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自古即是富庶之地，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州百业待兴，1952年苏州第二产业占比仅为24.8%，制造业企业小而散，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迄今，苏州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全国以至全球的工业重地。
40多年来，苏州从最初的“农转工”到“内转外”，坚持改革创新和对内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一切外部资源，主动接受长三角及上海之辐射，逐步形成了“内外联动、共生共赢”的包容发展之格局。40多年来，苏州制造业以满足国内外需求和转型升级为原动力，以产业集群化和细分领域“专精特新”化为突破口，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智能制造以及产业链集群化和高端化。现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16万家工业企业，覆盖35个工业大类，171个工业中类和505个工业小类，是我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2021年苏州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2万亿元，居全国第2位（仅比深圳低33亿元）。其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四大产业集群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与此同时，苏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推动产城融合和产业绿色转型，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取得突出成效，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步入世界前列，园林式城市更加秀美，美丽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01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制造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1. 1978-1992，“苏南模式”推动制造业快速起步
改革开放伊始，苏州就把发展乡镇企业提到重要位置，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政府积极参与、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苏南模式”。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苏州一方面对现有社队企业（即建国后人民公社时期创办的工业，1984年后更名为乡镇企业）全面整顿提高，积极探索推行经营管理模式改革，使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的区位优势，大力兴办新企业，大张旗鼓地组织开展横向联合，实现乡镇企业的跨越式发展。苏州联合发展的对象，既有上海等地的大企业，又有本地城镇的县属企业，还有本地大专院校的科研单位，甚至还有其他省市的“三线”企业。经过10年大发展，到1988年苏州全市乡镇企业户数超过1.5万家，职工总人数超120万，工业总产值达238.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近1/2，乡镇企业成为苏州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到1991年，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450.1亿元，比1988年又增长约一倍。
2．1992-2012，外向型“苏州模式”引领制造业持续跨越
以国家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苏州依托乡镇工业崛起形成的巨大加工生产能力，提出“从五湖四海走向五洲四洋”战略，外贸、外资、外经“三外齐飞”，合作、合资、独资并举，各级各类开发区并进，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嵌入全球产业链，实现了“内转外”的根本性转变，形成了外向型发展的“苏州模式”。1992年当年，全市新批“三资”企业2000多家，新批境外投资企业30家；1994年，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充分借鉴新加坡经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招商，积极营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大力吸引世界一流企业入驻发展；苏州所辖各县各显神通，昆山市“以台引台”、“以商引商”，迅速成为台资的聚集地，10万台商台胞在此安居乐业；太仓市深入开展对德合作，成为全国首个“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1992-2012年的20年间，苏州累计批准外资项目33450个，实际使用外资1016亿美元，140多家国（境）外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苏州设有投资项目，出口从9.6亿美元增长到1747亿美元，进口从2.2亿美元增长到1310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从14.7%提高到92.27%。
外向型经济带动了苏州制造业在短短20年间，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主导，到加速转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引领的升级蝶变。1992-2012年间，苏州工业增加值从209.8亿元增长到6193亿元，年均实际增长15.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3个百分点。2012年，苏州市规模以上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980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4.1%。如果按照高技术制造业的统计范畴加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产值，2012年苏州高技术制造业占比达到38.6%。
3．2012至今，“内外联动+创新集群”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苏州发挥发展水平高、转型升级早的优势，加速民营经济发展、加强内外资融合，加深长三角一体化步伐，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作为重中之重，走上了从“世界工厂”向“创新高地”转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抓住国内市场快速扩大的机遇，苏州通过“内外联动”开启了民营经济腾飞发展新阶段。这一期间，苏州充分发挥外资企业的溢出作用，支持传统产业领域民营企业加快改造提升，引导民营企业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激励民营企业创建品牌，强化产品质量，促进民资与外资“比翼双飞”。苏州还积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制度改革，支持外销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促进内外资企业深入合作。2020年，苏州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1%，超过外资和国有经济成为经济中的主体。
苏州投入巨资积极兴建科技创新载体、引育高端创新人才，提供高品质创新服务，着力集聚创新要素，完善创新生态，助力工业经济创新发展。2021年，苏州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截至2021年底，苏州共建设了1193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19家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24家省级院士工作站和78家市级新型研发机构。共有高层次人才32万人，高技能人才82.4万人。入选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创业类人才总量连续九年位居全国第一。大量的创新投入取得了显著效果，2021年苏州共有11165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1686.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2.5%。2021年，苏州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项（人），其中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
02
苏州制造的国内外位置
1．苏州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节点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行者
改革开放40年多来，苏州以其不断升级的产业集群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奠定了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核心节点和转型升级前行者地位。
苏州是全国不少重要产业链的发展基地。苏州工业体系较为完备，产业链垂直整合能力强，是长三角乃至国内很多产业循环的发起点和连接点。不少细分领域，特别是部分关键和基础领域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图1），比如，电子信息产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一代移动通信、传感器等产品的研发和制造领域，具有国内领先的综合制造优势，2021年已有规模以上企业1372家，实现规上工业产值12096亿元，与深圳和东莞等处于全国第一方阵。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1.2万亿元，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3201亿元（2020年数据），在全国城市中仅略低于上海（3403亿元），专用设备制造业的规模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最高。苏州装备制造业集聚了4218家规上企业、21位院士（专家团队），引进国家级人才20名，建有国家级创新载体16家，已经拥有了一批具有核心技术的高端制造企业。太仓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了舍弗勒、慕贝尔、合兴等300多家知名企业落户，这些跨国公司的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燃油喷射系统等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60%。
图1 苏州重要工业品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1]
苏州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地，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前行者。苏州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大，产业结构高级化特征突出。2020年，苏州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10697亿元，占本市制造业的29.5%，这一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8.1个百分点，在全国仅次于深圳和东莞（图2）。近年来，苏州前瞻性布局了“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致力于加快新兴产业发展。2021年，四大先导产业完成产值9623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23%。生物医药产值达1305亿元，成功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综合竞争力跃升全国第一，产业、人才、技术3个单项竞争力均居全国首位。纳米新材料产业跻身全球八大集聚区之一，入选国家首批先进制造业集群。
图2 2020年苏州市主要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与其他工业强市的比较
苏州制造业基础能力高，智能化改造进展快，是我国产业链高级化的重要创新者。近年来，苏州聚焦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工业基础软件等“五基”领域，实施了17个国家产业基础再造和工业强基项目。近年来，信达生物的PD-1/PD-L1单抗药物、亨通的海底光缆、苏大维格的微纳光刻、纳维的大尺寸氮化镓衬底等率先打破国外市场垄断。苏州大力开展数字化改造升级工程，推动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在制造业的深度应用。全市累计获得国家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26个，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26个，503个省级示范智能车间（截至2021年1月初）（图3）。2021年，苏州拥有国家级智能制造业示范工厂3家、省级智能工厂13家，全球“灯塔工厂”5家，占全国数量的约七分之一。
图3 苏州智能化改造成果，数据来源：根据报道绘制
2．苏州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1）与相似人口规模的其他国家相比较，苏州制造业规模处于领先位置
苏州常住人口规模约1300万人，2021年人均GDP为17.82万元，折2.76万美元。虽然苏州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与其他国家并不太适宜进行制造业发展的直接比较，但从全球来看，相似规模的经济体在很多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可比性。2019年苏州工业增加值为8319.5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约8130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约为1177亿美元。在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中，我们着重选择了2019年人均GDP1万到7万美元之间，且人口规模在500-3200万以内的20个经济体，着重比较制造业的规模大小，如图4所示。在人口约1000万左右的经济体中，既有发展水平低于苏州的匈牙利、希腊、葡萄牙和捷克，也有发展水平更高的阿联酋、以色列、比利时、瑞典、奥地利、荷兰等（2019年人均GDP高于4万美元）。与这些经济体相比较，2019年苏州的制造业增加值约1200亿美元，不仅高于瑞典（人口1028万，制造业增加值684亿美元）和奥地利（人口888万，制造业增加值736亿美元），也高于荷兰（人口1700万，制造业增加值981亿美元），甚至高于人口规模更大的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均约782亿美元）。
图4 苏州和其他经济体制造业规模比较（汽泡大小代表增加值规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及苏州统计局
2）从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看，苏州处于全球较好水平
提升价值链位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一般而言，后发国家在发展初期，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通常会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供应充足，面临最激烈的竞争，其附加值水平也最低，所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从全球经济体看，各国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比重差较大（其中部分原因与对高技术产业的定义有关，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电子信息产业实际上属于低附加值的代工或组装环节）。例如，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这一比重大约在40%左右，而发展水平更高的希腊、葡萄牙和澳大利亚仅在20%左右，但从制造业大国看，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比重总体呈随人均GDP水平发展而明显提高的趋势。比如日、韩、德均在50%以上。2020年苏州制造业中销售产值3.38万亿元，其中低技术、中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为4475、5683和23613亿元，其中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为69.9%，在主要国家中仅低于新加坡。说明从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看，苏州已经处于较好水平。
图5 苏州和其他经济体制造业内部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比重，数据来源：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及苏州统计局，注：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分类根据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标准[2]
3）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看，苏州也处于较高水平
国际经济中常用显性比较优势、出口比重、价格水平等比较各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苏州作为一个国内地区，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存在一定的难度，这是因为国内存在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比如有些内陆地区可能没有国际贸易，其主要与国内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竞争力很低。但考虑到苏州作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前沿城市，我们仍然采用一个最常用的指标，出口占产出（总产值）的比重进行粗略比较。同样进行了低技术、中技术和中高及高技术三类制造业的比较。
图6 苏州与其他国家在高技术产业出口依存度的比较，注：出口依存度指该产业出口总额与总产值的比值，数据来源：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数据库及苏州统计局
2020年，苏州市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依存度为49.3%,与韩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相似，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韩、英、意大利和德国的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出口依存度分别为44.8%、46.5%、46.9%和50.2%），显著高于新加坡、美国及加拿大的水平。这说明与制造强国相比较，苏州在中高技术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较高水平。
4）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苏州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处于较低水平
人均工业增加值是反映各国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综合性指标。如果一国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则人均增加值必然会较高。2019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约266.9万人，相应地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约4.4万美元/人。这一数值显著高于当年中国全国平均水平（3.66万美元/人），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这一数值处于较低水平。例如，2019年希腊人均GDP为1.91万美元，显著低于苏州的2.76万美元，但希腊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为4.5万美元/人，反而略高于苏州。其他发达国家中，2019年英国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为8.7万美元，法国为9.2万美元，日本为12.5万美元，韩国为16.7万美元，美国达到22.2万美元，苏州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有明显差距。
图7 苏州与其他国家在制造业生产率方面的比较，资料来源：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数据
总体来看，与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比较，苏州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较为高级，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比重较大，说明其国际竞争力也较强，特别是与相似人口规模的经济体相比较，苏州制造业的规模显著大于其他国家，说明苏州制造业总体实力较强，产业结构也较为高端化，但苏州制造业人均增加值显著低于其他国家，今后产业升级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内部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
03
苏州制造的鲜明特点
苏州作为长三角的重要核心、全国的头部城市，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中，其制造业与国内其他地区或城市相比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在这方面我们主要将苏州与同为制造业大市，但均不是直辖市或省会的城市——深圳、无锡、宁波、青岛和佛山进行比较分析）。
1．外资与内资共生共赢
苏州是我国充分利用全球化浪潮、中国入世机遇，全方位、大规模融入全球产业链，依托以外贸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型。苏州曾被视为“世界工厂”，因少数外资撤离一度被质疑产业空心化，至今仍有“苏州离了外资就什么都没有”的观点存在。但通过调研可以得出，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合力引导下，苏州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苏州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了内外联动、内资与外资共生共赢的格局。
苏州民营经济已占半壁江山。从企业类型来看，2020年苏州民营经济在GDP中占比为51.1%，比无锡、宁波以及佛山低十个百分点以上（三市的比重分别为65.8%、65.1%和62.8%），与青岛（2013年为53.5%）差不多，高于深圳（2018年为43.8%）。2021年，民营经济完成民间投资3393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60%，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60%，吸纳就业总人数超80%，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比重超85%。苏州拥有23家全国民营制造500强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创业就业、技术创新、税收贡献和吸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凸显，这也显示出近年来苏州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表1 民营经济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对比
注：1.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公报以及其他渠道的官方发布[3]。
2.因2020年广东省民营经济报表制度暂停，所以佛山和深圳只有2020年以前的数据。
3.青岛自2013年后未公布此数据，可参考2021年9月发布的《青岛市“十四五”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青岛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50%以上，可以认为青岛目前的民营经济占比不到经济总量的一半。
尽管如此，苏州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特点仍然非常突出，外资对苏州制造业仍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截止到2021年底，苏州累计使用外资1400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68.6%，苏州市目前有1.7万家外企，其中制造业9000多家。制造业使用外资的行业，主要包括通信、电器机械、设备制造、化工；主要国别来自于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等。昆山、工业园区、高新区、太仓等板块，外资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皆超过50%。从2016年开始，外资总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的占比逐年扩大。
苏州通过外资的大量落地，快速提升了制造业的层次，并建立起扎实的制造基础。这与依靠民营经济一路成长起来，以佛山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业，形成了一定区别。
尽管早期外资在苏州是典型的“两端在外”模式，但外资仍然对苏州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正外部性。通过调研可以总结出，外资对于苏州本土制造业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产生溢出效应：一是带动更多本土企业为外资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例如昆山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提升了其生产制造基础能力；二是许多外资企业出身的企业家在苏州创业，将外资在当时相对先进的技术水平、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带给苏州民营经济界；三是外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本地制造业转型服务，如博世、纬创资通、友达光电等输出解决方案和管理经验，为苏州企业提供专业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四是在政府治理、对外开放等制度创新方面，给苏州以借鉴，例如让昆山打开外资引进之门的全国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即来自台资的经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则离不开与新加坡共建工业园区的经历。
可以说，外资为苏州民营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制造能力和管理理念的软硬件基础。同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为外资企业提升竞争力做出了重要支撑。苏州民营企业在部分关键领域技术已跻身国际先进水平，也有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在本土研发、生产的产品和技术走向国际市场。民营企业沪光汽车为德国大众、戴姆勒奔驰等企业配套高低压线束总成；丹纳赫旗下贝克曼库尔特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推出流式细胞分选仪，在本土实现研发和制造。
图8 苏州招商引资的发展阶段，资料来源：沈宁“苏州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2022）
图9 苏州实际使用外资（单位 亿美元），数据来源：苏州历年统计年鉴以及其他官方发布等
2．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共进
为应对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短缺、环境容量约束、劳动密集型产业因竞争力下降撤离等风险，国内各地纷纷追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重视不足。然而，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能的同义词，苏州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兼顾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
钢铁、化工、纺织等苏州传统的优势产业，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从要素拉动转向创新驱动，向先进钢铁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高端纺织材料、高端装备等转型，不断提升整体水平和竞争力。政府大力支持传统产业，例如张家港在环保和能耗指标压力下，仍然全力保障沙钢集团项目建设；沙钢亦通过积极转型，实现创新驱动，打破了人们对于“传统产业”的固有印象，自主研发的盐浴线桥梁缆索钢、超薄带结构钢、超薄带高强钢等新材料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同时，苏州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和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围绕企业缺方案不敢转、缺技术不会转、缺数据不能转、缺资金不愿转等难题，通过免费诊断、技术输出、平台赋能、贴息奖补等措施，营造全流程服务生态，助力企业转型。
为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层次，2009年以来，苏州积极培育和发展包括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如今已经颇见成效。如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十几年深耕发展，现已成为苏州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截至2021年底，苏州当年新增11家生物医药领域上市企业、新上市6个创新药，均居全国前列，生物医药产业规上工业产值2021年预计将突破2000亿元。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应该是继承与迭代的关系，而非取而代之，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跨界链接也可以产生出新的动能。正是由于苏州积累的制造业基础，才让这些新兴产业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可能，例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依托于苏州的精细化工产业基础，高端医疗器械的发展则依托于苏州制造的精益化生产能力，而氢能、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在钢铁、化工领域的深厚积累。
图10 苏州部分新兴产业、先导产业培育政策一览，资料来源：苏州市政府以及相关媒体
3．集群式发展与大中小企业互利互促
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二次创业”后，苏州乡镇工业由分散走向集中，逐渐实现产业集聚。乡镇工业小区的开发建设，彻底改变了以往分散发展的格局，节约了土地资源，收到了“筑巢引凤”、招商引资、集约发展的良好效果。之后随着改制的完成，逐渐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产业集聚业态。
2000年之后，苏州经济增长迅速，并在2004年一度超越深圳位列全国各城市GDP排行榜第四位。以外资带动出口加工、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政府引导下的开发区经济著称的“苏州模式”[4]广为人知。政府引导下的开发区经济，尤其是“嵌入型”产业集群[5]的发展使苏州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产值比重均出现巨幅下降，电子信息等产业强势增长。这种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式虽然带来了产业经济的迅速增长，但缺乏根植性，多位于微笑曲线的低端，也为后来苏州制造业的转型带来诸多隐患。
表2 苏州支柱产业变化情况，资料来源：苏州各年度统计年鉴
近十年，随着苏州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制造，从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技术和工艺融入产业集群，以传统优势产业纺织为例，苏州已经形成了包括吴江丝绸板块、张家港毛纺毛衫板块、常熟服装板块在内的多个专业化特色明显的纺织产业集群中心。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先导产业集群也在茁壮成长。当前，苏州除了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等全国知名产业集群外，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也有着较强集群优势。其中生物医药聚集企业3000余家，从业人员5万名，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业园区成为全球八大纳米技术产业聚集区之一，是全国纳米人才最集中、产业聚集度最高的区域。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以苏南模式为代表、基于民间自发推动并逐渐与上海形成合作配套的产业集聚，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引进外资，从一个个小的产业集聚变成大的产业集群，苏州逐渐拥有了极为强大的制造能力。在调研中，有一段话被反复提到，让人印象深刻。“对于任何一个一个部件，如果材料不受限，我们只要两周时间就能做出来。”
近年来，苏州尤其重视将产业集群建设与创新能力培育融合，并在近期提出了打造产业创新集群——在产业集群中注入创新能力，让创新资源汇聚在集群之中。
图11 苏州市产业地图，资料来源：根据调研速记、各区市政府提供的文件、各区市统计局以及官网发布的新闻等整理
苏州市特大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也显示了苏州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特点。体量大、综合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是拉动产业发展的支柱力量，专精特新企业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掌握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的基础。苏州的龙头民营企业数量要高于无锡、宁波和佛山。在2022年《财富》世界五百强榜单中，苏州有三家上榜企业——恒力、盛虹和沙钢，这一数据虽少于深圳（中国平安、正威集团、华为、腾讯、万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比亚迪和顺丰，共10家），但多于佛山（碧桂园、美的，共2家）、青岛（海尔，1家）、无锡和宁波。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方面，苏州落后于宁波和深圳，高于其他三个城市。但从省内比较来看，苏州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2家，江苏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04家，位列江苏全省第一。
表3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对比（共四批），数据来源：直通北交所
4．产业升级与“产城人”融合齐步并进
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苏州注重“产城人”融合与城乡融合齐头并进，以“一体两翼”的布局有机融合城市更新与古城保护，探索出一条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升级协同推进之路。同时苏州深厚的人文传承和优美的城市环境，成为众多企业家选址苏州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后劲。
“产城人”融合发展以城市为支撑，为产业提供发展空间、经济载体、制度和服务保障；以产业为基础，驱动城市更新、就业结构转型，引领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以人为核心，促进产业与城市之间有效互动和融合上升，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城市竞争力，形成三者协同发展模式。
“产城人”融合发展可谓苏州的城市灵魂。苏州工业园区从一开始就摒弃单一的工业发展模式，着眼于“产城融合、以人为本”的定位。在积极、超前的园区规划指引下，通过市场化的投融资模式，主动吸纳和培育创新型产业，充分发展本地产业链，积极布局现代服务业，从以产兴城到产城共荣。同时，园区充分重视“人”作为关键的连接因素，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制度，打造人才开发体系和产学研创新共同体，借鉴并成功推广了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以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的科学布局为“产城人”融合发展提供要素支撑。
如今，工业园区与当初的发展规划基本实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拥有完善的产业与城市功能，产业集群带动效应突出，产业结构持续更新，始终保持较高经济增速，以苏州3%的土地和9%的人口创造了全市15%左右的经济总量，实现了产业、城市、人口、环境多层面的有机更新。
新城区的发展，也是老城区的机遇。苏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率先在城市规划中提出“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继而形成 “一体两翼”的城市空间发展构想。苏州工业园区与高新区是“一体两翼”生态的有机“两翼”，在提升城市能级和产业结构的同时，疏解了古城的人口与交通压力，为古城保护修复腾出了充足空间。同时，在古城“一体”之内，苏州充分规划、借鉴、论证，小步徐行，审慎试点，不断优化思路和方式，率先摸索出一套古城改造、活化利用的经验，既保留了古城格局与风貌，又形成了适宜的业态，改善了古城居民的生活水平。
“全面保护古城、积极发展新城”的思路让现代城市发展更新的同时，城市文脉得以留存，“崇文重教”、“苏工苏作”等文化因素得以传承。其内涵是精细、完美、创新的品质反映，是契约精神、规则意识、稳健作风的体现，更是苏州历来作为开放前沿在内外交往中不断兼收并蓄、吸收新事物、新工艺、新知识的本能追求。这种城市精神在苏州历次转型升级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现代苏州商业文化中的城市精神传承不仅是在细分领域长久深耕和沉淀，更是在坚守的同时保持不断开放学习和主动探索创新的劲头。
“产城人”融合发展也为乡村发展提供正向溢出效应。苏州的乡镇经济不仅发展水平高，且各具特色、业态丰富。进入新时期，苏州率先探索实行“三大并轨”等城乡一体化改革举措，利用“小城镇战略”作为关键链接，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吸纳乡镇进入分工体系，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要素配置不断优化，乡村文化和环境产品附加值日益提高，轨交线网日趋成熟，三产融合不断完善。苏州现已成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04
苏州制造的发展路径
1．从自动化生产到智能制造
从2015年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开始，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已经逐步明晰，即通过推进智能制造促进生产模式的变革，通过工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的引入，促进商品模式变革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而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
苏州制造业经历乡镇企业、外资来料加工阶段，传统上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是苏州应对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提高制造业效率和效益的重要路径。早在2010年，苏州就已开始尝试促进加工贸易企业改变生产技术和提高生产工艺。2015年之后，苏州通过创建智能车间、推广物联网应用、打造智能制造生态、发展产业集群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制造转型。
表4 苏州有关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智能化制造的相关政策，资料来源：苏州市政府官网
目前，苏州拥有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3家，省级智能工厂13家，示范智能工厂576个。至2021年，苏州完成数字化改造项目1.06万个，全市智能化改造企业实现产值1.4万亿元，占规模工业的34%。
表5 中国各地“灯塔工厂”情况（共八批），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相关网络新闻整理
发展数字经济、探索数字赋能也是促进智能制造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作为制造业大市，苏州致力于推动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运用贴息奖励、诊断服务、标杆输出等举措，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约1.2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并扩大中小企业数字化普及面。在“标杆输出”方面，除5家“灯塔工厂”以外，苏州评选了市级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30家，带动本地企业主动积极改造产线，针对数字化痛点、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助力企业转型。在平台建设上，全国15大双跨平台已有12家落地苏州，本地工业互联网平台也不断成长壮大，由点及面持续推动中小企业普及应用。
苏州制造业拥有众多业态，为数字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助力数字技术迭代更新。例如，在调研中专家组注意到波司登在智能化改造上联合国内企业研发服装技术，充分融合数字技术和羽绒服行业工艺诀窍，引领细分领域行业标准，并通过供应链和营销端的数字化，全面提升品牌影响力。再如，成立于1981年的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在转制转型前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经过二十年的数字化转型探索，不仅解决了离散型制造企业在智能制造中最为复杂的装配难题，更蜕变为业内领军企业。其新一代CW6、CM6系列断路器作为全数字化产品，总体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是常熟开关持续将工艺改进与智能制造融合的全面体现。常熟开关2021年研发投入1.3亿元，研发强度约为4.78%。
苏州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制造的转型路径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智能制造不是排除人，而是让劳动力在生产系统中所占比重减少，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人为的因素，加大知识和技术在整个生产系统的比重。
第二，苏州智能制造并非盲目追求“智能”，是以效果为导向，即是否可以通过智能制造，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综合利用率、降低研发周期、运营成本和产品不良率。在电子信息产业占到半壁江山的昆山，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品迭代更新速度日益加快，如果在智能化改造方面无法做到模块化、柔性化制造，产线很容易无法适应产品迭代的速度。因此，即使对于很多大企业，也是从某一个重点环节开始进行数字化改造，如零部件管理、物流环节等。
2．从生产型制造到服务型制造
新一代产业革命对产业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变革，服务型制造已经成为制造业新趋势。自动化带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降低、利润空间减少，企业从单纯关注产品生产，延伸到产品+服务，为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提供增值服务。制造业企业需要通过创新优化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比中的比重，才能不断延伸和提升价值链。
发达国家往往存在“两个70%”现象——除了服务业产值提升至GDP的70%以外，还有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生产性服务业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的关键环节，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相关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提高1%，制造业效率可以提升39.6%。对于苏州的产业转型而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延伸性和配套性产业，将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对于提高城市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十分关键。
苏州生产型制造业到服务型制造业的转型布局早，成效显著。早在2003年,苏州市就探索制造业服务化转型[6], 自2014年起,苏州市每年出台的重要政策文件中都明确支持服务型制造发展,每年定期组织企业参加服务型制造培训。2018年，苏州成为全国首批六个“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之一，至2021年共获评11家国家级服务型制造业企业，占江苏省一半。
然而从数据上看，2020年苏州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为5751亿元，占GDP比重约为28.5%，这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尚有十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7]。2020年当年苏州提出打造“生产性服务业标杆城市”，高规格系统布局生产性服务业，发布系列政策举措，重点扶持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认证服务等九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计划到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
定制化生产是服务型制造的典型方式之一。波司登虽经历几次品牌转型，但仍面临品牌老化、创新乏力的问题。在销售端实现与消费者实现更紧密互动，在生产端建设大批量定制能力，被波司登视为破局关键。2010年，波司登开始导入智能化生产装备，投入近亿元引进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升工人生产效率和生产柔性，为实现供应链快速反应打下了基础。波司登的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创新地推行服装加工部件流模式，实现生产的高度自动化、智能化，为实现小批量、多品种、快速反应生产创造了基础条件。在常熟的奇瑞捷豹路虎，也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柔性生产能力，不同规格和不同配置的车都可实现在同一条生产线上进行生产。
也有许多苏州制造业企业从自身探索智能制造转型、打造智能工厂，逐步蜕变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纬创集团、博世、友达光电、亨通集团、永钢集团、博众精工等企业已经将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信息服务等分支机构分离，成立独立法人实体，对外输出专业服务。
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根据自身2010年开始从精益生产到智慧制造的经验，成立服务机构纬绩智能，提供从诊断到最终落地成效的智能化改造解决方案，以及全周期的长效服务。再如以消费类电子代工起家的博众精工，通过较好地将工业自动化底层技术方面的积累，与相关领域生产流程技术诀窍的结合，迄今已将消费类电子智能解决方案、新能源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其主营业务领域。
3．从规模扩张到专精特新发展
作为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活力正获得高度重视。2022年全国两会，“专精特新”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苏州目前已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2家，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入围123家，位居全省第一。苏州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其质量效益综评突出、细分行业地位稳固、科技创新优势明显、两化融合水平较高等特征，对中小企业形成了整体的带动，为苏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长光华芯近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立十年以来，长光华芯坚持自主可控，从芯片设计到芯片制造全部自主完成。面对与国外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长光华芯选择专注特定领域，坚持精益求精，逐个突破，以技术和品质赢得市场。目前，长光华芯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居全球第二、全国第一，并正在向光通信、车载激光雷达等领域拓展。
再如广大特材，在成立2年后全面向特种钢材转型，通过长期渐进的技术创新积淀，在熔炼、成型、热处理等决定材料性能及稳定性的各项核心关键工艺不断探索突破，并在齿轮钢、模具钢、精密机械零部件、特种不锈钢及特殊合金等产品中产业化应用。广大特材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和新增核心技术改进，研发占营业收入比例多年保持在3%-4%，2021年高达4.78%。
苏州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苏州市的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更离不开对企业的主动服务与有力支持。总结来看，苏州市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短期支持和中长期发展相兼顾，从“短、中、长”三个维度系统发力。
短期，强化因企施策贴身帮扶、助力企业走稳走实专精特新发展道路。苏州市聚焦中小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积极加大财税支持、优化信贷政策、畅通融资渠道，因企施策因业施策，有效解决了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保障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平稳发展。例如苏州的“政策计算器”，一方面整合各级政策文件，从企业需求出发，结合不同条线部门业务对政策进行解读梳理和数字化拆解，重构企业视角的标准政策内容，让企业找得到、看得懂；另一方面为企业统一建户建档，通过各类数据信息动态汇聚，形成多维度“客户画像”，为政策服务的精准化、个性化打下基础。实现政策精准推送，解决政策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中期，加快补链延链稳链固链、拉大拉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空间。中小企业的发展除了依靠政策扶持、突破资金、技术等发展瓶颈，市场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苏州市依托制造业基础，加快推动现有产业链补链、稳链、固链，并持续推动中小企业增强造血能力，主动融入全市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格局，拓展细分市场。例如昆山依托13家龙头企业（集团）为中心，做好延链、补链、强链工作，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专精特新发展。同时，构建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一体化的金融供给和风险评估体系，利用核心企业的“大而强”实现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快而廉”。
长期，持续推进营商提质与品牌育林，厚植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土壤。归根到底，城市产业的竞争力离不开产业创新集群生态环境与营商环境，更离不开城市品牌的塑造与赋能。近年来，苏州积极推进创新生态体系搭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苏州制造”品牌育林工程，加快推动“苏州制造”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力打响“苏州制造”品牌，厚植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土壤。如苏州工业园区发布《苏州工业园区“专精特新·汇计划”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以产业、金融、人才、服务、技术五大类资源助力中小企业走上“专精特新”道路，强化政府引导、汇聚各方资源，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服务。
在稳稳咬住“产业链强市”、塑造新发展优势、实现发展高位突破的新征程中，苏州仍需强化示范效应、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强化三个结合，在专精特新培育工作中完善“苏州经验”、跑出“苏州速度”、打响“苏州品牌”。一是要推进强企与强链相结合，提升专精特新企业带动力。二是推动企业数字化与集群数字化相结合，提升专精特新集群竞争力。三是推进县域引领与产城融合相结合，提升专精特新企业辐射力。
4．从单一研发投入到创新要素集聚
在科技引领经济发展方面，苏州在全国处于较前水平。2021全社会研发投入与GDP的比值苏州仅次于深圳，达到3.9%，且在从2016年到2021年的六年中增长迅速，大幅高于其他几个制造大市。拥有多个“科技巨头”企业的深圳，这一数据达5.36%。
将苏州放在全国范围内比较，虽然苏州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相对较少，但将产业集群建设和创新能力培育融合发展的苏州制造业凭借其丰富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高技术产业，在全社会研发投入排名中排在四个一线城市之后，位于第五名（见图12）。
近年来，苏州致力于发展高技术产业，2021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产值14062.2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34.0%。
截至2022年7月22日，苏州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达到46家，仅次于上海（65家）、北京（59家）。苏州与深圳的竞争相当激烈——截止到2021年末，排在第三位的还是拥有29家上市企业数量的深圳。
图12 中国各城市研发投入排名（2020年），资料来源：腾讯新闻企鹅号，https://new.qq.com/rain/a/20220718A01VUC00
根据苏州市的部署，下一步重点是产业创新集群，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行为主体合作，增加行为主体的集体效率与协同效果[8]。苏州正在从以产业配套为主的生产集群到以合作互动为主的创新集群的转变，其中涉及到产才融合、产教融合、产金融合、产创融合等问题。
产业创新集群不应只是政府单纯“打造产业链”的经济过程，而是政产学研共同发力，共同提高产业发展质量，提高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载体。在这方面，苏州的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尤其体现出本土经济的活力。除了基于政府规划园区或是“大院大所”的产业创新集群外，苏州的民营企业也在集群创新资源的打造中发挥重要作用。如龙头企业盛虹集团与东华大学组建了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建立产学研用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也是全国首个由民营企业牵头建设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再如亨通集团，已经在基础研究上有所投入，并设有5个国家及省级重点实验室。
5．从产业结构调整到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苏州的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加速。尤其自2004年服务业促进大会以来，苏州推进“服务业跨越式发展”，提出了“今后3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的发展规划。
苏州要求服务业的发展实现“跨越式”，是苏州对第二产业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经济资源短缺问题的前瞻性判断，希望通过发展服务业为制造业二次升级创造优势。
在实际的发展中，苏州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并非冒进，而是实现了在较为合适的区间内稳步前行，从2004年的31.3%逐步上升至2010年的40.1%，并于2016年上升至50.4%（图13）。除了政府对服务业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以外，苏州主要通过在服务业各领域广泛引入市场机制，激活产业发展内部活力，形成面向市场的良性循环，如2003年苏州就先行先试地提出服务业对香港全面开放。
图13 苏州三大产业结构占比变化，数据来源：苏州市统计年鉴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苏州再次积极推进产业调整，从关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为关注现代产业体系的塑造。苏州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发展目标，不再重点关注产业结构比例的变化，而是更加关注城市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培育经济增长点，以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人文精神的提升来集聚要素，以人才的优势赢得创新的优势、竞争的优势和发展的优势。着力解决外资占比过大、外资发展路径依赖、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让经济发展由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型发展。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苏州提出跨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智能电网和物联网、新型平板显示和高端装备制造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政府的长期培育和引导下，苏州逐渐形成了当前的四大主导产业格局：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至2021年底，苏州制造业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54%。
在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构造中，苏州始终坚持“制造立市”，在推进主导产业发展的同时，布局科研机构、创新载体、金融服务、培训机构，其理念是这些机构都需围绕服务产业需求而发展，提倡科技、金融、人才与制造业的融合与协调，根本目的是提升制造业根植性和竞争力。
6．从产业需要到驱动应用型创新发展
缺乏从“0-1”基础型创新突破，是人们对于苏州未来发展动能乏力的主要担忧。苏州的大学、科研院所数量与其经济体量并不匹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乡镇企业借助于“星期天工程师”攻克技术难题，如今则凭借苏州市与各区丰厚财力吸引大学及科研机构落户。中国科学院纳米所、医工所等34个分所落户苏州，占到中科院全国研究机构的20%。
客观来讲，受到城市能级、上海虹吸效应及经济结构特征等影响，让苏州过多承担基础研究任务并不现实。解决企业在“1-100”应用型技术方面的研发难题是苏州引进“大院大所”的核心目标。占苏州经济半壁江山的外资难以融入本地创新环境，能够主动带动创新链发展的民营龙头企业数量还较为有限，更加需要苏州政府提供前瞻性引导，为科研与产业进行嫁接。通过调研可以发现，围绕苏州四大主导产业，苏州产学研合作的机制已经搭建起来，这为科技成果转化，研究机构更贴切了解产业需求，创建了良好条件。
成立于2020年的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由苏州市和工业园区共同出资200亿元建设，建立初衷是“服务于应用”，要求技术创新必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并设计出一套“成果交易前置”的机制。国际前沿、国家需求、市场需求“三元交叠”的模式可以引导企业更早介入科研过程、更多接触基础科学。目前姑苏实验室的3个重点材料突破方向集中在电子信息领域，与苏州产业向高端化进阶、解决关键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卡脖子”问题高度契合。
常设科研机构的创建补充了苏州本地的基础研究力量。例如长三角材料研究院，既有固定的科研人员，又能调动国内相关领域顶级的院士、教授，同时通过创新性制度设计，以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鼓励本地研发团队的技术转化。此外，科研机构机构也承担共性技术平台资源共享的任务。全市范围内，目前已集聚上海光源大科学装置、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实验室、纳米真空互联实验室等高端科研设施在内的仪器设施54970台，原值405亿元，提供各项服务24800项，解决企业各类需求5861项。
苏州的创新发展模式以需求拉动型为主。结合苏州的产业特色与发展需求，引进“大院大所”既可以助力苏州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形成完整的产业服务链条，也有助于苏州的园区经济实现新突破，构造以创新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并在此基础上以产业基金为企业提供支持。
7．从服务实体需求到构建产融结合新生态
苏州构建了新型的产业与金融合作生态，充分拓展金融功能、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的效果，这也是苏州金融的核心“抓手”。这与当前我国地方金融改革从片面追求要素集聚，转向重视金融功能完备、生态健全相契合。2021年，苏州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971亿元，占全市GDP比重8.7%。目前，苏州共有292家持牌金融机构、309家地方金融组织、455家在中基协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苏州的产融结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特色：
第一，全面推动产业金融创新与发展。苏州拥有极具特色、比较优势突出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布局，其金融发展自然需建立在助力产业优化之上。近年来，苏州立足制造业企业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政府通过搭建平台、聚合资源，引导和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制造业企业，助力打造“创新集群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推动产业经济向创新经济跃升。到2022年6月末，全市有162家备案创投企业，累计注册资本686.7亿元，累计实收资本431.3亿元。
通过调研发现，苏州大部分板块都以国资形式成立了引导基金和直投基金，形成了政策性投资平台、引导基金平台、资本+产业园协同等几种代表性模式，配合政府招商与人才招引工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有力的国资撬动、市场参与的长期投资，围绕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等核心主题，一大批重点产业项目在有力的金融支持下，加速落地。
第二，重视金融与科技的互动融合。苏州不断深化研发和创新成果，构建“金融＋科技”核心驱动力。一方面从金融科技视角看，苏州有序承接和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成为第一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争取到长三角数字货币研究所落地，并已探索性地形成一批应用场景，试点示范作用走在全国前列，初步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与集聚，强化了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并有望形成新业态。另一方面从科技金融视角看，近年来苏州金融、科技、工信等部门加强协调联动，完善政策链、畅通信息链、撬动资金链、优化服务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形成了四“链”联动的科技金融“苏州模式”。
第三，练好“内功”完善政策环境与基础要素。近年来，苏州出台了《苏州市金融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行动计划》、《苏州市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若干具体政策》、《关于实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融资畅通工程的意见》、《苏州市金融支持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工作意见》、《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及《若干措施》等一系列重要政策，积极打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标杆城市、数字金融创新标杆城市、产业资本集聚标杆城市、金融开放合作标杆城市，努力建设成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良好协同增强效应的功能性金融中心。同时，以征信服务为代表的基础要素也不断完善，苏州成功创建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开展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建设试点，在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中长期保持地级市前两名，多次获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考评第一等次，并且积极参与央行推动的“全国+地方”双层征信体系建设。
第四，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立体功能”。多年来，苏州坚持以“储备一批、培育一批、辅导一批、申报一批、挂牌一批”为总体工作思路，建立可持续上市后备梯队，初步形成了“支持企业上市、支持上市企业”的良好氛围。据统计，2022年上半年，苏州新增A股上市公司14家，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新增在审企业25家；在上半年市场各大重要指数普跌的情况下，32只苏州股（剔除新股）实现上涨。此外，苏州的创投行业已经走出了独特的“新产融模式”，据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发布的《2021中国内地省市创投实力榜》显示，苏州创投实力位居全国第六、江苏第一，尤其是在创投机构实力、创新实力、政府支持等方面表现突出。
第五，运用政策性金融手段改善市场风险管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互补支撑，是苏州金融发展的又一特色。例如，2015年设立的“信保贷”就运用信保基金撬动贷款规模，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截止2022年5月末，累计10376家企业获得授信，突破千亿元。再如，近年来苏州设置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信用保证基金、科技贷款贴息等专项奖补资金池，每年更新并下发《苏州市科技金融计划项目的通知》，通过“政府补偿+银行信贷”风险共担模式，对科技信贷的风险损失进行补偿。还有，苏州工业园区2020年上线“园易融”，目前上架政策性金融产品10项、普惠性金融产品152个，累计解决需求7377笔，授信额超400亿元。
与苏州作为全国第六的城市经济体量相比，其金融仍有巨大发展空间。预计苏州将以较强的制造业及贸易基础为依托，放大现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优势，不断突破发展瓶颈，真正建设成为金融服务实体标杆城市。
8．从营商环境优化到产业生态构建
受工业园区、高新区的建设经验影响，苏州在营商环境的打造方面走在全国领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营商审批的高效性、“一张蓝图绘到底”所带来的政策可预期性等，就已经在苏州落地。这一过程始于第一个中外合作开放区苏州工业园区的建立，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被总结为“归根到底是我们借鉴新加坡经验，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成功。”[9]按照新加坡政府的理念，经济增长速度与政府服务质量存在密切的关系，良好的经济机构，特别是公共部门，对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这一理念很快也普及到苏州全市。在2002年苏州市发布的《关于推进政府改革加快职能转变的意见》中，苏州提出要促进行政行为和管理方式从管制型向服务型、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转变；坚持依法行政，规范、高效地履行法定职责；培育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构建管理规范、运作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内容。2012年以来，苏州又提出“让法治成为苏州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意在总结梳理营商环境建设中的改革措施，将行之有效的举措上升为地方法律法规。
在调研中，所有企业都认可苏州“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营商环境，也提及在财政补贴项目申请方面的流程简单及主动服务，让“优惠政策找企业”。特别还应指出的是基层的主动性与担当性，愿意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在施政时不搞“一刀切”。
但是，企业的基本经营需求是获得持续盈利和扩大发展的空间，仅靠“店小二”的周到服务无法从根本上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
苏州已经开始早其他城市半步，构建产业生态。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市场主体的成本、增强市场主体投资激励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力。而产业生态的营建则可以不断产生系统整合报酬，真正形成产业“搬不走、压不垮、拆不散”。在产业生态的营建下，苏州的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形成内外联动之势，充分发挥外向型经济的正外部性；内生动力逐年增强，一批批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茁壮成长。也因此，疫情下苏州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强劲，这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与宏观环境下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医疗器械产业园是苏州产业生态建设的典型。高新区政府通过成立区属国企，开发运营了国内第一家医疗器械产业园。除了产业园区的载体开发、物业运营功能，医疗器械产业园还提供技术服务平台及公共服务平台。技术服务平台提供基础共性平台，园区引入了医疗器械可用性测试平台、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苏州分所、中科院一工所，东南大学医疗器械研究院等，为园区企业提供检验检测、技术服务等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则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接省市政府资源，例如药监审评机构，解决企业在注册审批上市方面的难题，力图将园区内医疗器械企业迅速带上正轨，产品快速上市，实现盈利。发展10年，园区已有300多家企业，产业规模达到爆发期。
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以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为责任，以为民服务为宗旨，负责维护各类群体的利益，除了服务型理念与高效运作，更应该拥有长远的眼光。在这方面，苏州政府展现出前瞻性，将科学预测和有效预防等作为自己的核心职能之一。在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同时，苏州从10余年前开始主动引导、重点培育新兴产业，并坚持长期投入与扶持。
工业园区最早开始主动进行产业培育，自2006年就锚定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新兴产业，并探索积累了“十个一”的特色培育机制，即聚焦一个特色产业，制定一个产业规划，组建一家国资公司，建设一个功能园区，引进一家大院大所，设立一支产业基金，成立一个服务机构，集聚一批龙头企业，搭建一批合作平台，打造一个盛会。以最有代表的生物医药行业为例，至2022年7月，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上市企业达23家，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园区引进、培育。如今这套产业培育模式，在苏州很多板块都得到了复制。
除了生物医药产业，在先进材料领域，通过建设科技创新载体、引进高端创新人才、前瞻部署新型纳米功能、纳米生物医用、纳米材料宏量等关键技术，已经在苏州市形成了从原材料到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拥有中科院纳米所等200多家企业和机构，产值超过280亿元。
05
苏州制造的挑战与跃升
站在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的新台阶上，苏州制造已经成为全国以至全球的佼佼者，但是，在进一步攀升的道路上，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和挑战。例如，在创新能力方面，高端创新资源仍然不足；在区县统筹协调方面，由历史沿革和产业布局带来主城区向心力不足；在产业融合方面，不同产业跨界融合仍然不够；在发展环境方面，供应链产业链加快重组风险大。面对这些新挑战，苏州需要进一步把握大势，抓住机遇、化解风险，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实现“既大又强”。
1．苏州制造业面临的挑战
（1）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苏州外向型经济色彩浓重。在工业经济领域，2021年外资企业在苏州规上工业总产值的占比接近六成（57.3%），外资对于苏州经济仍起着压舱石的作用。当前，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互补性减弱，国际分工与产业链调整早已开始，在逆全球化趋势、供应链收缩、贸易投资减速、中美战略博弈长期化等背景下，苏州过去赖以繁荣的外部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上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后，苏州抗外部风险能力明显加强，但受地缘政治影响，未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可能会遭受超预期冲击。对此，苏州应尽早筹谋、尽早布局。以下几个因素正在推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加速重构：
一是风险成本化。长期以来，产业链的布局与调整主要遵循“要素成本-收益”的经济规律。但如今非经济因素造成的风险成本纳入到企业空间决策函数中，产业链按经济规律线性调整转向非线性跳跃，本土化、多元化和友岸化的趋势明显。
二是知识数字化。近年来，随着制造业数字化的渗透率提高，本土化的“隐性知识”通过工业软件得以数字化、显性化，知识溢出更加迅速、便捷且低成本，降低了产业转移的技术门槛。
三是营商环境园区化。如新加坡正在越南等东盟国家推行类似于中新苏州工业园的园区模式，这将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区域内，快速提高其硬件基础设施水平、加快制度环境优化，为其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更好的环境。
苏州制造业如按原有的国际分工规律发展，将赶不上全球重组的步伐。例如，在苹果公司全球前200家供应商工厂中，苏州企业就有75家（国内东莞、深圳、上海等地有120多家），在越南和印度仅20多家，位居全球各大城市榜首。但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背景下，作为苹果、三星等跨国链主企业供应链中的一员，苏州众多市场占比高的制造业企业会面临被替换或被要求转移至国外的风险。
图14 部分地区的苹果公司工厂分布数，资料来源：卓贤，2020：《中国制造保链根本在强链》
（2）国际、国内创新竞争加速
连续三年的疫情，国际局势的不断动荡，世界经济发展减速，主要工业发展国家面临经济衰退风险。历史表明，在经济衰退风险加大时，创新往往加速，以技术变革冲破风险压力，以创新奠定衰退后的高速。多年前，主要工业国家观察到技术变革加速、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的趋势，纷纷制订各种战略和计划，如今已显现出应有的作用。当今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这些主要工业国家更是加快了步伐，加大了力度。
表6 疫情发生以来主要工业国家技术变革相关计划，资料来源：葛春雷、李宏，“国际科技创新战略何去何从”；郭宇娟、郝家星“美国发布新版《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
苏州制造还需面对国内其他城市加快创新步伐的追赶。在动力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国内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强化创新体系建设，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局面。在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1年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深圳、杭州、广州、南京、苏州、武汉、西安、长沙、合肥、青岛。其中，排名第二位的杭州人才净流入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全社会R&D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量强势增长。同属于江苏省的南京在2021年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进步最快的城市是合肥，从全国第十三名成功上升至第九名，在《科技日报》梳理的中国2021年十项重大技术突破中占据四席。
与上述榜单中排名靠前的城市相比，苏州仍然在一些领域存在差距，表现为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源头创新偏少，具有科技引领性的大型民营企业偏少。在调研中，专家组发现即使是苏州工业园区重点打造的生物医药产业，也有许多高科技企业仍然处于局部创新和模仿阶段。提升创新能力，在商业环境、创新政策和政府监管上下足功夫，将是苏州在未来数年的重要任务之一。
首先，提升创新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应该由6个链条组成，即创新与企业紧密结合、创新与基础研究相连、创新与成果转化形成产业链、创新与人才建设相连、创新与金融资本相连、创新与政府公共服务相连等共同组成。苏州在构建创新能力时，容易依照招商引资的惯性思维引进科研机构和院所，许多机构以节点存在，机构之间互动和链接待加强，需要“从点到线”、“从线到面”构建创新生态。
第二，创新生态仍存在短板环节。在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领域，苏州缺乏重大创新载体、大科学装置，以及一流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在人才建设方面，现代创新体系的构建尤其需要综合性人才。在调研中，不少机构和企业反应缺乏熟悉国际化大生产和管理经验的人才，从事顶层设计的技术带头人，熟悉国际资本运作的人才，跨行业跨领域的人才，以及通识市场、技术、经济甚至政策的融合性人才等。
第三，中小型企业存在成果转化方面的难题。在张家港、吴中等地的调研发现，中小型科技企业面临一些共性问题，例如，高端人才引进困难、项目融资困难、技术获得难、企业获得外部支撑能力弱、市场拓展渠道有限、培育高价值专利能力匮乏等。即便是获批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也面临上述瓶颈。需要深入研究各类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需求的特点、痛点和难点，找出帮助企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完成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法。
（3）产业跨界融合，资源整合重组
随着高新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制造业的边界和产业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渐成趋势。
从苏南模式的突围，到从九十年代始于上海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带动，再到“工业向园区集中”[10]的工业区经济加速发展和转型，苏州已逐步打下极为深厚的工业基础，拥有许多优势特色产业，并有着在产业链内实现配套的能力。但是，苏州的产业间互动仍待加强。在现代产业体系中，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产业间的跨界融合已成为创新的关键，新业态、新模式亦是在融合中产生。这对于需要提升内生动力、寻找新增长点的苏州非常重要。
除了从微观视角促进产业间更好地互动，从宏观视角探究如何促进市域经济一体化，也应是苏州在未来几年的关键任务。
苏州需要做好市域经济统筹发展，提升城市制造业综合竞争力。苏州县域经济发达，在最新公布的2022赛迪百强县榜单中，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分别位居第一、三、四、七位。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四个县级市之和甚至超过全市GDP的一半。这既是苏州经济的优势——避免了“大城市病”，城市更加高效也更加人性化，但同时也间接证明了苏州主城区的向心力偏弱，六区四市容易产生同质化竞争。例如，在上文的苏州市产业地图中，工业园区、张家港市、太仓市、吴江区等地都提出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产业，而只有发挥好比较优势，补齐短板，才能真正提升全市生物医药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发挥产业协同效应。
表7 苏州各区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比重，数据来源：2021苏州市统计年鉴
如何在市场“看不见的手”、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下实现市域经济统筹发展，让工业经济各有侧重，从而提升制造业整体的供应链规模和效率，是苏州未来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2．苏州制造业的跃升
经过多年努力，苏州制造成为中国制造的亮点。当前，苏州制造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为保持苏州制造的竞争优势，应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谋划未来，苏州制造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跃升，为此可以在产业驱动力、产业攻坚力、产业协同力上纵深部署，做好三篇大文章。
（1）强化产业驱动力：做好“1-100”进军“0-1”的大文章
谋划创新就是谋划发展，谋划创新就是谋划未来。以创新为驱动的产业是充满活力的产业，是生命力旺盛、赢得未来的产业。在国际和国内创新竞争加速的大背景下，苏州制造必须解决高端创新资源缺乏、内生创新能力较薄弱等环节，做好从“1-100”进军“0-1”的大文章。
首先，要抓好创新体系的建设。着重抓“两头“，一头抓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学设施建设，解决创新驱动力的源头和基础，在前沿技术领域掌握主动、抢占先机；一头抓科技转化产业的桥梁与通道，解决产业发展的技术来源和供给，为产业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
第二，要抓好创新着力点的三个转变：
一是“由后向前”。创新着力点从“应用取胜”转向“寻根探源”；由“逆向发展”转到“正向挺进”；从注重“市场份额”转向掌握“技术来源”。
当前，国内许多产业正在遭受“卡脖子”难题。从逆向发展转向正向发展，从满足市场、关注市场应用转向技术源头创新，应是制造业下一步的关键课题。苏州拥有深厚的制造业根基，拥有许多有能力探索源头创新的制造业企业。如何“由后向前”，重塑创新理念，提高基础科研能力，培养有本地根植性的创新网络，从而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从效率改善到价值创造的转变，将是苏州制造赢得未来的重要方向之一。
二是“由表及里”。从技术赋能走向产业提能；从“外化于形”走向“内化于心”，从企业运营走向产业核心。
在数字经济时代，各地政府纷纷大力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通过发展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等新技术，实现数字赋能、助力企业转型。数字化、智能化的“化”，是要让各种新技术深度融入产业，成为产业的有机核心和灵魂，创造新原理、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开辟新赛道。与全国许多制造业城市相比，苏州在“由表及里”发展上具有强大的产业根基，将为苏州制造打造技术新引擎，
三是“由面到基”。从重视整机产品转向同时重视关键部件；从产业规模为上转向产业基础为本。
过去，中国制造业往往更关注“地面上的产业”及其规模，而对“地下的根基”及其强固未予足够重视。这里提到的产业基础，指的是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及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以及产业技术基础。此类“五基”产业是千行百业的根基。“五基”不踏实不牢固，是各行各业遭受瓶颈，甚至产生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风险的主要原因。苏州拥有规模庞大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化工等产业，拥有一批致力于技术赶超的本土高科技企业，对于“由面到基”的探索，亦将成为苏州制造提升综合实力的关键任务。
第三，要抓好产业创新集群建设。在产业集群中汇聚创新资源、营造创新网络，产业链和创新链、资金链在产业创新集群中有机融合，不断提升集群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建设几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第四，要抓好创新团队建设。在创新人才引进方面，要转变过去的招商引资思路，不仅引进，更要扎根，开花、结果、壮大、繁殖。要在行业有序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为创新团队的成长培植好土壤、水分，营造好环境、氛围。
（2）磨砺产业攻坚力：做好“D”（domestic）迈向“G”(global)的大文章
专精特新企业蓬勃发展是苏州制造的一大亮点，苏州许多制造企业位于产业链关键环节，且在国内实现行业领先。苏州制造实现跃升，专精特新企业要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舞台，要尽快形成和不断磨砺抢占制高点的攻坚力，要做好技术升级、业务延展、市场跨越三件事。
一是专精特新的技术升级。过去十几年来，很多企业凭借低成本优势实现国产替代，甚至拓展到全球市场，这是一种“虚胖”的成长。一旦相关技术由国际领先企业完成颠覆性升级，这些企业就会很快失去竞争力。
技术是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生命之源。通过技术升级，把更多新科技成果转化到产品中去，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从而实现产品和服务的跃升。需要制造业企业精益求精，把产品做精、工艺吃透，做到小而美、小而精、小而强。
二是专精特新的业务延展。对于企业专业化发展带来的限制，德国西蒙教授曾指出“所聚焦行业的总体规模决定了企业规模，企业选择做隐形冠军，就是选择做小池塘里的大鱼”。单一业务占企业销售总收入70%的专业化经营企业，需要警惕过度专业化的陷阱。
业务延展可以从一个零部件向下延展到整个系统，从一个产品向上延伸到关键材料，从一种技术扩展到相关技术。专精特新的延展并不是盲目扩张，而是在领域内逐步消除技术盲点，破解“卡脖子难题”，从技术专精走向技术矩阵；是沿着产业链上下游，抓住成长机遇，突破产品边界，甚至从提供产品走向输出解决方案。
三是专精特新的市场跨越。从国内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成长为世界隐形冠军。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六成属于工业基础领域，超七成深耕行业10年以上，涌现出一批“补短板”的企业，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基本达到25%[11]。但是我国的专精特新企业与德国、日本的隐形冠军企业相比仍然偏弱，包括规模相差较远，全球市场占有率较小，产品技术附加值偏低等。
苏州可以在“五基”产业等领域培养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企业，引导其成为制造业的单项冠军和产业集群中的创新先锋，并逐步从国内走向全球，登上制高点，成为世界知名的“隐形冠军。
在做好“D”（domestic）迈向“G”(global)的大文章时，专精特新企业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做产业数字化的生力军和引领者。以数字化转型实现降本增效，以数字化转型助力业务成长、技术创新、产业攻坚。
（3）增强产业协同力：做好“4+6大于10”的大文章
首先，在统筹和协同上取得突破。着力推进市域一体化，做好六区四市制造业的统筹与协同。
六区四市需突破行政区划、思维限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打破产业协同障碍，做好产业创新集群布局。在“多点开花”、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推进区域空间结构调整。
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发挥好六区四市的比较优势，补齐各自短板，不盲目追求全产业链建设，而是与周边地区形成依附和联动，减少资金和资源浪费，推进整合重组，畅通市域技术交易和资源流通渠道，实现产业协同发展，才能真正提升全市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实现“4+6大于10”。
其次，在关联与互动上下大功夫。充分发挥苏州制造业门类全、特色产业多的优势，挖掘可以结合和互动的要点。做好相关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间的联动，构建更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
例如，汽车零部件是常熟的特色产业，在汽车内饰和动力系统方面颇具特色，其中内饰件需要很多纤维材料，纺织服装是常熟的另一个特色产业。可以引导探索汽车零部件产业与纺织纤维产业间的联结点，孕育、产生新的产业促进汽车轻量化、低碳环保，实现产业绿色协同发展和苏州制造的新特色。
又如，苏州正在大力发展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可以对现有产业进行赋能，需要政府提供更好的平台促进产业跨界合作，比如纳米技术可为纺织服装赋能，人工智能可为装备制造赋能等。
在国内外双循环背景下，不同产业间的融合互动以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互动，是提高城市工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所在。让更多的创新和创意在行业边界诞生，在交流和互动中转化为实践。
第三，在对接和辐射上做足文章。积极主动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谋划更大更快的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增长极正在“由点向面”转变，长三角地区等都市圈或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构建国内外双循环新格局，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极的重要路径。如果将上海比喻成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金融资源、科技资源丰富，制造业生产环节逐年迁出，那么苏州就是城市群的龙颈——制造业在长三角地区处于核心地位，向其他地区辐射，是许多产业循环的发起点和连接点。此外，苏州应该成为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的中心城市，将上海的金融资源、科技资源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实体经济对接，起好辐射带动作用，从而形成资源共享机制，优化要素资源空间配置。
苏州通过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清晰定位，以及通过善于借势其他地区的优势资源，不仅自己走出了稳步发展之路，也证明了地区间的协同发展可以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未来，需要通过加快长三角地区理念共识、基础设施、资源要素、产业经济、公共服务、政府政策等领域的深度融合，积极参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谋划更大更快的发展之路。
苏州以系统性思维探路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前瞻性眼光应对制造业未来挑战，对于全国许多城市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