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深刻揭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是新时代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献。
1978年以来，党和国家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肩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艰巨任务，中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在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看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城镇住宅和出让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就不可能有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
当下的中国面临着更为宏伟的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外，中国还要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和实现共同富裕。对此，周天勇表示，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必然还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只要改革开放就能实现国家的基本现代化”。
“中国作为二元体制经济的国家，如果没有改革释放生产力，未来必然是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周天勇表示，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国依旧是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产出损失，也形成体制扭曲性的资源、资产和能力等剩余和闲置，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继续进行和深化体制改革，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经济潜能才能得到释放，从而利用潜能来促进经济增长。
当下的中国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大、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总需求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短期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主体预期转弱、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在周天勇看来，这些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二元体制扭曲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永葆“闯”的精神。随后又刊发了任仲平的《掌握历史主动 凝聚奋进伟力》一文，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在周天勇看来，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信号。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应以深化改革开放应对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通过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现代化进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活力。通过深化改革推进高标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国内市场容量，优化发展环境，调动企业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让创新激发发展动力。”周天勇针对下一步如何深化改革，改革将激发中国哪些经济增长潜能，如何通过创新提高发展质量等问题，近日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二元体制需继续改革才能避免自然低速增长
《财经》：近两年，您在诸多场合以及文章中多次呼吁中国要继续发力改革，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何深化改革如此重要？
周天勇：当前，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居民尤其是农村农民的收入消费水平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离富裕国家居民生活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还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然而，当前中国正面临经济陷入低增长区间的风险，我们实验室仿真计算，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扭转，2026年及其以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3%以下，进入中偏低速度增长区间。
我们需要警惕，如果GDP增长速度不能稳住而继续下行，可能会引发系列严峻风险。例如，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养老金缺口会越大。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当前人口结构老龄化速度太快，养老金缺口会越来越大，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用新增的GDP加以补充和平衡。
所以，考虑就业需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提供、养老需要国情、政权运转保障、国防实力和共同富裕来源，中国经济未来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根据我们计算，2035年的年平均GDP增长速度需要保持在5%-6%区间内，至少不应当低于5%。
对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是繁荣和萧条决定的，对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来说，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则由体制不变动而形成，其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潜能被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体制不变就是较低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财经》：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增长与“一元体制”国家相比有何不同？
周天勇：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还并没有完成，依旧是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二元体制下，过去实行了计划生育，现在还存在着土地计划配置、资金借贷对民企歧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劳动力工资和社保存在较大差距等系列问题。计划和行政管理观念和操作时有回潮。
例如，劳动力流动方面，长期以来，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户籍居民享受着差异化的教育、医疗、土地、养老、社保等公共服务，比如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许多地方限制其在城镇中购房购车，其子女在非户籍地不能享受到大城市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这就是二元体制的体现。
由于存在二元体制，配置机制扭曲是国民经济中的常态现象。其中，一些扭曲是可以纠正的，比如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为4个点，对民营企业贷的平均利率却为8个点。此时会有民企挂靠在国企名下经营，让国企帮忙做贷款，或者将国企的资金转贷给民企，这样民企额外的借贷成本就有所降低，但也有变通成本和风险。这些现象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二元体制扭曲的纠正。
但很多体制扭曲是不可纠正的，比如不向农民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和违建拆除造成的扭曲就不可纠正，明明农民的土地在村里闲置着，农民在地里建了一个猪场，但是由于土地是计划配置，该农民没有用地指标，没过几天土地被地方政府强拆了，这就是扭曲的不可纠正。
此外，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户籍管制所附加的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医养社保和土地黏性等体制扭曲，国有企业资本使用低效率扭曲，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的禁止交易等扭曲，许多根本无法变通，或者变通的成本和风险大于变通的收益，均无法由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所纠正。
纠正这些二元体制造成的扭曲只能通过改革。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处在萧条周期时，表现为经济流动性不足，因此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流动性。而二元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体制性的要素剩余和资产剩余，导致产出损失。只有进行体制改革时，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这些剩余要素和资产其生产力和价值等内在的潜能才能得到释放，从而利用潜能来促进经济增长。
《财经》：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周天勇：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就是很好的例证。1978年以来，改革是释放生产力和获得增长新潜能的关键，经过我们团队的计算，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最好也就是3.76%，且增速逐渐下降，从2014年开始变为负的。
而且通过研究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变动规律，我们也发现，凡是重大改革推进时期，GDP增速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加快；而凡是重大体制改革任务结束，还没有接续下一次重大改革时，GDP增速放缓或下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回落。
例如1978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深入推进联产承包、企业放权、价格市场双轨制改革，这段时间的GDP增速加快，此后几年相比有所放缓（如上图所示）。到了1991年至1995年，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化方向改革，外商进来了，私营企业也合法了，此时经济又出现较快增长，接下来几年的经济增速相比这几年则有所放缓。到了2001年至2008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资规模大量进入，城镇土地房屋市场化资产化改革深入推进，GDP增速又开始加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12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等不利条件和复杂形势，对于各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和国家果断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在内外形势严峻和疫情三年的局面下，稳定和支撑住了经济增长速度。
如何避免大量资产剩余和产出损失
《财经》：您认为过去40余年，中国最关键的改革是哪些？这些改革释放了哪些方面的经济增长潜能？对接下来的改革有哪些借鉴意义？
周天勇：只有搞清楚过去，才能更好预测未来，对于未来用什么改革方法、还能激发出多少潜能才能更加清晰。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源于改革开放，但是经济增长与改革的数理关系是什么，各项改革分别发挥了多大作用、带来了多少经济增长潜能，经济学界可能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把这些用数据说清楚。
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长期渐进转轨的国家，假设市场经济场景的分析逻辑和方法，不适用于中国，无法解释过去，无法就分析内容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因而也无法预测未来。发展机遇期是不等人的，中国急需一个符合中国体制的分析方法和逻辑框架。
我们还发现了二元体制土地和房屋市场化，其从没有价格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旦发生实物交易，则发生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也是市场化和资产改革可以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
根据各主要经济体国家特长周期TFP增长数据观察、琼斯和菲斯佩奇研究结论，我们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及未来增长估计在一个平缓和0.7%到0.9范围。
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寻求一套思路把这些具体的问题都说清楚。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数理关系，量化解释了过去增长奇迹来源，计算出各项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出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并仿真推演未来如果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改革所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
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TFP）是中国奇迹的主要来源。经过我们的计算，1978年以来TFP的71％来自于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前，1971年至197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为-2.04%，1978年至2021年年均增长则为3.40%。这3.4%的增长来自哪里？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城镇住宅和出让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溢值TFP增长年均为0.68%；要素市场化改革TFP增长年均为1.88%；出让土地资产化改革零到市场价溢值获得的GDP年平均增长2.57%；开放带来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GDP年均增长0.16%。
总之，如果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城镇住宅和出让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就不可能有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
《财经》：你将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在学理上进行了内生变量计算的创新，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团队也研究计算出了产出损失，那么中国二元体制是否造成了损失？在稳定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中，有哪些剩余资产蕴藏在体制扭曲中有待市场化改革去挖掘？
周天勇：学界可能没有从学理上去认识二元体制扭曲性剩余和损失，没有从学理方面总结低效率实质是一种资源和要素被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的产出损失，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禁锢在体制扭曲中的是体制性剩余，是可以被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和价值潜能。我发现这些数据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做了些探索性的工作。
先定义渐进转轨国家二元体制的并在，随着转轨产品、要素和房地资源等市场化改革有先后，存在着可以变通和不可纠正的体制扭曲；相比于同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内非市场竞争领域和市场竞争领域，存在着市场竞争标准值与二元体制扭曲值。标准值与扭曲值相比，为体制扭曲差值。这一变量的定义，可以内生地分析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理变动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市场竞争状态下的人口流动、要素价格、市场状况、收入和消费水平、资产是否交易等数值和状况看成是标准值，而将二元体制经济体有关的数值和情况看成是扭曲值，则标准值和扭曲值相比，就是体制扭曲差值。
通过体制扭曲差值变量，我们可以进行三大计算。一是计算体制扭曲的国民经济产出的损失。体制扭曲差值×资源、要素和资产总量=产出和能力损失额。二是计算浪费和没有发挥作用的资本——体制性剩余要素或者资源。如资产的产出和能力损失/市场经济标准利润水平=体制性闲置-剩余资产。三是计算体制推进改革会带来的增长潜能。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产出增长潜能=资本产出系数×体制性剩余资产/总资产/改革年数。
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理关系，是一系列相互不同市场竞争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相减差值集合性的内生计算。
另外，为了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贴入计算算式，将要素投入产出两结构的模型，改为了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的算式。
我带领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团队，通过这些创新的方法，联合乐爱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
例如，2020年，对民企的贷款利率，也即市场化标准值为8%，对国企的贷款利率，也即体制扭曲值为4.35%，8%减去4.35%就是扭曲差值，为3.65%。
再比如，土地要素在可交易有价格（市场化标准值）的情况下，与由于限制不可交易无价格（体制扭曲值）的情况相比，是有和无的状况，因此其差值为0或者1。0表示绝对扭曲无价格，1则表示改革后可交易使其有市场价格，即乘以1。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作为土地要素其投入可以获得地租或者利润（如果被合并在资本中），而土地和房屋通过资产市场化改革也使其发生财富溢值。
通过这些扭曲差值我们可以计算出由于体制扭曲造成的各个方面的闲置和低利用，即体制性剩余资本和产出损失值。比如，2020年，民企的权益资本利用率为6%，国企才1.64%，利用差值就可以计算出国有企业未发挥作用的那一部分。我们用扭曲差值计算出2020年中国体制剩余劳动达1.9亿人，2020年体制性剩余资本达122万亿元，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再比如，各类的资源要素实际上就是潜在的生产能力和潜在的消费。有一些人本来应当到城市，由于体制扭曲被限制在农村，如此就使得对城市的消费需求减少了，这就是扭曲性差值。利用差值我们计算出，2008年以来，由于生育管制、迁移体制扭曲、土地收益分配扭曲、高房价挤出城镇居民消费等体制性扭曲行为导致的居民消费需求损失额年均收缩规模约为7.8万亿元，这个数字也是非常惊人的。
当前，这些居民需求、要素生产等各方面的潜能禁锢在体制扭曲中，但当我们进行改革时，这些被禁锢的剩余要素和资产，其生产力和价值等内在的潜能便能得到释放，我们的产出便能增加，经济也能够得到增长。
改革将释放生产力、唤醒沉睡的潜能
《财经》：接下来，怎样改革才能激发这些新的潜能？最关键的改革举措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接下来改革的重点有三项，分别是深化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以及调节水资源分布和增加土地要素。
改革的首要重点就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首先是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要放开户籍制度，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不仅要把户籍放开，还要把子女上学、房屋限购、社保、土地能否交易等问题全部解决，这样农村户籍的人口才能顺当地到城市。
劳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将使得劳动产出系数增加，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得以利用，经过我们的计算，2020年总就业劳动力75064万人，存在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9500亿人。通过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相关扭曲体制彻底改革放开，将13650万人平均地投入各年中，会实现满负荷工作劳动力年均增长1.32％，则2035年前的阶段，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会形成年均0.51个经济新增长点。
第二是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权益和借贷资本的效率；二是进一步改革银行体制和其他融资体制，消除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歧视，在严格控制贷款利率的前提下，规范和鼓励民间借贷；三是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和结构。经过我们的计算，2020年，体制性剩余资本规模为122万亿元，2035年前的阶段中，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新经济增长点年均为0.22％。
第三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国计划经济中最严重的领域就是土地，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放开和盘活城乡各类土地，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另外，农民创业、就业和置业应当使他们有土地要素的创业、就业和置业权。现在的情况是农村土地使用十分受限，农民在自家土地上建个猪场都不容易，还怎么创业？农村本来就没技术没资本，如果农民也无法与土地结合，还怎么形成生产力？经过我们的计算，如果城乡土地使用财产权放开交易，可盘活土地占上年总建设用地的年均增长率为2.46％，则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可给经济带来年均0.67个新增长点。
改革的第二大重点是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资产化改革。当前，城镇居民的住宅可以定价、自主交易，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因而城镇居民可以获得相应的财富。而农村的耕地、园地、林地、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房屋，不允许市场化交易，不能定价，仍然是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性质，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农民无法从土地和房屋中获得财富。资产化改革将使得农村的土地、房屋发生零到市场价格的移植，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价值得到了发现，否则它们就是没有价值的。而农民的宅基地和住宅也将与城市居民一样，成为他们有价值的财富。前面提到，土地配置扭曲所导致的扭曲值是无穷大，所以资产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十分巨大的。
改革的第三大重点是调水增地，实施调节水资源分布和开放未利用土地发展战略。中国南北水资源分布不均，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在全世界是最低的。中国如果在关内和东北分别建设南水北调网和北水南调网，总计调水2000亿立方米，可增加7亿亩土地，其中1.50亿亩用于建设，5.50亿亩用于农业。我们计算，调水增地投入可获得年均0.4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潜能。
《财经》：改革释放潜能，支撑经济增长，在改革的情况下，您预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多少？
周天勇：前面已经强调二元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体制性的要素剩余和资产剩余，导致产出损失。只有进行体制改革时，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经济潜能才能释放。如果我们对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识模糊而不能精准发力，或者改革得不到落实，开放不能持续，经济不可能中速及其以上增长，未来经济陷入自然低速增长区间的可能性极大，到时中国就是未富先老。经过我们的计算，如果不改革，中国2035年之前阶段的中位自然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左右。
如果推进改革开放，2035年之前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5.66％。其中，自然经济增长率为2.45%，占比43.29%；要素市场化改革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64%，占比28.98%；资产化改革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13%，占比19.96%；开放带来年均经济增长率为0.12%，占比2.12%；调水增地年均经济增长率为0.32%，占比5.65%。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要素市场化改革与资产化改革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81%，占比31.99%。
总之，如果加大改革、开放、发展和创新方面的力度，在年均5.5%速度增长和保持经济体系不发生危机的局面下，中国完全可以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