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维迎:我们的未来什么样,依赖于我们相信什么

作者 | 《财经》记者 钱杨 编辑 | 黄俊杰  

2022年11月15日 18:33  

本文8548字,约12分钟

经济学家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影响世界,就像哈耶克的思考跨越时间影响了张维迎。

时代环境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也考验它。现代经济学,乃至现代国家的经济政策,都被凯恩斯、哈耶克这两个人的价值观所牵引。

他们都出生在 19 世纪末,成名于现代文明最动荡的年代:1910 年代世界大战、20 年代经济大繁荣、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人们迫切想知道怎么才能走出灾难。

拥有同样的时代背景,他们却持有几乎相反的立场:凯恩斯认为,政府应当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强力干预经济,刺激生产和消费,让经济尽快走出泥潭。哈耶克觉得,繁荣往往是过度投资,救市只会延缓矛盾,最终引发更大问题,应该什么都不做,等市场自行纠正。

经济危机下,大众更可能把票投给主动的、相信可以做点什么的人。从罗斯福和希特勒开始,凯恩斯主义主导全球经济政策数十年,之后又有了处于两极中间的芝加哥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而哈耶克从不是主流——虽然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总是被人提起。

张维迎迈入经济学领域时也处在中间位置。1984 年,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写就了两篇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一篇提出 “双轨制价格改革”,一篇呼唤 “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前者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者是中国经济学界有关 “企业家” 的第一篇文章。

张维迎今年 63 岁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他近 40 年来的工作,那就是他试图把 “企业家” 在中国从负面词变成正面词。他今年出版的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依然是这个长期工作的一部分。未来,他还会继续做这个工作。

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张维迎试图破除认知偏见,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经济;右:《回望》既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经济生态写照。

时间让他从一个一接触经济学就喜欢上了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忧虑的经济学学者。时间也让他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捍卫者,转变成了一个更亲近奥地利学派的人,让他从弗里德曼的热情支持者变得更愿意跟随哈耶克。

经济学家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影响世界,就像哈耶克的思考跨越时间影响了张维迎。

张维迎也希望以自己的工作改变大众的认知。

自 1984 年发表《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以来,“企业家” 一直是他研究的主题。可是直到最近几年,他觉得自己才真正明白了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他认为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的要点在于,尤其在中国,必须要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 这是全书的核心。

他过去理解市场经济的好处是资源配置。现在,他说这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特别是让最具创造力、野心勃勃、甚至想名垂千古的人只能干好事,不能干坏事。”

和他追随的哈耶克一样,张维迎在当下成了一个不太主流、“不合时宜” 的人。可他坚持自己数十年对市场经济的信仰,执着地解释企业家精神为何是一种帮助我们而不是危害我们的力量。

尤其在当下,他希望能更深地破除对企业家的误解。

一方面,传统认知里,企业家的活动依然受到 “鄙视”。另一方面,一些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不断地归罪于企业家,“这么一来,企业家的正当性就经常受到怀疑。” 他说。

写就新书的过程中,他做了一些风格上的改变,举了更多案例、故事,尽量避免过于学术化的论证,文字背后是一个 60 多岁的经济学家的 “呐喊”。他希望更多人去读,期待经济学同行能一起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缺陷,纠正对市场的误解;其他人能少一些 “致命的自负”,多一些对市场的敬畏;企业家能高瞻远瞩,少点急功近利。

张维迎在 8 月底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话题由企业家精神延伸到大公司权力、公司治理、垄断与反垄断、产业政策等等方面。

他也分享了他对经济学家道德责任的看法,以及人生走到 60 岁的感慨:对自由的追寻更坚定了。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和张维迎的对话:

企业家有一种天赋 而这种天赋是给我们带来好处的

《晚点》:你曾经说自己 40 年都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在中国把 “企业家” 从负面词变成正面词。它今天似乎也没有完全变成正面词?

张维迎:有很大的变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那绝对是个贬义词,这也是我当时写的文章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原因,它们触动了这些东西。

现在,“企业家” 有点褒义了,但是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很复杂。另一方面,人们把社会出现的好多问题都不断地归罪于企业家,这导致企业家的正当性经常受到怀疑。

为什么现在还要强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不断地反反复复。我们的未来什么样依赖于我们相信什么。

《晚点》:对企业家的误解体现在哪里?

张维迎:需要先认识 “知识” 的本质。企业家需要的知识不只是书本上的,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始终没法理解企业家是怎么创造财富的。农民春种秋收,工人上下班。你看不见企业家生产什么物资,他可能就是坐在办公室或成天在饭桌上。工人多拿奖金、农民丰收都是好事,但是企业家多拿就变成坏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理解他的劳动,不知道他的财富是怎么赚到的。

认识到知识的本质,就知道企业家拥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是软知识。要明白企业家有一种天赋,而这种天赋是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 

《晚点》:这种天赋,或者说企业家精神具体是什么?

张维迎:发挥想象力。世界上的好多机会一般人会熟视无睹,只有少数人能识别出来,而明天是什么样的,依赖于我们想象它是什么样的。

埃隆·马斯克在很早就开始做特斯拉,他说未来能源结构会大大地改变,他觉得未来的能源是太阳能,他就去做特斯拉新能源汽车。他还要开发宇宙空间,认为我们必须移民去火星。我们现在觉得他是在胡说八道,他有点疯狂了,但也许过 500 年或者 1000 年以后,你才会发现他是真正在研究人类未来。

2011 年在深圳 IT 企业峰会上谈到云计算时,三个人坐在台上对云计算的前景做了判断,两个人是持比较否定性的判断,一个人是肯定的。持否定判断的是李彦宏、马化腾,肯定的是马云。这反映了企业家精神,不同人的判断完全不一样。

《晚点》:企业家精神与理解市场经济的关联是什么?

张维迎:我们过去讲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什么?是资源配置,再讲到中华人尽其才、货尽其流、物尽其用,最后叫择优。

现在我说这根本不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让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特别是让最具创造力、野心勃勃的人只能干好事,不能干坏事。

说到马斯克,这个人非常具有创造力,他野心勃勃,想征服宇宙,征服太空。如果他是对的,他可能造福人类,如果他错了,市场慢慢就把他淘汰了。他在市场当中,对于他的野心,你不用害怕,因为别人在监控他、消费者在评价他、投资人在评价他、其他人还要跟他作对。

假如马斯克管的不是企业而是一个国家,那就很灾难了。希特勒如果只是做企业的话,可能就不会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灾难,而且可能他还真有一点天赋、创意,比如大众车。他不受约束,那就是灾难。

《晚点》:理解企业家精神对理解公司治理有什么意义?

张维迎:公司治理涉及的不光是利益冲突,更是认知冲突。为什么很多企业很难基业长青,就是因为一个企业做大之后,一个企业家本身的企业家精神就衰退了。第二个就是很多企业要规范化管理,企业管理者与企业家是不一样的。我们过去把他们混淆了,好像只要任命你是企业管理者以后,你就是企业家了,但实际上很多企业管理者没有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和骗子都会撒谎

《晚点》:你说企业家为了成事难免会撒一些谎,怎么区分一个人是有企业家精神,还是在诈骗?

张维迎:马斯克造新车(Model 3),一开始保证生产 1500 辆,最后只生产出 200 多辆,而且还不断延期,别人就说他是个骗子,还有前员工告密揭露他。

现在回过头来看,马斯克就真相信能造出来。爱迪生也说谎了。开灯泡的新闻发布会,他让记者一次进来一个,说这个灯可以亮两天。实际上这灯最多只能亮 6 分钟,他每到 4 分钟就换一个人。有时候没有办法用一般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他们。

《晚点》:这么做的不止有马斯克,还有贾跃亭,还有很多其他的远远不如贾跃亭的企业管理者,有时候他们的失败会让全社会买单。怎么划一条线呢?

张维迎:这个就是成王败寇,最后有法律等着他们。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他们成功了就了不起,失败了就是骗子,而且能找到各种证据证明他们是骗子。但是如果理解我讲的企业家精神,你至少不会那么轻易地下结论,包括对于贾跃亭,你不能简单地说他是骗子。

很多人类的进步都是由这些人带来的,所以企业家的过度自信对人类来说是好事。实际上,即使只有 10% 的成功概率,他们也会 100% 去完成,当然这是少数人。不过一旦成功,他们对人类的积极影响就是巨大的。

从道德的角度来讲,真正的骗子知道那是假的,而很多企业家相信那会是真的、自己会做成,他们把自己的财富也放进去了。这就是我在牛津时期的论文研究主题 “资本雇佣劳动”。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把自己的财富放进去,你是不会相信他的。

公司治理也是一样。你拿人家的钱,你就不能想干啥干啥。另一方面,投资者又不具有企业家精神,你给他再大的权力,他可能什么都做不成。

《晚点》:出钱的人已经不怎么能约束企业家了,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有多重股权,创始人实际控制权超过 50%。

张维迎:没错,这是我赞成的,同股同权就没有办法保证企业家精神了。一般我们讲同股同权,传统经济学专门研究过为什么 1 股 1 权是最好的,因为里面没有 “企业家”。

要保证企业家尤其是创始人控制企业,就必须设立特殊安排,或者他 1 股投 10 票,你 1 股只能投 1 票。如果 1 股 1 票,一定是好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被干掉。

《晚点》:是不是可以认为,市场上或者说投资方已经接受企业家是个特殊群体。

张维迎:市场当然接受了,市场如果不接受,就不会有企业家了。

《晚点》:所以管理者不拥有企业的时候,他不太可能有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是的,一规范地管理,企业家精神就不可能存在了。因为企业家精神和集体决策是完全矛盾的。

反垄断,其实就是反特权

《晚点》:实际上在一个企业里面,企业家是有绝对权力的。  

张维迎:当然,必须有。

《晚点》:但企业家也可能做不好的事,这样的权力结构会有什么隐患?

张维迎:没什么。市场是个竞争机制,你自己不纠正,别人就帮你纠正——提供更好的产品。发现别人的不足,就是赚钱的机会,相互本来就是个制约,所以就不需要三权分立了。

所以不要担心公司内部的专制,因为公司内部的专制如果好,它就能存在下去,不好的话就会被干掉。

《晚点》:怎么看之前淘宝双 11 的二选一?(注:平台使用 “独家合作” 的协议,约束商家只能在自己的平台上销售和开展活动。)

张维迎:这个是自负的表现,我认为它不是好的商业策略,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违法的事。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自动会纠正。2013 年阿里在电商市场的份额是 92%,现在只剩大概一半左右。

中国 2008 年开始实施《反垄断法》,苏宁、国美那时候的份额最高(一线城市占比超过 80%)。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如果真用反垄断处理它们,可能还没来得及走完程序,它们就完了。很快电商就起来了,现在它们面临破产,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媒体可以批评企业,但是我觉得不需要有任何一个强制的力量。我们不要想着要一个时刻完美的世界,我们一定要允许体制本身存在缺陷。就算你每天检查身体,你也不会多活多长时间。

《晚点》:市场会纠正错误,但企业被创新力打破需要时间。一个企业过度冒险失败了,后果可能是其他人来买单,比如供应商、消费者。

张维迎:我主张每个人本身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在有太多的人都是出事了以后找政府帮,这就是为什么真骗子能够行得通——有人给他 “上保险”。这样的兜底其实保护了骗子、还使得被骗的人不那么谨慎了。

我再强调一下,市场经济好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的不断纠错。我们人类是肯定要犯错误的,所以一个好的体制和一个不好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是纠错机制。

市场经济下,你自己必须尽快纠错,你不纠错,别人就会帮你纠错,你就完了,太晚了。如果没有纠错的机制,小错误就容易变成大错误。

《晚点》:所以你觉得反垄断到底应该反什么?

张维迎:反特权。

“垄断”(monopoly)这个词本来的含义是英国皇家赋予的特权,不是因为市场做大了就垄断。只有你能做,别人不能做才是垄断。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第一天就是垄断。当然,现在这些概念都乱了。

《晚点》: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反垄断案例是什么?

张维迎:废除特权。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东印度公司的特权已经废除了,任何英国人都可以去东方做贸易了。

其实我们改革本来就是一个反垄断的过程,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创新。市场化就是反垄断的过程。 

产业政策  不能只看到它扶持起来的东西

《晚点》:你一直反对产业政策,但也有一些产业政策取得了好的结果。举台积电为例,张忠谋自己融资没成功,最后他接受了政府的投资,今天台积电成了当地最重要的公司。

张维迎:政府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护游戏规则的公平,哪怕米塞斯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我不反对政府帮助企业,只要是在公平的原则下。台积电更多是张忠谋的成功,换另外一个人可能做垮了。马斯克也拿到过政府的贷款,后来他就还了。

你举出一个成功的例子,我也可以给你举出 100 个不成功的例子。假如有个地方政府鼓励养狐狸,当然能发展起来了,吃狐狸肉你给补贴、养狐狸给补贴、穿狐狸皮给补贴、卖狐狸给补贴、不养狐狸罚款,那当然是可以做得很大,但是不证明它是对的。

 《晚点》:好的产业政策的标准是什么?

张维迎:好的政策就是普适性的政策,比如说减税,要所有企业都适用,不能只给一些企业减税。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讲,坏的经济学家只看见看得见的,而好的经济学家要同时看见看得见的,还能够推断看不见的。

你最后只能证明你看得见的东西,这已经不算是一个科学的事情了。

 《晚点》: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推出了扶持电动车的产业政策。

张维迎:全世界五六十年代都在推行计划经济,但不等于是正确的。如果说多数人做啥啥就是对的,多数国家做啥啥就是对的,就没法进步了,就进了死胡同了。

如果在 100 多年前立法禁止电动车的话,燃油车的进步可能就没那么快。现在也是,如果立法禁止了燃油车,电动车进步就没那么快。谁最后赢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要保护的是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注:电动汽车曾在 19 世纪末流行,后被内燃机汽车取代。爱迪生、福特、保时捷等人都曾是电动汽车的支持者。)

传统经济学把不重要的问题变成核心问题

《晚点》:什么启发你、让你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派没有正确对待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我读英国整个工业革命史,里面就是一些企业家的故事,而不是像我们在经济学中看到的总投资、生产要素、劳动多少、资本多少。不是这样的,全是故事,活生生的人在发挥想象力,这对我是很有触动的。

而这些是被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的。我不断地在挑战自己。我研究企业家快 40 年了,最近几年我才真正明白企业家精神。

越有知识的人,越受既有的知识框架的影响,你反倒理解不了,这个很奇怪。乔治·奥威尔讲:“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这些理念。”

《晚点》:传统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位置听起来好像本身就很反常识?

张维迎:传统经济学把不重要的问题变成核心问题,而真正重要的问题全怀疑。为什么经济学说里没有企业家?观察市场,你就不可能忽略这些人吧?但是一到了理论上就全没有了。

传统经济学最后计算都要用数学方法,第一就是均衡点存不存在,第二就是稳定不稳定,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没均衡,或者有均衡但它不稳定,这是大问题,其实整个市场经济不是稳定的,是变化的。

《晚点》:你早年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捍卫者,现在你说自己更接近奥地利学派,这是怎样的转变?

张维迎:早年,我的基本思想受弗里德曼的影响很大,但是后来我越来越转向哈耶克,我认为那才是更正确的一个思想理论,哈耶克的思想更深刻。

弗里德曼的名望有其历史背景,就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管得越来越严,所以弗里德曼在这个时候发出一种呐喊,呼唤自由市场,才比较受关注。另外就是弗里德曼的思想框架是主流经济学框架,所以他在经济学界本身就得到更大的名声。

但是我相信从历史看,哈耶克的持久影响力会超过弗里德曼,哈耶克对知识本质的认识更深刻,所以我说要理解这个世界,就要回到哈耶克认识的知识里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曾是里根和撒切尔经济改革的顾问,他主张自由市场,但支持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经济。)

《晚点》:为什么你觉得奥地利学派是更好的?

张维迎:在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讲究宏观、斯蒂格利茨讲究微观,他俩是宏观先生、微观先生,在那个时候是两个最主要的代表。弗里德曼支持自由市场,但新古典经济学是为完美市场辩护的,所以他也会推出好多东西来,比如价格的功能、货币总量等。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完美市场、人绝对理性这些假设上的,而这些假设全是不现实的。它里边是没有企业家的,强调的是均衡。

我举一个经典例子,假如你看到地上有 50 块钱,你是弯下腰捡起来还是不捡?按照芝加哥学派标准,答案是什么?不捡,因为它肯定是假的,如果真的早就被人捡走了。但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芝加哥学派认为变化都是外界给的,有一个明确的均衡点。但事实上,这个点在不断地跳动,而跳动不是由于外生,而是内生的,每一个企业家都是变化的力量。 

弗里德曼支持自由市场,但他受制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始终越不过这一点。

《晚点》:但按照哈耶克,经济危机下,政府什么都不做是最好的?

张维迎:他认为不应该过多干预经济。

未来什么样依赖于我们每个人怎么想

 《晚点》: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当下年轻人的一些情绪。比如说当企业家站在台上谈 996,说工作是一种福报,鼓励更多的工作、更少的休息。不少年轻人有一种疲惫的感觉,自然对企业家的这种表达批评很多。

张维迎:是的,但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200 年前马克思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这就是人性。

人们总是有不满和抱怨,但是有时候会发现抱怨的结果可能和我们希望的完全不一样。如果抱怨之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就往正确的方向走;如果弄错了,那我们恰恰是毁掉了自己。人类就是这样,老是反反复复。

怎么让年轻人越来越好?企业家越来越多、企业家精神越来越激烈、经济越来越富裕,年轻人才有更多希望。  

《晚点》:你作为经济学家,对当下最忧虑的是什么?

张维迎:市场是非常脆弱的,而我们人类的忘性很大,往往只看到短期。

我 2018 年去法国访问,法国人讲了一个笑话:一个美国人去到法国,碰到一个法国农民,他说 “你们法国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是啥意思?”“左就是分钱,右就是赚钱。”“你们怎么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没钱了就得赚钱,有钱了就分钱嘛,就这么简单。”

我反复讲这个东西,是因为主流经济学遵循一个愚蠢的范式,假设我们本来就知道未来世界什么样。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未来世界是什么样。世界不是被动的,它是被创造的。所以未来什么样依赖于我们每个人怎么想。

《晚点》:您之前有过一个比喻,说市场经济是孤儿,即使受益于市场经济的也不一定为它说话。

张维迎:市场经济任劳任怨,可我们把所有坏东西都归结为它。市场经济是平等的,决定走向的力量是市场本身而不是一些具体的人。经济好了,大家就偷着乐,市场也不需要我们感谢。今天老板给你涨工资你也不会感谢他,你会说我就该拿这么多,你甚至还抱怨说应该比这还多。

《晚点》:在今天,经济学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张维迎:未来,我还计划写 “重新理解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的责任还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而影响这个世界,往你认为好的方向走。

《晚点》:现在很少有观念能成为共识。

张维迎:人们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经常不是因为对事实的认定有分歧,而是因为不同人对相同的事实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比如,中国经济过去 40 年高速增长,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这是事实,大家没有分歧。但中国为什么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不同人的解释不同,甚至相反。这两种不同解释会导致不同主张,未来是什么样,依赖于我们相信哪一种解释。这就是哈耶克说 “我们的认识会改变事实” 的含义。

《晚点》:你自己身上这十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张维迎:人肯定随着年龄都会变得更成熟、更宽容。但是有一些东西也很难变,比如说对自由的追寻可能更坚定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由珍贵,自由不是个工具,自由就是人的目标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