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生活成本危机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英国最大的100个上市公司的老板薪酬又上了一个台阶。
根据普华永道11月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富时100指数公司总裁（CEO）的平均薪酬从2020-2021财政年度的320万英镑，上升到2021-2022财政年度的390万英镑，平均增幅为23%。
高管巨额奖金的回归
这些英国大公司高管们收入逆行上扬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他们今年收到的创纪录的高额奖金。2021-2022财政年度，在这些企业高管可能获得的最高奖金额中，他们拿到了86%，相比之下，2020-2021财政年度的这个比例是58%，而新冠疫情前的长期平均比例是70%-75%。
与此同时，这些英国大公司却在拼命抵抗公司普通员工为了应对物价上涨而提出的加薪要求，努力说服他们接受低于通胀率的加薪幅度。
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这些公司普通员工的加薪幅度只有大约5%到6%。
而英国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10.1%。英国央行预测，2022年四季度英国的CPI将达到11%左右。
就在普华永道公布英国大公司高管薪酬数据的同一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在七大工业国中，英国普通人的实际收入跌幅最大：在2019年底和2022年二季度之间，英国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了3.5%，是法国人生活水平跌幅（0.3%）的10倍，而德国、美国这个期间的人均实际收入是上升的。
也是这一天由“货币和养老金服务机构”公布的另外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四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的银行存款低于100英镑。
不过，英国普通人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并没有让这些英国高管在领取大笔奖金时有什么心理障碍，或生出什么内疚感。
2021-2022财政年度，只有5%的CEO没有拿到奖金，相比之下，22%的CEO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没有拿到奖金。
富时100指数公司CEO的390万英镑的最新平均年薪，不仅高于上一个财政年度，也高于新冠疫情前的平均年薪：2018-2019财政年度，他们的平均年薪是360万英镑，2017-2018财政年度，他们的平均年薪为370万英镑。
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的巨大差别，引起了争取分配公平的活动人士的批评。在这些活动人士看来，分配公平不是收入平均，收入可以有差距，但差距要合理。
主张公平薪酬的智库“高薪中心”（High Pay Centre）主任卢克·希尔迪亚德表示，在普通员工加薪幅度低于通胀率的时候，那些年薪已经高达数百万英镑的高管却获得了近四分之一的薪酬增幅，这太不公平了。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英国全国采取严格的封锁防控措施，英国的经济活动基本停摆，企业收入严重下滑，一些英国公司暂时冻结了高管薪水，不发或少发高管奖金，但随着疫情防控措施逐渐取消，高管巨额奖金开始回归。
可持续投资管理公司“伊甸园树”（EdenTree）的一位部门经理内维尔·怀特说，在英国经济不景气和生活成本危机的大背景下，高管巨额奖金的回归是不合理的。
2022年8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今年英国CEO的平均薪酬是英国普通打工族平均薪酬的109倍，相比之下，仅仅两年前，这个倍数是79倍。
难道经济越糟糕，普通人实际收入越下降，高管就越贪心？
英国工会联合会（TUC）秘书长弗朗西丝·奥格雷迪指出，英国公司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恶化了生活成本危机。
奥格雷迪说：“普通员工应该享有他们创造的财富的公平份额，然而，如今公司高管们的薪酬不断飙升，普通员工的实际工资却出现了20年来的最大降幅。”
奥格雷迪要求英国政府推出控制高管薪酬的严格法规，“确定高管薪酬的委员会中应该有普通员工的代表，公司董事会中也应该有普通员工的席位，这在许多国家中已经是通常的做法，效果非常好，英国政府也应该给予英国普通员工这种机会。”
公司股东的反叛
不过，贪心的英国高管，今后可能会面对投资者更多的挑战和反叛。
普华永道高管薪酬部门的负责人安德鲁·佩奇指出，在2023年春季开始的公司股东年度大会季节，英国高管薪酬的大幅飙升，注定会导致股东和高管之间的紧张关系。
佩奇说，英国高管的薪酬方案可能会受到股东们“前所未有的”审查和挑战，因为未来一年英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公司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迄今为止，投资者对高管薪酬有着广泛的支持，平均而言，今年英国公司的高管薪酬报告获得了95%的股东赞成票。但有些公司的高管薪酬方案已经遭遇了股东的反叛。
例如，英国连锁酒店与餐馆集团惠特贝瑞 （Whitbread）CEO艾莉森·布里顿就在今年的集团股东年会上遭到了股东的挑战。
在截至2022年3月的财政年度，布里顿本人领取了总额216万英镑的薪酬，其中包括超过100万英镑的奖金。
在2022年6月举行的股东年会上，超过38%的惠特贝瑞股东投票反对布里顿提出的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英国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也遭遇了类似的股东反叛，有趣的是，反叛的规模也颇为相似。
葛兰素史克的CEO是商界女杰艾玛·沃姆斯利，曾多次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之一，是十大跨国药企中的唯一一位女性掌门人，自从2017年接任葛兰素史克CEO以来，她就是英国薪酬最高的老总之一，2021-2022财政年度她的薪酬高达820万英镑。
此前，葛兰素史克高管的奖金是有上限的，最高不得超过其年薪的两倍，而按照新的薪酬政策，如果公司高管实现了某种业绩目标，便可获得三倍于年薪的奖金。在2022年5月初举行的股东年会上，38.2%的有投票权的葛兰素史克股东反对公司的这一薪酬新政策。
虽然投反对票的股东是少数，新的薪酬政策仍然获得了通过，但葛兰素史克承认，这一少数的规模“相当大”，它在声明中强调：“公司在制定这一薪酬新政策的过程中与多数大股东进行了深入的磋商，公司将继续与所有股东保持接触，以确保充分理解所有股东的意见，并继续解释相应变化背后的理由。”
在葛兰素史克和惠特贝瑞，虽然规模“相当大”的股东反叛未能阻止高管薪酬政策获得通过，但在世界最大的会展公司英富曼（Informa），情况就不一样了。
英富曼总部设在伦敦，在伦敦上市，是富时100指数公司，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大约有1.1万名雇员。在2022年6月16日举行的英富曼股东年会上，71%的股东投票否决了CEO斯蒂芬·卡特270万英镑的薪酬方案。
这是该公司股东连续第三年投票反对部分公司薪酬政策，但这一次，他们成功否决了老总的薪酬方案。这是自从2009年以来英国公司最大规模的股东反叛事件。
其他遭到股东反叛的英国公司还包括：食品运输集团Ocado、渣打银行、建筑公司Morgan Sindall、零售集团玛莎百货等。
如何解决分配公平问题？
然而，把解决分配公平问题的重任全部交给公司的股东，是不现实的，甚至是荒唐的，因为高管的天价薪酬，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股东促成的。恰恰是股东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对股价和分红的过分追求，才让他们给了那些最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公司高管天价薪酬。
其实，人类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属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如果能够把握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平衡，是可以把人类的这两种属性引导到有利于社会整体最大化利益的方向的。
伦敦经济学院管理学教授亚历山大·佩珀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对全球各国的1000多名公司高管做过一次调查，他们发现，即使是这些公司高管，也不是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种没有道德、完全自私自利的人，多数受访者也都表达了对分配公平问题上的一系列道德观念的支持，许多接受调查的企业老总都认为，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收入都应足以供他/她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确保分配公平的责任方，不仅仅应该包括政府，也应该包括企业。
佩珀教授认为，高管的天价薪酬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这导致了那种“追逐业内最高薪酬”的做法在各行各业复制，个别公司的薪酬委员会面临着“囚徒困境”，为了抢夺那些能够提升公司业绩的杰出人才，他们往往都会建议给予高管天价薪酬。
换句话说，这种高管人才市场上的盲目追逐和抢夺，最终形成了一种“你给他高薪，我给他薪酬更高”的恶性竞争。
那么，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佩珀教授认为，对待这种高管薪酬的市场失灵，最终需要投资者、公司、高管和政府多方一起努力，一起探讨合乎道德的解决方案。
没错，他说的是“道德”，“合乎道德的”解决方案。
佩珀教授把他多年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的书名很长，也很有趣：《如果你这么有道德，为什么你的薪水这么高？道德、不平等和高管薪酬》
书名中的“你”，当然是指他们曾经调查过的那些表达了道德观念的公司高管。
问题在于，分配公平，这么复杂难解的问题，仅仅诉诸于公司高管的“道德感”，管用吗？
几天前，即2022年11月5日，英国首都伦敦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游行，抗议者来自英国全国不同地区，他们反对保守党新首相苏纳克即将宣布的财政紧缩政策，他们说，苏纳克本人就是亿万富翁，不能代表普通人利益，他们要求提高普通打工者的工资和福利，他们要求提前举行全国大选。
显然，在这些抗议者看来，解决分配公平问题，仅仅诉诸于公司高管的“道德感”，不管用。
也许，在他们看来，更管用的办法，还是要靠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和制衡。
（作者曾在英国多家知名媒体担任资深记者、编辑。作者微信公众号：魏城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