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湖夜景。摄影/陈雨禾
谈起苏州模式，经常有人提及，苏州的成就离不开中新工业园区的建设理念与发展经验。这一判断，充分体现了中新工业园区在苏州发展中起到的引领作用。引领既体现在产业与企业的高端性层面，也有经济管理和城市治理的人文关怀与现代性方面。
一手推进工业园区建设的江苏时任省长陈有焕曾在园区建立18周年时回忆，在为合作开发工业园区的接触和酝酿中，如何通过工业园区的开发结合中国国情，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始终是洽谈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28载后的工业园区，用一个花园城市的面貌，以苏州3%的土地和9%的人口创造了全市15%左右的经济总量，在这里，每平方公里GDP（国内生产总值）产出12亿元，人均GDP达29.2万元，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71.1%，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8%，一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实现“六连冠”。
1998年，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中写道，“即使老师再好，学生不好也不行；而在中国，学生比老师更好……新加坡把工业园区这个引擎点燃了，中国政府让他们在积极运作。”工业园区将新加坡经验理解、借鉴与中国现实的结合，并有力执行，不仅在园区278平方公里开花结果，更用成就与经验引领苏州整体的发展道路。
随着2019年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落子工业园区，这里获得了独有的“三区合一”地位，即国家经开区、高新区、自贸试验区合一。过去的时光实现了经济与创新的两维驱动，未来制度创新引领将成为工业园区的第三个标签。
开放型经济底色愈发闪亮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正走入改革开放新阶段，急切需要借鉴新加坡等以华人为主的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苏州则正处于从乡镇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到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手段的开放型经济转轨阶段，需要现代经济的理念和国际先进管理经验。
彼时新加坡一方，刚刚目睹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为避免国内产业因可能到来的战争而全军覆灭，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指示新加坡需要在海外建设一个类似裕廊工业园的产业基地。
历史的机缘让新加坡和苏州走到了一起。1994年2月26日，中新双方在钓鱼台签署了《借鉴新加坡经验，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约定经过十多年时间，投资约200亿美元，建设一个70平方公里、60万人口，具有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区。
与新加坡的合作为苏州打开了世界的一扇窗口。那时的工业园区一穷二白，没有资源也没有人脉，项目引进都要依托新加坡。很多项目是在新加坡，甚至在欧美国家进行谈判，谈妥再落在工业园区。
如今，工业园区已经成为苏州甚至江苏省对外开放的高地。园区成立至今，实际利用外资373亿美元，落户5000余家外资企业，包括101个国家和地区的166个500强企业的项目。外资创造了工业园区约60%的税收，80%的规上工业总产值，90%的进出口总额。
“园区是在外资带动下成长起来的，开放型经济仍是园区的显著特点。”工业园区经发委主任王颀总结道。
虽然外向型经济底色仍在，但其绘图的笔触已经发生了变化。近几年，外资不再单纯将工业园区作为生产基地，谋求将“园区工厂”升级为更高能级的区域性总部和事业部总部。至2022年，97家外资企业被认定为省市区各级总部机构，其中省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功能性机构56家，约占全省17%，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世界500强企业丹纳赫、日本眼科医药顶尖制造商参天制药等跨国巨头纷纷在园区开建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
这意味着园区已经利用其产业基础，逐渐从成本中心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工业园区行政区划面积为278平方公里，刨去湖面、绿化、市政、商业、住宅等，真正能够用作产业用地的只有55平方公里左右，园区的未来发展只能走密集度高、门槛高、附加值高的高效发展路径。
在早期阶段，工业园区主要依靠外资撑起自己的家底。如今，外资不再仅仅是创造GDP和税收，更是带动了当地的产业生态发展，溢出效应日益增强。
1999年落户于工业园区的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是博世集团全球最大的生产和研发中心之一。2021年11月22日，博世苏州与工业园区达成战略合作，将在园区内建立博世智改数转赋能中心，计划将于三年内累计服务园区企业300家，实现企业上云200家、设备联网2000台。博世作为较早落户工业园区的外企，一方面将自己在制造转型升级的经验传递给本土企业，帮助实现制造业工厂的智能“飞跃”；另一方面，工业园区凭借着大量、多样性的使用场景，也可以帮助博世在智能物联业务领域的转型。
苏州曾经因一些外资工厂的迁出而被质疑产业空心化，在当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又迫切起来。工业园区已经在“内外资融合”的道路上先行一步，为如何走出外资外贸舒适圈提供了一些答案。
开放经济的另一半——软优势的借鉴
王颀提出，工业园区发展从新加坡经验最为受益的一条，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园区的成长始终很顺利，就是因为规划一直没有变过，按照规划的方向前行，可以换领导，但规划是定死的。”
克制发展，始终按照规划的既定方向来，体现的是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可预期性，给企业带来的就是确定性与信心。
如今，工业园区与当初的发展规划基本实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除了对规划的坚持，最初规划的科学性和超前性也是必不可少。在建设初期，新加坡方面就确定了先规划、后建设，先建地下、后建地上的建设理念，率先规划了九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并设立一系列的刚性约束机制，保证了发展建设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城市规划只是中新共同建设工业园区的一小部分经验，据陈有焕回忆，考察组考察归来后对新加坡的“软件”进行了分析归纳，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规划、土地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应用、投资的宣传等，属于一般经济管理的范畴，是建设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苏州工业园区所必需的，完全可以引进；二是新加坡裕廊工业镇调控市场的经验，以及促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有序竞争、相互合作、和谐统一的做法，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范畴，引进也是可行的。第三个层次，主要指立法、司法、执法和廉政肃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可以部分吸收其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分。
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工业园区也将新加坡经验进行了系统性的学习借鉴，服务型政府、营商环境等已经成为了工业园区的金字招牌。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被总结为“归根到底是我们借鉴新加坡经验，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这些经验扩散到了苏州全市，苏州在营商环境的打造方面领先于全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营商审批的高效性、“一张蓝图绘到底”所带来的政策可预期性等，就已经在苏州落地，至今已经成为苏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宝之一。
内生动力培养
虽然外资仍是工业园区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内外资并举、引进招商和自主扶持两条路并行，是十几年前工业园区已经开始的探索，并随着产业的成熟，逐渐成为工业园区的新经验。
自2019年科创板推出以来，工业园区的企业上市进入了快车道。2010年-2018年期间，工业园区平均每年上市企业数量只有2家-3家，2019年，14家园区企业上市，2020年有6家企业，2021年上市企业数量重回两位数12家，今年为止上市企业达到7家。
从2019年开始的爆发，既有资本市场硬核科技时代来临的因素，也与工业园区的主动培育相关。2007年工业园区在全江苏省第一个提出了领军人才计划，科创板第一批上市的企业，几乎都是通过人才计划招引的企业。
度亘黄光车间。
第一批上市企业之一江苏北人，就是2011年底从上海迁到苏州的，园区的政府投资平台向北人提供了第一笔融资，并为其解决了扩大规模发展需要的土地。江苏北人的总经理林涛表示，园区不在意企业的大小，只判断是否有发展前景，“很多园区那时引进的公司都只有二三十人的小体量，现在有不少都上市了”。
继承了新加坡对于人才的重视，工业园也充分重视人作为关键的连接因素，以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作为产业培育的出发点，对人才提供一整套支持方案，包括房租减免、个人的购房资格、补贴、团队、投融资等。从2007年至今累计支持项目2285个，培育60%的上市企业，93%的独角兽企业及准独角兽企业。
园区如今形成了“2+3+1”的产业体系，其中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两大支柱产业占到2021年规上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三；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新兴产业则是园区未来经济梯队培养的主力。
生物医药是工业园区最为知名的新兴拳头产业，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增速。2008年，园区仅有规模以上企业10家、产值31.2亿元；到2020年，已经集聚16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包括自主品牌企业1400多家、外资企业200多家，生物医药总产值年内首超1000亿元。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与上海松江、北京中关村比肩的国内顶尖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在纳米材料方面，则以引进中科院纳米所为契机，前瞻部署新型纳米功能、纳米生物医用、纳米材料宏量等关键技术，高端人才集聚效应明显，产值已经超过千亿元。纳米新材料产业跻身全球八大集聚区之一，入选国家首批先进制造业集群。
随着中国的产业政策对前沿技术与新兴产业越来越重视，各地都在政府引导产业发展方面有所作为，工业园区的特点在于厘清了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从自主培育、研究开发、产业促进、规模成长到上市，园区都会提供相应的服务与促进，实现全流程打通。“我们的优势在于最能认清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关系，有机结合起来走自己独特的一条路。”王颀表示。
成立于2020年6月30日的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是工业园区从创新到产业联通的一个典型案例。实验室由苏州市和工业园区共同出资建设，建立初衷就是“服务于应用”。实验室利用创新的“成果交易前置”机制，结合国家需求、国际科学前沿探索的重点研发方向，引入企业共同研发，最终研发成果归企业所有。国际前沿、国家需求、市场需求“三元交叠”的模式引导企业更早介入科研过程、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基础研发投入。
设立产业基金引导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是园区培育产业的另一个重要经验。苏州全市以产业基金引导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实践也基本以园区的实践为基础，各板块都设立了和园区相似的政府引导基金机构。
元禾控股是园区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专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国有企业，园区管委会占股80%，坚持走市场化道路和注重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路线。元禾的首要原则就是“投早、投小、投强、投科技”。配合园区的人才计划，从2007年到2013年，元禾对园区内所有有融资需求的领军项目投资实现全覆盖；2014年之后持续加码，对早期领军的科技项目保持了较高的投资强度。元禾累计投资的早期领军科学创业项目174个，累计投资金额超过17亿元，开拓药业、纳微科技等都是从无到有培育起来的明星企业。
元禾还设立了不同类型的基金，跨越早期、成长、成熟等阶段，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融资。“例如对于江苏北人，8年内进行8次投资；对于旭创从2012年开始进行了5次投资；在12年里对于米信股份投资了5次……”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平列举道。
产业规划成功的制度创新因素
在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缺乏效率的过程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跨部门制定与执行政策导致的政策碎片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薛澜曾提出，在涉及多个部门职能的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各行政部门之间讨价还价、各自为政、竞争性说服，政策目标追求“模糊共识”，政策决策过程讨价还价，政策执行呈现显著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政策变动周期不稳定等特征。
对于这个难题的解药，园区给出的答案是大部制。王颀解释说，大部制有助于从经济和产业的不同维度立体地了解到全貌，更有益于产业推进；对于企业来说则是更容易找到主管部门。
这也是园区在建立初期获得的政策红利。1994年2月11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在苏州工业园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基础开发区的政策，赋予园区较大的审批权限。批复明确“不要求园区内设机构同上级机构对口设置”。
具体来说，园区的三大新兴产业全部由科技部门管理，从研发端到产业端，从培育、人才引进到产业化，全程贯通。地方发改委和工信局形成经发委，从产业角度指导创新。科技部门负责从下到上，经发部门从上至下，在交叉碰撞中实现进一步的产业创新。
园区政府部门职能的调整也是围绕着产业发展和需求进行。例如，园区的一号产业生物医药与国际合作相关颇多，园区就由科技部门的国际合作处负责生物医药领域，承担生物医药产业的人才引进和平台建设、国外与国内产学研合作以及大院大所共建研发三个职责。
“在研究到形成产业的过程中，好多地方要么中间卡壳，要么陷入死亡谷，要么走进断头路。如果工业园区的做法能够在其他地方得到推广，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又将进一步。”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朱森第如此评价工业园区在产业培育方面的实践。
产城人融合
一提起苏州工业园区，很多人脑海中冒出的就是工厂林立的工业区，但实际上园区是一个产城高度融合的区域，不仅有产业的功能，也具有完整的城市功能。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沿革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承载着以集中的地块与优惠政策，大力发展经济，形成GDP增长极的重要发展任务。城市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在开发区是匮乏的，产居功能严重失调，职工只能往返于开发区与主城之间，才能维系住宅、医院、学校、休闲购物场所等社会需求。
园区从一开始就摒弃单一的工业发展模式，着眼于“产城融合、以人为本”的定位，认定要吸引高端人才，必须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实现良好的生活配套以及城市整体发展环境的优化，如今住宅、商业、交通、教育、医疗、城市公共空间等功能逐步成型。人们以价格投票，工业园区已成为苏州房价最高的区域。
工业园区的标志名为圆融，外圆内方的设计体现着核心发展理念：融合，包含着产城融合、中外融合、政经融合、产研融合等要素，也是工业园区过去28年发展的经验。
1993年到1994年期间，中国与新加坡建立工业园区的谈判在苏州古典园林之一的网师园集虚斋进行，古今的融合映射了未来园区的融合发展。正如时任园区第一任秘书局长廖建所说，“园区不仅是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还是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网师园小姐楼，代表的是苏州古老文明，中新合作建设工业园区，代表的是苏州现代文明。”
工业园区凭借其相对特殊的地位、制度优势与先发优势，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规律与管理方式先行先试，为苏州其他板块提供了经验和范例，诸多曾经工业园区的试点都成为了苏州各板块的通行做法。可以说，工业园区以“洋苏州”的经验，塑造了今天的大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