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8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压减率达到96%，绝大多数学生校外培训时长较“双减”前减少了50%以上。
在过往的叙事里，教培行业总是夹杂着一丝资本味道。2015年-2020年，市场投向K12（小学至高中阶段）教育的融资额共1294亿元，接近一半融资发生在2020年。
这样一个披着“商业性”和“公共性”外衣的行业，经过多年的飞速狂奔后，突然被踩下“刹车”。2021年夏天，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意见）出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成为首要监管对象。
从顶层设计思路来看，这场以“减负”为目标的基础教育改革，称得上“史上最严”，其核心是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改变校外培训行业无序竞争局面，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让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稍微留心便会注意到，曾经无处不在的教培广告如今已几乎消失。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配套，课后服务全面落地中小学，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每天下午3点半孩子放学之后，不必再奔波于学校、校外托管机构和工作单位之间。
后“双减”时代，基础教育市场正在经历重塑，供方、需方，以至相关的教育生态也在发生改变。
去留学科培训
大约在“双减”意见正式出台的半年前，豆神教育创始人窦昕嗅到了风声，他一开始觉得，“应该有个缓慢推进的过程”。直到2021年7月24日晚，他才意识到这项政策不同寻常。
“双减”意见提出，面向义务教育阶段（下称K9）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至于线上培训，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
在往年，暑假是教培行业的旺季。“9.9元体验名师课”，类似的招生广告，从手机App到电视综艺，从公交站台到楼宇电梯，无孔不入。很多家长四五月就给孩子报完了班，只等放假后正式开课。但是“双减”意见落地后的第二周，北京教委发出通知，自2021年8月7日起，学科类培训机构暑期不再开课。
“双减”意见还要求，所有K9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下称“营转非”），重新申请办学资质，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原先的备案制改为审批制。按照教育部等三部门的具体部署，这一身份转换和重新审批的最后期限是2021年底，拿不到资质就无法继续招生。
“我不认为我们还有能力继续再干学科培训。”窦昕坦言。他们与当地教育部门、民办教育协会人士进行过沟通，对方给出的建议与公司内部得出的结论出奇一致。
对于“营转非”，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马学雷向《财经》记者解释，各地操作存在一些差异，但大致都分三步走：首先将培训机构所属公司从工商局注销，然后去教育部门重新申请办学许可；最后到民政部门注册非营利组织。
和“营转非”之前相比，K9学科培训非营利机构的最大特点是持有“双证”：一个是办学许可，另一个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对于一些关键项目，比如收费、场地等，每年都要接受年检。这些机构因非营利性质，收入结余只能继续用于办学。“也就是说，学科培训不再具有资本价值。”马学雷指出。
“现在有（‘双减’）专班处理‘营转非’的申请，但审核挺严，获批的少。”窦昕透露。截至发稿，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显示，北京已审批通过十家中小学线上学科培训非营利机构。与之对应的是压减率，据《北京日报》报道，2022年7月20日，在北京市政协举行的“双减”相关会议上，北京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双减”以来，全市有证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为357家，压减率超过80%。
视野放大到全国，2022年10月28日，怀进鹏在报告中称，K9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由原来的12.4万个压减至4932个，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原来的263个压减至34个。
理论上，高中仍有发挥空间。但“双减”意见也提出：“对于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参照本意见有关规定执行。”马学雷认为，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政策对于高中学科培训也不鼓励，从实践看，各地对其监管程度有所不同。
“学科培训是校内教育的缩影，它的高矮胖瘦都是由校内教育所决定的。”马学雷表示，过去一二十年，学科培训市场之所以如此“繁荣”，与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升学考试的评价方式不够科学有很大关系。但是，随着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入推进，校外培训土壤已经发生改变，将来还会发生更大变化。
政策之外，资本对K12教育的关注度也明显下降。窦昕向《财经》记者提到，在公司体量还不算大的时候，他平均每个月都有机会参加资本层面的活动。过去一年来，窦昕再未出现在投资者见面会、路演现场。不仅是窦昕，数以万计从业者都只能选择“闭门修炼内功”。对于他们来说，“弯腰捡钱”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摆在面前的，唯有转型一条路。
“双减”意见落地前，窦昕就组织公司管理层开会讨论，初步做出的应对策略是：“去做素养课”。此后，豆神教育又上线了直播电商、公立校课后延时服务等多个新的交叉项目。
这让身为教研部负责人的张国庆产生了身份困惑：“我们肯定不再是一个（学科）培训机构了，但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2022年9月，《财经》记者在豆神教育总部看到，员工们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各忙各的，一切平静如水。但静水深流，波澜已经融入日常。
“双减”之前，张国庆的另一个身份是豆神大语文的名师——在教培行业，一线名师每年的课时量一般在1600小时-2000小时，日复一日的“流水线作业”，让他们对课件内容烂熟于心，“以前基本不需要怎么备课，上课前翻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公司朝素质教育转向后，张国庆注意到，一个老师要花2个-3个小时准备一堂课。
和学科培训不同，素质类课程不与考试分数挂钩，如何评价教学效果，并说服家长们为孩子续报，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除此之外，师资队伍的建设、课程体系的打磨，以及营销团队是否到位，这些都需要时间。
课后“三点半”中的机会
2022年2月17日，江苏省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西校区，女足社团的孩子们在课后服务时间练习足球基本功。图/中新
鸿合科技教育BG首席战略官张洪伟观察到，中国很多“双职工”家庭都面临课后“三点半”难题。在以前，众多家庭只能寻求校外托管机构，或者干脆送进培训班补课。相比于K12教育等热门赛道，校外托管一直被认为“小众”“野蛮生长”，但这是一个明显的刚需市场，而且现在的家长不再单纯希望“看着孩子就行”，对于艺术、体育等素质教育的需求已经产生。
本身具有需求，也有相关的政策引导。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协调好学校、社区、校外活动中心等资源。四年之后，“双减”意见挤出学科培训的供给的同时，专门提及——“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张洪伟分析，过去多年，很多家庭习惯了由校外培训机构承接孩子课后“三点半”的生活，已达成某种平衡和默契，如今学科类培训机构受到大幅削减，可是补习和托管需求依然存在。课后服务的及时补位，也有助解决“双减”带来的“堰塞湖”问题。
因此，各种不同类型的校外机构涌入公立校提供课后服务。第一类是像鸿合科技、科大讯飞这样的大厂，提供平台管理、课程研发、师训服务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第二类是豆神教育等教育上市公司或区域性素质培训机构，以政府采购的方式供应课程。
专注教育行业研究及投融资服务的“多鲸资本”撰文称，据开源证券估算，课后信息化服务潜在市场达 1100 亿元，课后服务市场规模不低于千亿元。
不过，“机构进校”的遴选条件也颇为严格。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学校校长张广利告诉《财经》记者，上级主管部门定期下发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和“预警名单”，学校将在此基础上根据课程、服务质量和价格等“二次遴选”。在他看来，之所以建立如此严格的遴选机制，就是要淡化行业的资本色彩，重塑教育生态。
整个2021年，张广利接触了几十家校外培训机构。他有一种感觉，这些机构确实提供了丰富的素质课程选择，但对方并没有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普遍缺少系统化的课程意识。“比如你问他们，课程内容包括哪些，实施方案是怎样的，教学进度如何安排，还有最后的评价方式，他们就答不上来。”而以上四要素，正是公立学校所看重的。最后，张广利只选中了六家。
然而，课后服务推行之初，北京某区部分家长一度不太满意，原因就在于，学校提供的素质教育内容与家长的期待有距离。“义务教育是面向每一个学生的公平教育，不是面向少数孩子的精英教育。”张广利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说，课后服务其实是在解决基本需求，目前无法解决高端需求。
为了推动课后服务落地，张洪伟团队一直在与各地教育局、中小学洽谈。在他看来，钱只是其中一个左右因素，很多时候甚至没有直接关系，更关键的是地方对新事物的开放程度和家校之间的配合情况。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张洪伟刚从南方一个城市回来，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区教育局长看了方案之后，当场就问我们师训细节和展示方式”。张洪伟说，如此专业的思考，放在一年前无法想象。
在张洪伟的设想里，如果将“家长付费制”引入课后服务，学校就有动力去购买第三方服务，相关机构通过竞标才能进驻，其提供的课程除了经过学校审核，还要让学生及家长满意。“家长参与了这个环节，他们就有权选择、监督和评价。”张洪伟表示，这就会形成一种互相制衡的“三角关系”，更有助于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以一二三线城市的市场行情来看，素质类课程的课时费区间在150元-300元，看上去要比校外同类型课时费用低不少，但“机构进校”属于轻资产模式，只需要输出师资和课程。《财经》记者了解到，有培训机构招募在校大学生，以兼职形式参与课后服务，每节课60元劳务费， 这就省去了一大笔营销和场地投入——要知道，“双减”之前的2020年，头部K12在线教育公司仅一个暑期就烧掉了60亿元的广告投放费用。
玩家教育合伙人朱培元认为，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是，通过学校的课后服务挖掘孩子们的特长，如果真正有兴趣，再到校外培训机构持续学习。对于参与其中的校外培训机构来说，目前这种“普惠式”的教育产品不在于追求多高的利润，而是获得更多学校和政府的认可。
根据《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达到1.58亿人，潜在市场价值不言而喻。
“这是‘双减’之后才激发出来的市场，大家都还在摸索商业模式。”在张洪伟看来，课后服务的链条很长，服务于多种不同角色，这一点和采用To C 模式的K12教育有很大不同。此外，不同地区政策也有差异，对校外机构的渠道运营和素质课程的本土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判断，这个市场还会进一步壮大，但由于带有民生、普惠属性，短期内并不会产生行业巨头，各机构扮演好自己擅长的角色，都有机会脱颖而出。
素质教育顺势“起跳”
2022年秋季学期伊始，张洪伟收到了女儿的班级课程表。他注意到，女儿进入四年级后，平均每天都有一节素质类课程。另一个特点是，体育课明显多了起来，要是算上体育形体，一周有五节体育课，比英语的课时还要多。
按照2021年底公布的北京体育中考新方案，体育分值从过去的40分提升至70分，由过程性考核和现场考试两部分构成。除原有“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北京体育中考现场考试部分还新增了乒乓球、游泳、一分钟跳绳等14个任选素质项目。其中，引发家长们关注的一分钟跳绳项目所占分值为8分。
不唯北京。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已有44个省份和城市将跳绳纳入中考必测和选测项目。动作最大的是云南昆明，中考体育分值高达100分。
2020年10月，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体育中考要逐年增加分值，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水平，把体育从过去片面理解的身体活动上升为对一个人全面素质的培养。
种种利好政策，迅速带火了体育培训。在大众点评App搜索关键词“中考体育”，北京范围内能找到数百家机构。它们大多开设在商场，或临近居民社区、中小学，提供的课程几乎覆盖了北京体育中考的所有项目。
以一家评分靠前的机构为例，体能训练体验课仅需9.9元，如果选择更进阶的“体适能+跳绳”组合套餐，60个课时要花1.7万元，折算下来，每课时需要近300元。
目前，市场上的素质培训大致可分为艺术类、体育运动类、智力拓展类、国学文化类、棋类、语言类等六大类。据央视财经2021年8月底报道， “双减”政策实施一个多月以来，艺术、体育运动类培训相关企业新增3.3万余家，较前一年同期相比增长近1倍。
上海优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2016年成立的综合素质教育平台，旗下的跳绳培训项目既培训青少年，也培训教练员和中小学体育老师。“双减”之后，该公司副总经理韩云彬感触很深，“我们全职教练的课都排满了，基本上要从早八忙到晚八。”
在优孩体育的C端客户中，5岁-10岁的儿童是最多的，大约占80%，其次就是初二、初三学生。对于这一群体，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全国跳绳推广委员会幼儿委主任吴登科分析，12岁之前属于儿童脑神经系统发育黄金时期，跳绳正好依靠脑神经协调动作。对于初中学生来说，更多的是为了掌握姿势和技巧，以求体育中考时拿到漂亮的分数。
吴登科发现，这几年，学习跳绳的年龄渐渐出现“低龄化”趋势，时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找他咨询跳绳的事儿，最小的一个孩子只有3岁左右，还在上幼儿园小班。吴登科猜测，“应该是为了长高”。
从2017年起，吴登科一直在给全国各地的跳绳馆上课。也有体育局、教育局、学校和社会组织邀请他去做培训，几年下来，这样的培训至少走过了七八十场。
今年，全国多地疫情反弹，吴登科的跳绳教练培训班也转到了线上。可即便如此，报名者依然不减。他估算，全国适龄跳绳儿童有1亿人左右，但是目前全国具有专业跳绳技能（持证）的教练员仅5万名左右，其中80%都是学校老师。这一群体很少出来授课，社会面上至少还需要10万名持证跳绳教练。
“专营跳绳培训的机构还真不算多。”吴登科说。人才缺口下，业内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是“派师入馆”，即不同培训机构进行合作，共享专业教练资源。
韩云彬在跳绳培训行业浸淫多年，早已看到专业教练缺口的现实，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的他决定做点儿什么。2019年，他们公司在上海开办了首家直营场馆后，至今在其他城市已“裂变”出21个加盟馆，好几个加盟馆校长都是经过韩云彬团队的培训后，每年又新开一个跳绳运动馆。
不过，让韩云彬忧心的是，TO C端客户学习跳绳的周期很短，“你为了准备考试今天来学跳绳，等学会之后，还会不会再来呢？”站在公司发展角度，韩云彬更希望抓住那些想把跳绳作为长远兴趣的人群，这样他们才会持续投入。其实不仅是跳绳，任何一个素质项目的培育都需要眼光放长远。
若只经营单一的跳绳培训，也很难做到收益的规模化。从业者们都很清楚，目前跳绳行业还处于“起跳”阶段，可是教练数量一旦饱和，普通的跳绳技在短视频平台就能轻易获取，很多家长就会作出理性选择。“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打造以健康和赛事活动为导向的产品，这是大势所趋，要是整个行业都没有这个产品，企业也会跟着走下坡路。”吴登科表示。
朱培元告诉《财经》记者：“现在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规则发生了变化，体育、艺术等素质教育项目划入非学科类管理范畴，素质教育市场规模确实增速很快，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在他看来，“双减”之后，虽然孩子们的课后时间释放出了一部分，但也一定会被学科培训以外的其他项目抢占，就素质教育培训市场来说，短期内还有很多同质化产品，只有当回报率足够高的时候，大家才有动力在研发上进行投入。
作为跳绳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优孩教育也在琢磨如何将教练与青少年培训、课程研发和赛事更好地结合起来，今年8月，它们与位于安徽宿州的宿州学院体育学院建立了校企合作基地，经常有教练员和社会群体在这里集训，然后走向全国参加花样跳绳演出。韩云彬说，待市场打开，他准备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也建立更多面向青少年的运动馆。
一份2022中国素质教育行业报告称，体育教育受政策利好发展迅速，市场仍在升温。到2023年，中国少儿体育培训市场规模预计将超1300亿元。
教育生态之变
后“双减”时代，教育市场的供方和需方，都在发生新的变化。
“人总要成长，总要进步，总要顺应时代。”窦昕说，尽管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未来仍有不确定性，但自己不会离开教育赛道。在他看来，如果总是随风口摇摆，很难走远，所以还是要聚焦自己擅长的领域。
在窦昕身上，能看到教培人的韧劲一面：从2021年10月入驻抖音平台起，他每天晚上都做直播，直到大年三十那天才歇下来。那几个月，正是豆神教育比较困难的时候，其他同事怎么也播不出多少收益，唯有窦昕上播，才有订单涌入，当时有人跟他开玩笑：“你一人撑起了一家上市公司。”
2008年，峰哥（化名）进入中小学学科培训领域，此后几年在鄂尔多斯开办了七八家直营培训机构。告别学科培训后，他从鄂尔多斯搬到了北京，租下一处200多平方米的物业，继续教育创业，同来的还有原公司核心成员。
峰哥专注的是家庭教育及心理学，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其实也是当年那段学科培训从业经历，让他意识到，比起单纯地延长学习时间和为了提高学习成绩而“跟风式”补课，培养一个心态阳光、积极的孩子，对家庭和社会的意义更大。
现在，峰哥是一个有着900多万粉丝的主播。过去的1000多天里，每天早晨6点-9点，他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讲授家庭教育方法，帮助家长们学会亲子沟通技巧，同时引导孩子做好自我管理。直播间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但更多的不是“又提高了多少分、排到多少名”，而是关乎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峰哥说，现在的自己好像更接近教育了。
需要承认，目前教育市场还没有哪条细分赛道能够超越此前的学科培训。智研咨询及艾瑞咨询的统计显示，2020年，K12教育市场规模约3万亿元，素质教育市场规模只有3241亿元，还不到前者的零头。
杨老师有14年的教培从业经历，期间曾在一家教育上市公司担任了八年的留学语言培训讲师。她记得，“双减”之前的几年，一到9月，各培训机构就开始秋季班课程了，两个月之后，寒假班广告就开始轮番轰炸了。“要冲刺啦，弯道超车，各种渲染焦虑的词，很多家长一看，寒假我们管不着，也不能让孩子闲着啊，赶紧又报上。” 她说，寒假班开课后，销售又进入新一轮的春季班课程推销。如此往复下去，让孩子对学习“累感不爱”。
杨老师的另一个身份是“海淀黄庄妈妈”。2020年，她试探性地给上二年级的女儿报过语文辅导班。其实女儿的成绩还不错，报班主要是想拓宽课外阅读量。可刚上到第三周，销售就开始催家长续费。这让她很不舒服，“我孩子的学习情况怎么样，你有没有关心过？”那次之后，她改变了想法，重新思考课外辅导的价值。
工作的缘故，杨老师得以深入观察国内和国际两种不同教育制度下孩子的成长状态，也见过形形色色的家长。让她不解的是，很多家长的心态是，希望通过报课外补习班换得一份安心，向外界证明自己爱孩子。“这最容易抹杀孩子的自我效能感，也牺牲了亲子关系，会让孩子产生一种错觉：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爸妈给我报课才补上的，而不是学校老师教得好。”
杨老师认为，培训机构很多内容只能“蜻蜓点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成绩，很难说得清楚。
越来越多的教育行业人士也在顿悟。峰哥打了一个比喻，如果学校提供的是主食，校外辅导机构就是在投喂零食，“不吃零食不会缺少营养，但是不好好吃主食、光吃零食，一定会发育不良”。据他此前的观察，虽然很多教培机构不乏公立学校的退休名师，但很多孩子的成绩就是提不上去，一个小时的辅导，峰哥把一半时间都花在了做孩子的思想工作上，这让他既警惕又困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然而，只要中考和高考“指挥棒”尚未发生根本转向，教育焦虑就很难消失。
虽然不要求特别优秀，但北京朝阳区小学生家长薇薇（化名）和丈夫希望女儿以后至少能念本科，当她和身边一些家长聊起各自的孩子时，大家也不愿分享太多，只是把“快乐教育”挂在嘴边，后来从女儿那里才知道，“都抓得比较紧，晚上还是会报各种班，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好像没有太大改观”。
杨老师则从身边观察到，有些家长们的心态正在从以前的焦虑，转变为不知所措。据她介绍，她的小区里有个孩子没有参加任何补习班，今年中考以648分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北京市八一学校。即便如此，孩子的母亲还是找到杨老师，“以后还要不要再补补？”杨老师回答：“你们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而不是焦虑，想想看，别人补过的都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虽然个案可能无法代表整体，但杨老师觉得，这多少能说明一点，中考正在更多注重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也许下一阶段，人们就能够坦然接受“双减”所带来的变化。
无论是从内部生态还是外部环境来看，“双减”政策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调节阀”作用，它将倒逼教育质量提升，促进教育公平。这样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靠学校单方面地完成“减负”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评价方式的改进、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发展、政府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等也要同步跟上。当有一天，孩子们不再面临沉重的升学压力，而是凭兴趣作选择和学习，“985”“211”也不再被视为唯一的好出路，家长们的焦虑或许才会真正减轻。
“与其过早地忧虑孩子的未来，不如先关注孩子的现在。”带着种种反思，杨老师关闭了自己的工作室，决定更多地陪伴孩子成长。作为心理学爱好者，杨老师还在家长群发起答疑接龙，给女儿开书单，培养其阅读与写作的习惯。她说，比起考入名校，成为一个心理健康、思想独立、内心温暖的人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