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实现经济赶超与高速增长，被认为是东亚模式的开创者与优等生。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一度陷入停滞，亦足令其他东亚经济体警醒。然而，此一时赶超的密码和彼一时停滞的枷锁，实为同一套制度安排，变化的是经济发展阶段。
日本经济学者伊藤隆敏和星岳雄合著的《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对日本二战后发展阶段与制度安排的互动给出了全景式描述与分析，史论结合、洞见迭出。
赶超的密码：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一般规律
作者指出，日本经济赶超的制度安排，并非自主选择的。盟军在占领日本不久后，便推出一揽子使日本经济民主化的措施，主要包括拆分财阀以反垄断，土地改革以创造跻身中产阶级的农民，以及劳工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日本快速恢复经济生产能力，而是要摧毁其不民主的经济结构。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些制度安排瓦解了日本战时的命令经济体制，催生了金融体系中的主银行制，强化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终身雇佣制，意外地成为其实现经济赶超的密码，创造了更富竞争力的经济体制，助推日本经济起飞。
东亚模式的核心机制是出口导向战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其他实现高增长的后发东亚经济体也遵循了这一规律。但往往被忽略的典型事实是，日本出口的高速增长以进口替代相对充分的发展为前提。
二战前，日本通过初级产品的进出口替代，从农业国家发展成轻工业国家。二战后，进出口替代得以短时间内在重化工领域重演，这得益于当时的强劲外部需求，使得日本的初级进口替代品（如棉纺织品）出口快速扩张，为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积累了资本，也得益于来自美国的直接资金援助以及重化工业技术转移
1955年-1973年，日本重化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2%，带动经济增长率达到9.4%，迎来“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因此被誉为东亚模式的开创者和优等生。
停滞的枷锁：泡沫经济中的政策刹车
日本高速增长的持续，塑造了民众对其赶超密码的迷信。在这期间，小幅的衰退虽然总是引发人们对高速增长行将结束的担忧；但增长很快恢复，实际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当时最乐观的估计。几个来回后，越来越多的民众成为相信经济高速增长将长期持续的“多头”。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即便经济增速已经放缓，但以股票和土地为代表的日本资产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是出现了异乎寻常的上涨，短短几年内翻了两番，其中大城市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更加剧烈。资产价格最终上涨到不可持续的地步，然后不得不开始回调，泡沫破灭才让人们意识到了泡沫的存在。
从直观的原因来看，泡沫破灭源于货币与监管政策突然收紧。一是1989年起日本央行渐次加息，再贴现率从1987年的2.5%调到1989年5月的3.25%,再到1990年8月的6.0%。而此前，为应对《广场协议》以来的出口下滑与通缩输入，日本央行实施了一系列降息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助推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二是房地产贷款监管收紧。1990年3月，大藏省颁布限制向建筑、房地产和非银行部门发放贷款的数量，释放抑制地价上涨的明确政策信号。大藏省还提议在征收房地产税的基础上，对在高价格地区拥有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征收额外的土地税。
作者指出，政策转变为急剧膨胀的资产价格踩了刹车，特别是抑制地价上涨的政策得到了社会支持，因为彼时的房价对大多数首次购房者而言太贵了。但是，刹车之后资产价格掉头向下，且速度之快、影响之烈，显然超过了政策制定者与民众的预期。资产价格下跌导致资产的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反转，股票和房产贬值，人们出于对未来的担忧，相应地减少了消费支出，总需求下降，供给侧企业的生产也在收缩，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全面衰退，经济陷入停滞。1992年-2012年，即“失去的20年”中，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0.8%，名义增长率为0%，表明其总需求下降程度快于潜在的总供给，日本经济饱受通缩之苦。
这里，有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即政策转变的时机。从理论上讲，杠杆推升的资产泡沫不可持续，其破灭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先发制人刺破泡沫似乎是合理的，总比听之任之自然破灭带来的损失小。1985年-1989年，房地产价格翻了两番，实际上到1987年时就已经翻了一番，此时出手似乎可将泡沫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许可实现高位企稳，即便有阵痛，代价也会小一些。
困难的是，监管机构需要在1987年就清楚地识别泡沫及其大小，并充分地认识到泡沫破灭的灾难性影响。更困难的是，这一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日美贸易冲突等外部冲击的需要，资产价格的上涨是其非预期的政策后果，实际上并未能够吸引足够的政策注意力，高速增长幻觉下的民众反而认为这是经济基本面支撑的繁荣。
若日本选择在更晚的时机刺破泡沫，是否代价更大？历史不容假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艰难的转型：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的生成
乍一看，日本泡沫经济中的政策刹车，似乎成为其停滞的枷锁，在随后的20年内都未能再次成功地解锁。但从深层次的原因看，作者认为真正造成其停滞的枷锁，恰恰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赶超的密码，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安排未能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适合承接技术转移的发展模式无法驱动前沿创新。
在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创新往往来自初创企业，但日本企业受终身雇佣制的束缚，劳动力从过剩部门向短缺部门的转移难度较大，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中处于劣势。高速增长阶段在传统制造业中行之有效的企业专用型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的创新不再有效。日本的主银行制对有抵押物的制造业发展有很好的支撑作用，但难以为缺乏抵押物、高风险高回报的信息技术企业提供有效融资。
那么，持续繁荣的密码是什么？作者给出的回答是“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实际上，每一个东亚模式的经济体，高速增长回落后都普遍面临从要素投入红利向要素组合红利的转型，即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创新驱动是果，政策制定者真正需要谋划的是驱动创新，建立“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作者指出，这一机制的核心构件包括：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体系；提供高质量、多样化和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各产业、大学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以产生源源不断的创新理念、产品和业态；大型成熟企业和小型初创企业共同成长的产业组织；鼓励创业的社会制度；协助初创企业建立并发展的专业人士。
上述制度安排共同构建了创新的生态系统，创新的集聚也往往能带来更大的创新，“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机制”就这样持续地推动增长与繁荣，实现对“停滞”的终极解锁。
但这一转型，必将是艰难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辑：臧博）
《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日）伊藤隆敏等著，郭金兴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