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升级协同推进之路。同时苏州深厚的人文传承和优美的城市环境，成为众多企业家选址苏州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后劲。
“产城人”融合发展以城市为支撑，为产业提供发展空间、经济载体、制度和服务保障；以产业为基础，驱动城市更新、就业结构转型，引领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以人为核心，促进产业与城市之间有效互动和融合上升，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城市竞争力，形成三者协同的发展模式。
“产城人”融合发展可谓苏州的城市灵魂。苏州工业园区从一开始就摒弃单一的工业发展模式，着眼于“产城融合、以人为本”的定位。在积极、超前的园区规划指引下，通过市场化的投融资模式，主动吸纳和培育创新型产业，充分发展本地产业链，积极布局现代服务业，从以产兴城到产城共荣。同时，园区充分重视“人”作为关键的连接因素，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制度，打造人才开发体系和产学研创新共同体，借鉴并成功推广了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以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的科学布局为“产城人”融合发展提供要素支撑。
如今，工业园区与当初的发展规划基本实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拥有完善的产业与城市功能，产业集群带动效应突出，产业结构持续更新，始终保持较高经济增速，以苏州3%的土地和9%的人口创造了全市15%左右的经济总量，实现产业、城市、人口、环境多层面的有机更新。
姑苏区王洗马巷任道镕故居的古宅修缮。摄影/吴建英
新城区的发展，也是老城区的机遇。苏州于20世纪80年代率先在城市规划中提出“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继而形成“一体两翼”的城市空间发展构想。苏州工业园区与高新区是“一体两翼”生态的有机“两翼”，在提升城市能级和产业结构的同时，疏解了古城的人口与交通压力，为古城保护修复腾出了充足空间。同时，在古城“一体”之内，苏州充分规划、借鉴、论证，小步徐行，审慎试点，不断优化思路和方式，率先摸索出一套古城改造、活化利用的经验，既保留了古城格局与风貌，又形成了适宜的业态，改善了古城居民的生活水平。
“全面保护古城、积极发展新城”的思路让现代城市发展更新的同时，城市文脉得以留存，“崇文重教”“苏工苏作”等文化因素得以传承。其内涵是精细、完美、创新的品质反映，是契约精神、规则意识、稳健作风的体现，更是苏州历来作为开放前沿在内外交往中不断兼收并蓄，吸收新事物、新工艺、新知识的本能追求。这种城市精神在苏州历次转型升级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现代苏州商业文化中的城市精神传承不仅是在细分领域长久深耕和沉淀，更是在坚守的同时保持不断开放学习和主动探索创新的劲头。
“产城人”融合发展也为乡村发展提供正向溢出效应。苏州的乡镇经济不仅发展水平高，且各具特色、业态丰富。进入新时期，苏州率先探索实行“三大并轨”等城乡一体化改革举措，利用“小城镇战略”作为关键链接，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吸纳乡镇进入分工体系，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要素配置不断优化，乡村文化和环境产品附加值日益提高，轨交线网日趋成熟，三产融合不断完善。苏州现已成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