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将回归到怎样的常态？12月1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财通汇联合主办的“《财经》年会2023：预测与战略”上谈到，消费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要形成新的中等收入群体，大幅度的扩大消费内需。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
预期回归常态之际，增长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他首先谈到了人口方面，蔡昉表示明年中国人口或进入负增长，这预示着我们要迎接新的人口挑战。当老龄化率达到14%，消费率就下降了，中国去年达到了14.2%，他认为在这个情况下，消费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蔡昉表示，在这些背景下，中国经济从明年开始复苏或会有三种情形可作为参照。第一种，产生了磁滞效应，如供应链遭到了损害，市场主体有所减少等；第二种，直接顺延疫情之前一个正常的轨道；第三种，建立起一个进退生死优胜劣汰的机制，把“破坏”转化为“创造”，营造新的环境，充分利用“创造性破坏”造成的新格局。
那么如何才能抓住机遇？最后他谈到了改革和发展的一些新的特点。蔡昉说到首先供给侧、需求侧两侧的改革需要同步和互补；第二就是转变范式，思路上从“两害相权取其轻”转变到“两利相权取其重”，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可以不再纠结减排还是减速，而是用减排新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本身都是新的增长点，这就是“取其重”的思路。
以下为发言实录：
蔡昉：大家好，刚才朱民和里夫金先生的对话讨论了一个宏大的课题叫“韧性时代”，也涉及了一个比较根本性范式转换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阶段性变化，我稍候会讲，其实也涉及了一系列的范式转换。现在无论从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部署，还是防疫政策的逐渐优化，以及从日历的角度，马上要进入到2023年，都很自然的提出了我这个题目《中国经济将回归到怎样的常态》。
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回归原来的轨道，正好刚才朱院长讲的很多内容我们有共同的部分，同时他提供的数据非常详实，也支持了我的一些讨论。
看第一部分发展条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当我们经济回归的时候会发现一些什么新的情况。一般来说大家从下图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在我们遭遇一个周期性的短期冲击之后，会产生一个磁滞效应，它会把你在危机时期遭遇的冲击变成了一个常态，当你经济恢复了以后，它把这个常态替代了原有的常态。
还有一种情况，你本来就是有一个长期的趋势。刚才朱院长讲到的人口峰值、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这个危机也催化了，把它合到一起加快了它对经济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大家从金融危机之后可以看到，短期冲击往往衔接着长期趋势的变化。
因此，我们在预期回归常态之际，应该看一看增长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做到心中有数，才能顺势而为，才能转危为机。
看下一张图，刚才朱院长说了，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没有料到中国人口峰值会这么快到来，即使在2019年联合国人口预测也说中国的人口峰值可能会到2030年前后，但是因为进行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我们知道生育率非常低只有1.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低的生育率不可能是一日达到的，长期低生育率注定了人口一定会经过一个惯性之后，一定会达到峰值，然后进入负增长。联合国也算是与时俱进，他们今年根据中国新的情况也进行了新的预测，大家从图上可以看，今年应该就是达到峰值，明年中国的人口就是负增长，大家可以看到负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同时大家把蓝线和虚线做一个比较能够看到，新的预测更符合实际的预测，和原来的预测有多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很有意义，稍候我会说。
从一些国家跨国经验进行比较，无论是看单个国家。比如说日本、南欧的一些国家，还是看一组国家，比如说经历过国家解体、经济体制转型的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他们都是经济增长的停滞和人口停滞，其实是具有共同的地方，是停滞进行的，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应该迎接新的人口挑战。
下一张图，首先还是熟悉的供给侧挑战，供给侧我们熟悉它是因为来自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减少，为什么说熟悉，2011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就到达了峰值，在那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阴影部分里头蓝色线大家可以看到，它还是一个缓冲期，它的负增长还是相对慢一些。当我们的总人口开始负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就更快，它减少的速度更快，这和朱院长说的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可以看到，今后劳动年龄人口会加速，超过了阴影的部分，也就意味着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的缩小，这些都会导致潜在增长率进一步的下降。可以看一看现在的增长率发生什么变化，和我以前一直讲的情况预测会有什么不同。
我和我的同事过去做过一次预测，从现在开始预测到2035年，我们希望能够在2035年达到人均GDP 23000美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我们看看根据潜在增长能力要依靠人口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当时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中方案，一切照旧，一个是高方案，预计我们要加大改革力度，得到改革红利。其中基本假设我们的全要素生长率可以得到更快一些，这种情况下，确实高方案比中方案在未来有更快的潜在增长率，但是这个预测当时依据的是过去的人口数据，新的人口数据改变了未来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尝试着说用新的数据重新做一遍。我把原来做的中方案，高方案，新预测的中方案，新预测的高方案拿来做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能够按照原来预想的高方案的改革力度可以实现一个中方案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一个中国的说法叫做“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第一，要认识到将来潜在增长能力可能还会下降一些；第二，我们有更大的改革力度可以创造不同，也就是说努力达到未来增长需要的接近5%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刚才说了，潜在增长率遇到的挑战还是我们熟悉的，从2011年以来一直应对的。还有一个不熟悉的，虽然我们讲需求侧，讲扩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内需，但是我们还没有想象到说在人口负增长了以后，消费和需求它成为常态化，以前没有成为常态化，它还支撑着潜在增长率实现，这个常态化制约就是按照国际经验，用一些跨国数据，大家看很粗略，可以看到总体上来说随着老龄化的提高，老龄化也代表着人口负增长，消费率也就是消费总支出占GDP的比重是先提高，但是到一个转折点上就开始有下降趋势了，这有很多道理，老年人消费的问题、人口减少影响到消费等等，以前我都说过，不说了。
大家可以看到，大体上是在老龄化率达到14%，也就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4%以后，消费率就下降了，我们去年达到了14.2%，也就是说进入了老龄社会，或者叫中度老龄化。
在这个情况下，消费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你有一个潜在增长能力，但是你的总需求可能不能满足，因此你可能还达不到这个增长能力。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机遇，因为现在消费力按国际比较来说还是偏低的，我们任何时候都说，如果你一个指标上比较低一些，就说明你有一些潜力，这是我们的机会。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变化？来看看中国经济复苏，从明年开始的复苏可能会有三种情形，每一种都不是必然的，但是三种情形把它放在那儿可以做一个参照争取最好的结果。
第一种情形，回归常规轨道以后，因为前期我们受到了冲击，产生了磁滞效应，或者叫做疤痕效应。比如说我们供应链遭到了损害，市场主体有所减少，也有一些小微企业他们经营不下去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受到了损坏，特别从2020年以来，失业率一直在自然失业率之上，我们的周期失业是比较突出的，比较大规模的失业或者就业不足会导致收入增长的减慢，也会制约你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这些都会减少你未来的增长能力和保障能力。刚才我也看了看，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都是一个万亿元级的问题，我今天发言的标题就是一个万亿元级的标题，就是说你损失一个百分点就超过一万亿人民币，因此说这些东西可能会带到未来，从这个图大概可以看到现在遇到的这种情形。这是一种情形。也许我们的韧性可以让我们避免这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在第二种情况下比第一种情况下好了，我们没受到过影响，我们取消暂停键，我们心满意足回到了常规轨道，是疫情之前顺延一个正常的轨道，一切做到一如既往，我们还比较满意，是可以好一些，但是我们想一想经济学家也好，过去很多名人也好，都会说你不要白白浪费一次难得的危机。我理解的含义，任何危机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结果，它会改变你的一些经济结构整个的状况，这个格局变化，如果说你没有接受这个格局，没有利用这个格局你就想回到原来的轨道，那你付出的代价就白费，刚才说了减一个百分点就是万亿级。因此，我们说第二种情形也不是我们最希望的。
我们想要第三种情形，我们要充分利用“创造性破坏”造成的新格局，比如说在我们遭遇冲击的时候，某些市场主体有些行业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但是总体上来说都是那些有基础病的市场主体它可能遭到的冲击更大。比如说那些不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些生产力低于平均水平的企业，那些过剩的产能，甚至一些夕阳产业他们首当其冲，因此他们遭到了破坏，他们是在破坏中的受害者。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受害，我们过去这些年也没有特别主动的去破坏这些产能，因为我们毕竟说，要考虑到就业，要考虑到GDP，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过去没有充分发挥出创造性破坏这种优胜劣汰的功能，使得进入和退出，生存和死亡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过多的保护，同时这个图也显示，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市场主体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但是它涌现出来以后的优化机制是什么，我们这方面很少得到数据，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冲击以后确实又遭到了破坏，而这些破坏可能是相对低效的。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利用这种机制，建立起一个进退生死优胜劣汰的机制，把这个“破坏”转化为“创造”，营造新的环境，我们可以在一个新的轨道上，和我们讲到的获得改革红利是一致的。
第三部分，改革和发展会有一些什么新的特点。
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就有新的挑战，新的挑战也有新的机遇，但是能不能抓住机遇，归根结底在于说我们能不能转变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同时转变研究范式、理念。
第一个新特点，是供给侧、需求侧两侧的改革，现在需要同步，需要互补，也有条件实现同步和互补。归根结底我们现在是双重挑战，供给侧和需求侧。
在供给侧我们需要保障生产要素的供给，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潜在增长能力的稳定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从需求侧必须保证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让它来支撑你的潜在增长率，我们也并不需要超过它，这一点必须从需求侧，因此改革红利，改革措施可以从供需两侧一起看，统一在一起，这样可以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我喜欢的例子，推动农民工落户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鸟”，朱院长也提到了改革，比如说农民工，大家都说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可能不理想，或者有难度，原因之一是你劳动力增长是负的，从总量上还是负的。但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用结构来弥补总量，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还占20%多，这是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上相比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最早的，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这就是劳动力供给。大家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差18个百分点，我们缩小这个百分点，且不说城镇化继续提高，就说缩小这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800多万人劳动力。因此，他增长劳动力供给可以改善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的生产利润来源，同时形成新的中等收入群体大幅度的扩大消费内需，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新特点，还有一个范式要转变，从过去“取其轻”到现在应该“取其重”，我用了这个说法，过去说在选择政策的时候，应对挑战的时候喜欢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以后或许不再是两害相权选择了，而是两利相权当中“取其重”。
朱院长讲到的减排，双达峰，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可以不再纠结于减排还是减速，而是用减排技术，新技术，有人讲说现在能够做到碳中和的新技术，70%都是可以被获得的了，再加上新的不断涌现，昨天也有人介绍了核聚变新技术，还有这些技术的应用本身都是新的增长点，新的投资点。这些就是“取其重”的思路。
同时，相关的延迟退休这个路肯定要走，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出发点去推进它可能效果不一样，我们不再是像过去一样，着眼于让这些该退休的晚一点，但是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这种果子被人家摘取了，因此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可能是要转移到一个新的面临着更多既得利益阻挠的这样一个改革阶段，但是在这个改革阶段，既然我们知道改革是能够带来改革红利的，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它就一定是有收益的，总体的收益可以转变来，大家又提出一个思路“卡尔多改进”，你可以补偿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推进改革，实现相融，但是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认为共同富裕的要求也好，扩大消费需求来保障今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好，还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完成也好，都要求我们用一种制度建设的形式实现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共享，因为过去说“卡尔多改进”不要你去做什么，你只是说这是个机会，这个机会不会有阻挠者，“卡尔多改进”涉及到我用什么办法去补偿人家，用什么办法实现改革成本的分摊和改革收益分享。现在说我们用建立一个涵盖全民终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我们实现了更多改革成果的共享，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些任务，既是要做的政策任务，也同时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些可能的范式变化。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