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有近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卫生问题的困扰。
在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有大约2.8亿人患有抑郁症，因抑郁症而选择自杀的患者有约10%-15%。这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与医疗事务的重要挑战。
WHO总干事谭德塞则在署名文章中指出，新冠大流行使得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增加了四分之一，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世界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新冠大流行开始后，全球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和不断增长的病例数与活动受限密切相关。
而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则指出，中国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此前，有媒体报道我国抑郁症患者数量在不断增加，已接近1亿人。
该如何正确认识抑郁症这一精神心理疾病？哪些因素导致抑郁症患者数量增加？疫情是否确实提高了抑郁症发病率？全社会该如何共同迎接挑战？带着这些问题，《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
在精神医学和睡眠医学领域，陆林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在精神心理疾病及睡眠医学领域开展了系统性、开创性的工作。
抑郁症发病率上升
《财经》：WHO的报告称，全球大约有2.8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并预测到2030 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第一位的疾病。另有分析称，在中国，抑郁症已经成为继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二大疾病，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陆林：在很多发达国家，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心血管、癌症的发病率已经出现了拐点，但精神疾病是慢性疾病，与大脑神经系统密切相关，目前还很难做到精准预测及绝对根治。从全球范围来说，其发病率逐渐上升，精神心理疾病和物质依赖所造成的疾病负担已占首位。
而在所有的精神类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是抑郁症和焦虑症，严重的抑郁症可能导致自杀等极端事件。目前在我国，抑郁症在成年人中的发病率为7%左右，所造成的社会负担和社会影响均在逐年上升。
此外，与重性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等，可以通过日常行为分辨出来的精神疾病不同，很多抑郁症患者的行为看上去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患者本人非常痛苦。这就导致患者或者其家人，甚至非专科医生都无法识别出患者的抑郁症状，潜在的抑郁症患者数量可能更多。
这种情况在全球都比较普遍，不同的是，在发达国家，大家对抑郁症的认知相对充分，他们对抑郁症并不避讳，也没有病耻感，生病后就会去看精神科医生，大部分人会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能够很快康复。
《财经》：中国是怎样一种情况？
陆林：我们国家很多人觉得抑郁症这个疾病说出去不好听，所以都比较忌讳。很多时候，抑郁症并不仅是通过情绪问题表现出来，还可以表现为躯体上的不舒服。比如有些患者觉得头痛、胃痛、消化不良、睡眠不好、浑身没劲，但他们不认为这是抑郁症，反而觉得是身体器官出了毛病，于是反复到消化科、心脏科、神经科以及其他科室进行检查，但是这些检查很多时候并没有结果，因为上述躯体症状可能是抑郁症的外在表现。
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很多非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认识不够充分。另外，从患者的层面讲，会认定自己就是有胃病，然后反复检查，而无法接受自己患有抑郁症。这种认知层面的缺位，会使得很多患者无法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国家，包括地级市医院在内的基层医院，大多没有专门的抑郁症治疗科室。这使得可能仅有20%-30%的患者能得到正规治疗，也意味着，很多人没有得到治疗的机会，从而也失去了康复的可能。这会直接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的不良影响和负担。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患者很可能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同时还失去了创造能力，不能工作，不能正常履行家庭和社会责任。
《财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陆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历史原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心理学被认为是唯心主义，心理问题会被认为是个体意志不坚定造成的，导致人们普遍对心理疾病持有偏见。第二是大众社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非常深入，以致人们宁可接受身体有病，也不接受精神和心理上出现问题。不过，随着我国物质财富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和相关素养也在逐渐提高。
此外，过去我们培养出来的合格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数量远远不够。正因为如此，大家也找不到合适的医生。而且因为前面我说的历史原因，大家对精神科存在误解，导致很多不愿意做精神科医生，这直接导致我们国家在精神科领域专业医生的缺乏，以致很多患者无法及时被诊断，甚至出现误诊。
《财经》：除了认知层面的原因，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专业人才的匮乏？
陆林：医学院学生在大学时期的培养是一样的。毕业后，可以选择内科、外科、整形科、精神科等再去进行规培。但有种情况是，大家毕业后会认为比如骨科等科室收入更高，然后都跑到这些学科去。同样的道理，我们国家为什么缺乏儿科医生，因为儿科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收入，但是能说儿科医生不重要吗？
精神科医生遇冷也是这个原因。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医生收入高低是由社会的资源分配及体系设置决定。更科学合理的做法是，医生的工资待遇不应该与患者看病的花费及医保资金挂钩，而更应该由医生的知识结构、服务质量来决定。
其实很多年前，我就建议不同科室医生的收入待遇应该均衡一些。如应该提高医学院学生不愿意去的科室的医生待遇，这样去的人就多了，也就不会再缺儿科医生、病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这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
正确认识抑郁症
《财经》：人们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了吗？
陆林：整个社会都在增强认识的过程中。比如我们国家制定的“健康中国行动”里，就专门有“心理健康促进行动”，但是因为我们公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仍然不足，因此在行动目标里要求提高公众对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认知率，到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30%。
很多人认为得抑郁症是“意志不坚定”“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然后就会劝抑郁症患者不要想不开。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因为抑郁症和其他任何疾病一样，是一种病，一味劝说抑郁症患者想开点是没有帮助的。这就跟对冠心病患者说，你要坚强一点、你要想开一点、你不要得冠心病，道理是一样的。
《财经》：也就是说抑郁症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有病理基础的？
陆林：是的，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抑郁症也有生物学基础，大脑的神经递质平衡被打破，需要服药，需要接受科学的治疗，这和意志坚不坚强没有关系，但和生活环境的好坏有点关系，如长期压力大、精神紧张，得抑郁症的概率就会高一点。这也跟冠心病一样，肌肉长期处于精神压力下，得冠心病的概率同样会增加。
《财经》：WHO在2022年3月发布的科学简报指出，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抑郁症发病率上升了28%，也有媒体报道，近两年中国的抑郁症发病率也在增加，疫情确实导致抑郁症发病率增加了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陆林：最近几年，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不确定性的增加、新冠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减少，以及疫情带来的生活、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都必然会使抑郁症的发病率增加。
我们国家在新冠疫情发生后还没有对抑郁症的发病率进行大规模调查，但是在小范围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发病率确实在逐渐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做的一个调查发现，在新冠疫情暴发的第一年中，全球增加了6000万左右的抑郁症患者，相比2019年增长了25%。按照人口比例来算的话，其中可能有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患者来自中国，也就是1000多万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新冠肺炎给人们的健康和生活、工作带来了不确定性。一个人长期身处不确定的环境下，必然会处于焦虑，一部分人甚至会变得抑郁。
《财经》：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陆林：在我看来，应该从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个层面来应对。政府层面，我们要紧跟政府的有关决策；社会层面则要减少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对个人的压力，我们需要加强对敏感人群的关注，如青少年、女性、老年人，以及那些经济困难、生活没有着落，以及有着巨大工作压力的人；个人层面我们要掌握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和调适的方法。我们的社会需要给这些人提供帮助，如减轻青少年的学习压力、对产后女性多一份理解，年轻人在工作中尽力而为就可以，不要超越自己的压力和能力范围。
《财经》：让年轻人在职场中只做到“尽力而为”太难了。
陆林：确实很难。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熬夜把工作做完，但是长期熬夜会对身体带来影响，睡眠质量不高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我建议年轻人要少熬夜，他们需要思考如何补偿熬夜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考虑需要熬夜的工作可能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从而想一想他们适不适合需要熬夜的工作。
另外，工作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大家需要增加体育锻炼来放松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同时增加与家人、朋友、同事的沟通交流，睡好觉很重要，这些都是减少抑郁症发病率的有效手段。
《财经》：可从现实情况来看，“996”“007”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工作模式，加上就业的压力，很多职场人士都拼命“内卷”，不得不加班。
陆林：对这个问题，要多个层面统一起来看，我们国家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劳动法，社会各界应该遵守劳动法，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督查。另一方面，当社会物质财富进步到一定程度后，应该注重大众的精神生活，放慢步调，让大家的精神得到放松，这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和体现。员工在完成8个小时的工作后，特别是高强度的工作后，不应该再无休止的加班。长期加班不仅会降低工作效率，还会对员工的心理精神健康带来不良影响，我们需要呼吁整个社会注意到这种不良影响。
所以企业不宜提倡长期加班，甚至应该限制员工加班。我们整个社会也应该倡导良性的竞争和打拼，需要让大家认识到仅仅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生活质量是不健康的，我们同时应该注重个体精神层面的富足。如果一个人很平和、淡定的为他人、为社会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值得我们整个社会的尊敬和赞赏。
《财经》：除了疫情和熬夜、工作压力大等影响，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抑郁症发病率的增加吗？
陆林：还有一个显著因素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减少了，比如住在隔壁或者住在同一个房子里的人几乎都没有交流，在过去，家人和邻里的沟通也非常多。但是现在别说邻里，家庭成员间的交流都变少了。而且，现在在大城市打拼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和陌生人合租房，这样的居住环境中，交流根本无从谈起。此外，疫情以来，工作、生活中很多原本可以线下沟通的会议、交流都改为线上，科技确实为生活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也减少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也很切实的给精神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尤其对青少年来说，这种影响非常突出。在疫情期间，很多青少年学生在家上网课，还有些孩子上了半年网课后就无法回学校课堂正常上课了。这是因为一直线上上课，导致线下交流缺失，使得很多孩子越来越孤僻、越来越孤独。另外，很多家长现在无法限制孩子使用网络，很多孩子会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视频，这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精神状况，也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我们临床上见到很多孩子因此变得焦虑、社会交往能力退化，有一部分孩子甚至因此不得不退学。虽然网络通信提供了便利，但这并不能替代人们面对面的交流。
因此，我建议在疫情防控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要进行线下交流，对于敏感度高的人来说，长期的线上办公、上课，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创伤和心理障碍。尤其对青少年来说，需要和周围的同伴进行沟通互动，这是社会生活所必须的。
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
《财经》：《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的调查数据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为15%-20%，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为什么这么突出？
陆林：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更详细的调查数据，发现6岁至16岁的青少年，经过医生确诊的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为17.5%左右，现实中，还有很多青少年没有看过医生。这么来看，实际上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数很可能会更多。
青少年中抑郁症的表现与成年人不太相同，上课听不进去、爱发脾气、沉迷游戏等都可能是抑郁症的表现。对于青少年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过去重视得还不够，也对青少年的评价体系存在偏差，比如很多家长以学习成绩的好坏来衡量孩子是否优秀，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只关注学习成绩，而忽视人格发育、社会认知的健全以及道德教育后，很多本来很好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患抑郁症，甚至成为反社会人格，这也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社会问题。
《财经》：这对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
陆林：现在的年轻人在5年、10年或20年以后会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建设者，所以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非常重要。如果很多人有了情绪心理问题后没有进行及时的治疗和干预，毫无疑问，会对我们的社会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也在重视这个问题，但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抓手。政府去年曾专门发文，要求重视在校青少年学生的抑郁症筛查防治。这其中，增加课外活动、增加体育活动、减少课堂压力，如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课，对减少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非常有效，但是纵观我们的整个社会氛围，以及很多学校因为没有足够的体育老师和场地等原因，很多时候没办法增加体育活动。
《财经》：很多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没有及时被发现、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和干预，原因有哪些？
陆林：一方面是家长学生认识不够，没有意识到青少年可能患病或者家长不愿意承认孩子患病，从而不去就医。另一方面，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国家有一半的县医院没有精神科和心理科，也没有这方面的医生，这些县人口少的有几十万人，人口多的甚至有好几百万，按照我们刚刚提及的将近20%的发病率，可想而知有多少孩子有精神心理问题，但是却无法在当地找到医生，他们只能去大城市就医，这无形中增加了患者及其家庭的压力和就医成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亟需改变。
《财经》：如何改变？
陆林：对于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下发文件，很多县医院也在开始建设精神科，但是科室建了，却没有医生。医生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培养一个能看病的医生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包括大学5年、规培6年，然后真正能够解决问题还需要多年的临床经验。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合格的医生太少，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讲过的问题。在欧美国家，有5%的医学院学生毕业后会选择精神科，但是在我国这个比例不到1%，人才的补充、更新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财经》：如果说人才跟不上，那抑郁症的治疗水平也有差距吗？
陆林：抑郁症的治疗方案是基于科学研究制定的，我们国家与欧美国家所开设的大脑解剖学是一样的，所以基础的知识结构国内外没有区别。
唯一有差别的是医药设备，但是发达国家有的药品，北京、上海的大医院也都有，甚至有些药美国有，欧洲没有，但是我们有。所以北京、上海的大医院的医疗水平其实和欧美国家没有差别，甚至我们有的医生比他们的医生经验还丰富，因为我们的医生每天需要面对大量患者，各种各样的病例都见过，但是欧美的医生可能只擅长某一个方面。不过，我们的问题是，离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他地方的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就不行了。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除了大城市，基层医院的差距非常大？
陆林：对，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如果对全社会进行抑郁症群体筛查，可以发现很多人意识到自己生病了，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医院接受治疗。
另外，由于基层医生对抑郁症专科不了解，这可能会加大个体对自身情况的误解，进而回避，即不再积极主动的寻求治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社会层面对抑郁症等精神心理疾病的误解。
《财经》：如何才能消除这种误解，同时加强全社会对抑郁症的认知呢？
陆林：首先我觉得要提升全民的心理健康知识素养，或者说是抑郁症知识素养，加强大家对精神心理疾病的了解，包括咱们今天的谈话也是一种科学普及。重点是要让大家知道抑郁症是可以预防的，也是可以治疗、治愈的。让大家知道这种疾病是怎么回事后，才能正确地去认识它，然后采取正确的方法去预防和治疗它。
其次我们要充实人才队伍，否则有人确诊后却发现没地方看病，以及不够专业的医生无法提供专业的医疗帮助，以致让人觉得去了医院、看了医生也没用，产生“抑郁症反正治不好”的错误认知。事实上一部分抑郁症是可以治好的，少部分可以终身不复发。抑郁症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加重病情，产生严重的后果。
《财经》：在你看来，心理健康对社会来说有哪些意义？
陆林：心理健康是我们身体健康和社会健康的基础，我们要给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更多的关爱，更重要的是包容，不能对他们有偏见或歧视。如果歧视这些人，可能哪一天也就是歧视我们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自己一生中的不同时候遭受心理问题困扰。
我们的社会应该把心理健康问题当成一种常见病，而患者需要我们的帮助、支持和理解，全社会都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这些人，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和谐、更文明、更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