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财通汇联合主办的“《财经》年会202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会上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国际环境总体的判断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界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开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
从短期看，世界经济具有“两高两低”的特征，即高物价、高利率、低增长、低外需。多种因素推动出现高的物价，首先是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疫情以后，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比较高的物价水平。为了应对这个高物价，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都连续多次提高了利率以抑制高物价。尽管物价水平从高于10%到了最新公布的百分之七点多，有所缓解，但仍然较高。有人说西方国家陷入了滞胀。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和七八十年代的滞胀相比，现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不具有产生滞胀的基本条件，物价会回来，但它的代价是经济增长也会因此而降低。
隆国强指出，短期来看，外需会不振。这两年我们外贸增长数据非常亮丽，今年尽管出口增长比去年低，但顺差保持了高速增长。前11个月，货物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贡献大概在一个百分点以上。明年的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低速增长，所有主流的国际机构研判都是如此，意味着外需会降低，我们需要进一步稳外贸，继续使外部市场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上有所贡献，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明年的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赖于内需。
此外，百年大变局有几个特别需要关注的方面，也是它的基本特点：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猛推进，同时争夺技术制高点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第二，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特别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争夺全球产业链控制权的竞争日益激烈；第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绿色转型加速推进；第四，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围绕着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第五，中美的竞合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国的博弈日益激烈。
新技术革命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从工业革命以来，蒸汽机革命、半导体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其实决定了全球的经济格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把握住了机遇，就有可能脱颖而出；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把握住机遇，可能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对中国来说，把握好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要发展新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要不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放在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其实是决定整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在全球化突飞猛进的时代，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主要追求的是效率，大家都在追求效率的情况下，任何一家企业忽视了效率会被市场淘汰出局，以效率优先，甚至是唯一的考虑。但疫情以后，供应链的稳定性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关注供应链的安全。另外，全球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关系，所以公平的考虑也开始在一些国家的供应链调整中上升。
所以，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从以往效率优先性变成效率、公平、安全并重，公平和安全的考量在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供应链调整就会有多元化、短链化、本土化等等趋势。同时，美国出于对中国的打压，强调友岸外包。
他还指出，绿色转型对全球的经济结构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能源结构，钢铁、石化、水泥重排放的产业，甚至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影响，转变成一个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转型压力是很大的，压力涌现的同时也有机遇。
今天，我们再看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停滞化，无论用各种指标衡量的全球化，贸易、投资占GDP的比重，以及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都相对停滞，同时，又出现了政治化的新特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全球化的影响在上升。还有集团化，特别是美国和它的所谓“志同道合者”拉小圈子。安全化，除了注重效率以外，也注重安全，在有些时候还把经贸武器化。
总体来看，由于美国的打压和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我们面临着很多外部挑战，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刻意的围堵打压，在技术上遏制，在治理体制上把中国边缘化，发展模式上把中国另类化。
第二，我们在产业链面临的两头受挤压的状况，一头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去40年改革开放，我们成为了世界出口第一大国，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我们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在削弱，受到来自其他更低成本经济体的竞争；另外一头，从世界各国竞争力升级的历史来看，毫无疑问只有一条路，就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价值产业环节，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服务环节升级，我们面临比我们收入更高的先行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面临着两头受挤压的状况，这是需要我们突围的。
第三，在开放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产业链的稳定运行风险，资源能源的对外依赖，粮食安全，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的跨境流动等等，信息安全的问题逐渐凸显。还有国际金融动荡对我们的影响等等。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先生，他完成了很多重大的政策研究报告，他的演讲主题是“百年大变局与高水平开放”，有请隆主任。
隆国强：感谢《财经》杂志的邀请，非常荣幸参加今年的《财经》年会。今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昨天也刚刚闭幕，《财经》年会非常及时讨论中国的发展。我和小涓同志不约而同都想到了把中国的发展放在全球的格局下进行观察和思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践，总书记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所以我们谋划中国的发展必须放在全球的视角下、全球的背景下。而且总书记也强调说，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我们看国际国内的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我觉得是两个维度或两部分大的内容。一部分内容是结构性变化，也就是现在表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长期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很深入，我们天天身在其中反而可能麻木了，感觉不到它的深刻影响，但我们要进行研判，准确把握。另外一部分，短期经济形势的波动。周期性的经济形势和结构性的长期变化，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当然国际环境还有国际政治、国际安全等更复杂的因素，今天我只讲国际经济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国际环境总体的判断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界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从短期看，世界经济具有“两高两低”的特点，即高物价、高利率、低增长、低外需。多种因素推动出现高的物价，首先是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疫情以后，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比较高的物价水平。为了抑制高物价，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欧盟）都连续多次提高了利率。尽管物价水平从高于10%到了最新公布的百分之七点多，有所缓解，但仍然较高。有人说西方国家陷入了滞胀，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和七八十年代的滞胀相比，现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不具有产生滞胀的基本条件，物价会回来，但它的代价是经济增长率也会因此而降低。
对我们来说，短期来看，外需会不振。这两年我们外贸增长数据非常亮丽，今年尽管出口增长比去年低，但顺差保持了高速增长。前11个月，货物贸易顺差对我们的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贡献大概在一个百分点以上。明年的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低速增长，所有主流的国际机构研判都是如此，意味着对我们出口的外需会降低，我们需要进一步稳外贸，继续使外部市场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上有所贡献，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明年的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赖于内需。这是短期的国际形势，我不展开了。
百年大变局有几个特别需要关注的方面，也是它的基本特点：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猛推进，同时争夺技术制高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第二，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特别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争夺全球产业链控制权的竞争日益激烈。第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绿色转型加速推进。第四，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围绕着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第五，中美的竞合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国的博弈日益激烈。
除了信息技术以外，美国现在还关注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航天技术、深海技术等等，这一轮技术革命以信息技术为龙头、为牵引。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会创造出很多新的经济形态，无论是在国内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业态，还是跨境，比如跨境的数字服务贸易等等，相应的也会推动新的规则。
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看，从工业革命以来，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半导体革命及其带来的产业革命，其实决定了全球的经济格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把握住了机遇，就有可能脱颖而出；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把握住机遇，可能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对中国来说，把握好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仅要发展新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放在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其实是决定整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现在世界主要国家都看到了它的重要性，都在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上开展激烈的竞争，比如美国出台了“芯片法案”，主要针对数字领域，支持本国技术企业和芯片产业发展，而且大力度地吸引其他国家的企业，最近有新闻报告有亚洲的芯片企业向美国搬迁，“削减通胀法案”则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补贴等等。以美国为代表，采取大力度的产业政策在全球新技术革命中力争抢夺先机，这对全球的规则带来很深刻的影响，对全球的产业链，也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美国以外，我们看到英国、法国、日本等等国家，都有相应的针对数字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半导体等等一系列的法案和产业政策。发展中大国也是如此，印度等国家也高度重视。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本来全球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带来的一种结果，随着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全球供应链一直在调整，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人工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所以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疫情以后、中美贸易战等等因素的作用下，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有所区别的是，在全球化突飞猛进的时代，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主要追求的是效率，大家都在追求效率的情况下，任何一家企业忽视了效率会被市场淘汰出局，以效率优先，甚至是唯一的考虑。但疫情以后，供应链的稳定性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注重供应链的安全。全球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关系，所以公平的考虑也开始在一些国家的供应链调整中上升。
所以，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从以往效率优先性变成效率、公平、安全并重，公平和安全的考量在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供应链调整就会有多元化、短链化、本土化等等趋势。同时，西方出于对中国的打压，强调“友岸外包”。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绿色转型加速推进。恩格斯曾经说过，人类对自然的每次破坏都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应对当时的环境污染，今天在发达国家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治理，但人类发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所以，今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减碳和治污是并重的。
可持续发展从理念到共识，到行动，经过几十年，已经在迅速推进。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主要国家制定了碳中和目标。很多发达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的时间目标，2020年习主席代表我们国家也提出了我们的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体现了各个国家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的责任，对我们来说，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内在要求。
绿色转型对全球的经济结构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能源结构，包括钢铁、石化、水泥重排放的产业，甚至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影响，转变成一个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转型压力是很大的，压力涌现的同时也有机遇。
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围绕着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经历了好几轮，从冷战结束以后，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经历了全球化突飞猛进的发展。金融危机以后，一方面危机本身带来的冲击需要修复、消化。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整体提高人类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公平的考虑因此而上升。一些国家忽视了国内决定性的影响，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更多归结为全球化，这样这些国家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
所以，今天我们再看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停滞化，无论用各种指标衡量的全球化，贸易、投资占GDP的比重，以及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都相对停滞，同时，又出现了政治化的新特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全球化的影响在上升。还有集团化，特别是美国和它的所谓“志同道合者”拉小圈子。安全化，除了注重效率以外，也注重安全，在有些时候还把经贸武器化。
在制定规则方面，1945年以后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多边平台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1995年以后，多边经济治理平台在新的规则制定中成果不显著，它的三大功能：规则制定、贸易政策的监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总体效果不佳。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新的平台，一个是在多边体制内部的诸边协议，另外一个是风起云涌的区域贸易合作平台，90年代初的时候全世界才有20多个，现在350个，它已经成为了制定新规则的新平台。同时，规则制定的内容体现出了数字化和绿色化，还有后边境措施化趋势。
中美的竞合关系深刻变化，大国博弈日益激烈。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本国的领先和霸权，一手支持本国的技术创新，另外一手就是围堵中国，防止中国的追赶。无论是在双边、区域、多边层面上，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双边领域里讲脱钩，搞小院高墙，把中国作为长期的竞争对手，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在区域，美国的“毒丸条款”，印太经济合作框架等等，把中国边缘化。在多边场合，则宣扬“非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毕业论”等，企图孤立中国。
总的可以看到，由于美国的打压和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我们面临着很多外部挑战。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刻意的围堵打压，在技术上遏制，在治理体制上把中国边缘化，发展模式上把中国另类化。
第二，我们在产业链面临的两头受挤压的状况，一头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去40年改革开放，我们成为了世界出口第一大国，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我们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在削弱，受到来自其他更低成本经济体的竞争。另外一头，从世界各国竞争力升级的历史来看，毫无疑问只有一条路，就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价值产业环节，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服务环节升级，我们面临比我们收入更高的先行发达经济体的正面竞争，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面临着两头受挤压的状况，这是需要我们突围的。
第三，在开放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产业链的稳定运行风险，资源能源的对外依赖，粮食安全，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的跨境流动等等，信息安全的问题逐渐凸显。还有国际金融动荡对我们的影响等等。
二十大报告讲我们处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怎么看？总书记说，综合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挑战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我们需要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