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认为，2023年最主要经济增速的动因来源要看消费需求的反弹。图/视觉中国
“未来不在过去的延长线上。”
在2022年12月17日举行的《财经》年会“2023：预测与战略”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提醒道：未来是不确定的，要充分估计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与经济困难。在宏观政策刺激效应递减的当下，中国更需要改革再出发，重振市场信心，增强经济复苏动能。
所谓“改革再出发”，一是将一些阶段性、应急性的政策明确转变为长期的制度，稳定社会预期；二是真正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件层面；三是突破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计划社会结构，包括城乡二元、释放事业单位里大量知识密集型人才的积极性等，也涉及如何加速中国农民的市民化、如何破除三六九等身份等纷繁复杂的问题。再出发的改革，也关乎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重新审视。
12月15日-16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恰逢“新十条”落地第十天。“新十条”全称《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对三年来中国的新冠疫情防控举措作出重大调整。政策的调整，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窗口期的到来。
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许多表述都引起了关注：
会议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政策措辞表态尤为鲜明：“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会议公报内容还包括：“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
11月，中国工业、消费、出口等多项经济指标继续走弱。经济学家们对2022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预测大多在3%左右。尽管GDP并不意味着一切，但2023年的中国经济会好起来吗？
答案不仅源于国内政策调整，也与更为宏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甚至全球气候的变化紧密相连。在为期两天的《财经》年会“2023：预测与战略”上，数十位国内外重磅经济学家就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2023年全球与中国经济前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走向、平台经济监管、全球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发表了观点。一套关乎所有人命运的经济决策如何作出？
2023年的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
对于2023年的中国经济，当下，国外主流金融机构的判断都较为乐观。
美国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分析，由于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略逊于预期（基数低），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可以达到5.5%。这一数字还是在前段时间调低了0.5个百分点，原因是防疫政策调整，短期内会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而在此前，市场观点大多猜测，中国会在2023年调整防疫政策，最早的观点也认为得是在4月也即“两会”过后。
乔虹表示，中国2023年经济增速会大幅反弹，主要问题是靠外需还是内需拉动增长。从GDP的预测分析来看，2023年最大的变量主要出现在最终需求，消费会出现明显的大幅反弹。其次，投资会有所进步，但进出口对GDP的贡献从2022年的0.9个百分点变成2023年-0.6个百分点。整体来看，2023年主要看内需，内需里面主要看的是消费。整体来看，2023年的中国经济肯定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谈到经济反弹的推动力时，乔虹强调，2023年最主要经济增速的动因来源不是政策出现特别超预期的变化，而是要看消费需求的反弹。消费需求的反弹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消费者信心的恢复；二是居民储蓄支撑消费需求。乔虹坦言，在外需比较艰难的时刻，2023年疫情政策的放开，消费的反弹，中国经济会整体回暖。
高盛的判断也较为积极。高盛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Andrew Tilton（迪安竹）介绍，高盛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显著回升。近期，高盛将对中国经济的预测调整为2022年增长2.6%，随着中国经济重新开放，预计2023年中国GDP增速将会翻一番。
迪安竹指出，第一，随着管控限制取消，中国相关经济活动将从一季度和二季度开始出现反弹；第二，房地产行业的低迷。高盛对中国城市住房需求人口的估计数值最高约为2000万人，预计到2035年将下降一半左右。受益于为私人开发商提供更多流动性的最新政策以及取消相关限制举措，房地产行业将在2023年趋于稳定并显著减少对GDP的拖累，高盛预估2023年房地产行业将同比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第三，2023年中国出口仍面临挑战。过去几年，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并从商品需求转向服务需求，中国的出口速度放缓，改善国内经济显得尤为重要。
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复苏，也会助力亚洲、亚太区域的经济增长。迪安竹预计，2023年亚太地区有望实现4%的增长。中国香港、泰国和东南亚其他部分地区，旅游业可能会受益于中国经济恢复。美国银行判断，中国香港2022年经济增长-3.3%，2023年和内地通关正常化后，应该也能恢复至3.1%。但这不能抵消欧美经济下滑，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对于欧美是否真的会陷入衰退，判断有所分化。美国银行认为，2023年美国、欧元区、英国基本上“属于在劫难逃”，会出现明显的衰退。美国经济增速可能从2022年几乎2%降到2023年的0.3%，前三个季度全是负增长；欧洲经济增速从2022年3%降到2023年0.9%。
高盛则预计，美国将避免衰退，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仍会非常疲弱，增速约1%。商品部门通胀和供应链受阻对通胀的影响，预计在2023年初到达顶峰并开始下降；商品部门的通胀情况正在得到改善，但服务部门通胀、住房通胀、资金通胀将持续上升，并在2023年长期保持。预计美国整体的核心通胀2023年仍将高于美联储的目标，这种高通胀预期要求政策在2023年持续紧缩。由金融状况趋紧对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预计在2023年消退，如果金融状况没有进一步加剧恶化或负面冲击，经济将会迎来复苏。
高盛指出，由于能源、通胀等问题，欧洲可能已经进入衰退，并将在2023年一季度持续衰退。尽管如此，欧洲中央银行仍在进一步政策紧缩以控制通胀。
如何“高水平开放”？
12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2023年，预计全球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家将陷入经济衰退。亚太地区的情况相对较好，但确实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挑战。根据IMF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7%。2022年11月，经合组织（OECD）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23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2%，
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也给2023年的中国外需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达了他的担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的风险在上升。
张燕生认为，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在2008年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1.5倍到2倍，危机后下降到0.5倍到1倍，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可能过去了。在中国，台商正在离开海峡两岸。张燕生介绍，现在大致20%左右的台商已从大陆外迁，还有三分之一左右正考虑外迁；大约13%的台商正在离开中国台湾地区，预计还有20%左右正在离开。“他们非常地担心俄乌危机会不会发生在东亚？会不会发生在南海、台海这些地方？”
张燕生指出，友岸制造和离岸制造正在进行较量。离岸制造是全球化的产业格局，友岸制造是贸易政治化的格局。中国的未来究竟是何面貌：是成为普通的市场销售地，而未来关键的技术、人才、零部件生产不得不离开？还是成为未来创新的新高地？“我在上海进博会的时候，高通就讲，我的销售60%在中国，我不愿意离开中国，但是，毕竟我是企业，政府让我走，我还是不得不走。另一方面，‘小院高墙’下一步会不会是‘大院高墙’？也就是（美国）技术对华的出口限制会越来越大。”
张燕生表示，现在非常担心一些国家寻求用时间来瓦解中国供应链的根基，十年左右将全球供应链对华的依赖降低到40%以下，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能够寻求科技、产业、金融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
2022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彼时，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需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张燕生认为，这是一个好信息，也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开始打开了对话协调的时间窗口。
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总共提到七次“开放”。例如，“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江小涓认为，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高水平开放，强调了双循环，强调了外贸，强调了利用外资。
江小涓指出，从过去三年的出口与GDP数据来看，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全球，国际贸易和投资仍然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要看到一些卡顿，还要看到主流大流的继续向前走，不能被‘点’蒙蔽了我们对全球化带来机遇的理解，如果你看不到，就可能自己停下脚步，有可能放弃努力，甚至有可能自己跳车，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江小涓认为，数字技术是推动全球化的新力量。过去三年，数字跨国平台的利润水平在高速增长。这些年，数字驱动的服务贸易，例如外包、软件、生产者服务等也增长很快。疫情冲击了传统的全球产业链，但数字技术下新的产业链会再组合起来，重构不可避免。
“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绝不是我们有动作的层面能够撼动，它不是少数政治家、某些国家来推动，它的基本面的推动力量非常广泛、非常普遍，也非常强劲。”江小涓指出，中国离不开国际市场。现在，中国的土地、淡水、天然气、石油等资源难以支撑起中国的经济总量，难以同“过1万美元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愿望中，对能源的需求量相匹配”。
对于中央提及的“制度型开放”，江小涓解释，过去，中国从特区、沿海地区、沿江地区开始，不断根据国内区域发展与产业竞争力来调整开放政策，以此保护国内弱小产业。这是小步走、渐进式的开放，但缺点在于不断在变，就会给国内外的投资者、经营者造成长期预期的不稳定。现在，中国经过40多年发展，有条件转向一种制度性的开放。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工具是相对稳定和定型的，最大的特点是具备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开放体制，对加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我们国内有很多发展的有利条件，我们自己是使得上劲的。”江小涓说。
2023年中国宏观政策如何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现在政府表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长期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很深入，我们天天身在其中反而麻木了，感觉不到它。
隆国强认为，百年大变局下，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猛推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第二，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特别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争夺全球产业链控制权的竞争日益激烈；第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绿色转型加速推进；第四，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围绕着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第五，中美的竞合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国的博弈日益激烈。
隆国强说，新技术革命，也会创造出新的经济形态、新的规则。从更长历史维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把握住了机遇，就可能脱颖而出，反过来，如果没有把握住机遇，可能就会被时代所抛弃。“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
那么，2023年，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中国？我们的经济政策要如何施力？
在外需缩减压力的大背景下，扩大内需成为2023年经济工作的一大重点。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从2022年8月开始，中国多项内需参数加速回落，预示着疫情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收缩效应全面显现。防疫政策放开后，三个月左右的疫情，必定带来劳动力市场、生产体系、交换体系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适应，2023年所面临的压力也是超常的。因此，超常的扩张政策已成共识。
这些超常的扩张政策包括，发行特别国债、加上3%以上赤字率，支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2022年12月，财政部已经发行了7500亿元特别国债，这虽然对经济会起到重要的托举作用，但是实际上，过去几年的宏观经济以及政策的空间，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因此，还需要采取结构性宽松和总量稳健的方式，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2023年如果GDP增速目标设定在5.5%左右、通货膨胀率在2%左右，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达到7.5%，那2023年可以预期的是，M2将会达到11.5%左右，对于支持流动性是比较充分的。
刘元春指出，我们现在有很多政策目标，比如加大重点产业建设和布局，加大对于科技的投入，尤其是研发投入强度保证聚焦自立自强，以筑牢民生防线……但这也产生多目标与有限财力之间的冲突。“新十条”放开后，是不是疫情冲击就消失了？从欧美和东亚的经验看，疫情的冲击依然存在。到冬天，由于担忧对社会健康造成冲击，美国也加强了新一轮防疫举措。无法回避的是，病毒与人类共存，给人类带来很大的成本和负担。
刘元春认为，目前全球经济的低迷、中国所要面对的外生冲击，不是以往常规性周期产生的，是趋势性、周期性、结构性和各种外生力量叠加的产物。中国应对未来冲击，必须保证可持续的财政力量和相应的政策空间。还有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必须要思考。
刘元春指出，未来要扩内需、扩消费，这不是简单地在下行周期时扩大（宏观政策），在上行周期的时候缩小，相反这是跨越周期的。要将中国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内需占GDP的比重进行持续的提升，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也要有所准备、抉择：
第一，是不是将所有的政策空间在2022年用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允许的。
第二，那么从中期看，扩内需，财政政策到底是以扩投资为主，还是以扩消费为主？
现实的经济世界中没有那么完美无缺的方案。刘元春介绍，中国既往模式是扩投资，但现在也有很多呼声，认为要借鉴欧美刺激举措，通过发钱、发消费券等方式，刺激老百姓消费。后者的短期效果可能很好，但从经济学基本原理来讲，消费刺激也容易引起消费替代和置换。无论是结构性还是总量性的消费刺激政策，都容易引发公平问题，比如设计每月向每个人发1000美元来刺激消费，会不会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是不是更会妨碍效率与公平？在美国、欧洲，大量劳动力退出市场，不工作，就靠吃补贴，导致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膨还高企。消费刺激必须建立在政策财务状况良好的基础上，不会因为刺激带来巨大的债务或出现超级通货膨胀的问题。
“消费刺激有一个前提条件——市场主体的稳定，不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普惠制的消费（刺激）往往可以加快提振信心，不会引起产能过剩等后遗症。”刘元春说。
扩投资也有弊端。刘元春介绍，投资刺激的拉动和乘数效应更强烈，投资政策需要在政治、政府、产业、市场主体之间形成一致行动。投资对于保市场主体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投资需要政府持续投入，很可能因为投资失败产生烂尾效应，导致政府债务压力加剧。更重要的是，投资当期是需求，但下一个投资时期就演化为供给，过度投资不仅为引发债务问题，还会引发供给过剩的问题，导致动态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因此，刘元春建议，在消费和投资两端形成一个相契合的刺激政策。契合点在于，第一，保市场主体是一个稳消费和稳投资的核心前提，2023年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和补贴必须加大力度。第二，稳房地产是稳定消费和稳投资的一个核心抓手，我们大量的消费是围绕着房地产的，比如装修、家居、耐用品，2022年11月，这些参数都出现了深度下滑，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达到了20%多，在目前低迷的情况下，稳房地产是稳定消费和稳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要等房地产市场自我调整，那时中国经济的状况就可能很糟糕。因此，目前必须启动政府端的（救市措施），尤其同时启动与保障性住房投资相关联的消费类刺激政策，对于12年一个周期的住房改造、装修改造进行补贴。
第三，要针对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建立专项就业基金，投资一批专门的分类的以工代赈的项目，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如果大量的农民工和年轻人失业，不仅社会问题很严重，消费问题也很难启动。如果建立以工代赈的项目，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同时也能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反，过度在一些产业项目上投资，可能会产生一些烂尾效应。第四，我们要寻找在人力资本投资和扩消费之间的相契合的方案，很重要的是加大对大学生贷款、加大对博士生的生活补贴。我们目前要真正加大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加大卡脖子问题解决的力度，不仅仅要在产业端发力，同时要在高端人才培养上发力。而高端人才培养的发力上，必须要使博士生有尊严的进行学习和研究，这值得深入研究。
“不是简单就消费说消费，把消费和投资进行割裂的思考。我们要将有限的财力放在刀刃上，使未来的经济持续复苏、高质量发展，走向一个正确的康庄大道。”刘元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