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工厂的二代:在有限选择里找机会

作者 | 《财经》记者 曾诗雅 编辑 | 姚胤米  

2023年02月12日 18:23  

本文12464字,约18分钟

一代有一代的坎。

酒杯都倒满后,酒局就开始了。

“这就算桐乡第一届青年企业家大会了啊!大家走一个!” 大圆桌上 20 名年轻人纷纷站起,举杯,仰头,倾手,一饮而尽。

水晶大吊灯快要垂到圆桌中心,玻璃转盘上酱汁波士顿龙虾、咖喱珍宝蟹、老北京烤鸭、刺身帆船旋转不歇,茅台酒、中华烟跟聊天话题绵密不绝。所有一切都指向这桌饭最重要的目标——他们要相互认识,相互联结,尽可能成为往后的生意伙伴。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工厂的接班人。“我们这一桌可就是桐乡羊毛衫的半壁江山。” 有人骄傲地介绍。

酒桌上,大家聊起家中工厂的产值,几千万,几个亿的数字不断蹦出;聊起新年计划,“拍视频做个自媒体”“去哈萨克斯坦直播”……豪言壮语里,一个男生吐露心声,他说自己还不知道做什么,想先卖掉妈妈厂里去年库存的大衣,“然后买一辆老款宾利”。

两箱茅台只倒了 4 瓶,大家就醉了。有人抱着垃圾桶狂吐不止,有人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去,还有人给自己点了一瓶酸奶解酒,倒入高脚杯喝了起来。

夜深了,故作大人的模仿秀落幕了。

上一代厂长们多在 1990 年代抓住机会,从国企员工、小商贩、民工……成长一家家工厂的老板。那一代,创业者的勇气和灵活的重要性超过他们的商业学识和创业方法论。

二三十年过后,经济环境摇摆中,工厂们的根基日渐虚弱。第一代创业者也到了退休时节,他们迫切期望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和事业如香火般延续。

他们的下一代——出生于 1990 年代的年轻人,有更好的成长环境、更高的学历背景、更开阔的视野。

而当他们得以正式进入商业社会时,年轻的雄心碰上的是拥挤的竞争氛围、低沉的市场环境、以及不再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老工厂。

2022 年 11 月中旬,我采访了几位工厂接班人,公众口中的 “厂二代”。他们大多毕业不久,讲自己给工厂带去的变革、讲如何处理复杂的工厂人事关系、也讲新一代的难题——如何守好家业、抓住飘忽不定的机会;以及作为一个个体,他们从小到大怎么理解那个坚固且巨大的命题:选择。

似乎没有人找到答案。那天饭局酒醒后,一位接班了两年的厂二代说:“其实我很迷茫,大家都很迷茫。”

进入工厂,当一个真正的老板

穿过高铁站的甬道,桐乡就在眼前。余升(化名)拉着行李箱走出车站,南方夏日黏稠湿热的空气迎面扑来。他停在一辆保时捷卡宴前,驾驶座上的是他的叔叔老余,深褐色脸上戴了一副黑框眼睛,双颊深深地凹陷。

“哟,混得不错啊!” 余升刚钻进副驾,老余的眼睛就盯上了他手腕上的万国手表。10 多年未见,叔侄俩都带着打量的目光。

“你混得更好,戴个百达斐丽。” 余升回道。那只表 “值五六十万”,是他那只万国的七、八倍。

马路上车流稀疏,大片田野在车窗外后退,四五层的小楼零星地出现,紧接着呈一排、一片地出现。这就是以后要待着的地方了。余升看着窗外想。

在一家 “大概三星级还不到” 的酒店门前,车停了。没有桌椅,叔侄俩坐在酒店床上聊相互不在场的几年,余升默默消化豪车、名表和经济型酒店共同组成的这场欢迎仪式。——老一辈的生意人爱车、爱表,讲究面子上的排场,但底子里终究节俭。

老余想把在桐乡的服装工厂彻底交给侄子;余升想的却是,此地 “盘子大小有限”,只能是他创业路上的 “井冈山根据地”。老余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奉上一份厚礼,一辆奔驰二座的跑车,橘黄色的,“贼骚气”;提完车不久,不想太高调的余升把它换成了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在众多厂二代中间,如果按照创业热情、事业野心来排名,余升一定是那种排在最前面的。他从学生时代做生意、开公司,一个月挣过二三十万元,也关过几家公司。他的家族里许多长辈大有作为,财富不菲。被过往经验和上一代托举,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点什么,他的梦想很具体——要在黄浦江边盖一栋楼。

老余 2004 年到桐乡打拼,从一名横机挡车工打拼成一家年产值 5、6000 万元的羊毛工厂老板。十六年后,这家工厂也成为余升留学回国后可接手的事业选项之一,另一个选项在广州,是一个 “年产值 2 亿元的盘子”。余升选了桐乡这家小的练手。

第一个月,老余领着余升出现在桐乡各个高档酒桌上,把人脉悉数传给侄子。余升见人时不忘 “把这个圈子大家做生意的模式好好挖一下,看每个人都是靠什么路子来发财的。”

余升到桐乡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开一家服装销售公司,货从老余的工厂进。他从厂房里要了个 30 平米的房间,辟出 8 个工位,招了 3 个客服,拉上一起留学的几个兄弟,和他们说:“在这个地方干 5 年,回头我们去太湖边上买个房子,到时候当度假的地儿。”

两个月后,销售公司倒闭了。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工厂不太配合”。客户开出 46 元单件 T 恤采购价,厂长却报出 48 元的出厂价,他只好自己另找工厂接单;给一家国企做帽子,厂内没有抗静电纤维,得自己从 1688 上买原料。

跟着一起干的一位兄弟抱怨,忙活半天,挣不到多少钱。“当时我答应他一年挣 200 万,我信心满满,以为不难。” 余升说。最后公司亏了二三十万元,兄弟失望走了。

“算了吧。先把厂里头事弄好吧。” 老余再次发出邀请,余升答应了。“到 2025 年,我肯定会离开的。” 他不忘跟叔叔强调。

余升接手的工厂厂房

11 月的一天,我坐在余升的办公室,眼前的他平头、圆脸,没有过往故事里嚣张的富二代痕迹,他已经管理老余的工厂两年,坚持称自己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 “厂二代”——他还没确定要接班。

采访当天,余升穿一件纯黑色羽绒内胆服,是工厂里打板用的样衣,也是他冬季常穿的工作服。“(我)比较粗放。” 他办公室的桌子是从会议室里拖来的;桌面上,几只一次性塑料杯都留了一半茶水,泡着十几根烟头;灰白色铁皮书柜和黑色真皮沙发都覆着一层薄薄的灰。

“现在还不是讲究的时候。” 余升迈着大步走到对门——“总经理办公室”,推门而入,“一般会客我都来老余的这一间”。在一张金丝楠木根雕的茶台旁,他娴熟地烧起茶。

老余的这间办公室大了一倍,桌子用的是桐乡老板间最常见的、气派的红棕色大班台,桌面锃亮。办公桌正对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屏幕,上面是整个工厂监控画面,工人们变成彩色小点在车间里来回移动。我凝视着监控画面,就像进入了高等生物的大脑,掌控一切信息的瞬间也明白过来:谁是这里真正的老板。

让老工厂变成现代企业,没那么简单

余升觉得工厂改革是必须的事。他考察了各个部门,罗列了一堆问题:“数据造假,对不上的货物足有 3 万件;核价不科学;老员工独大……”

老余却不在乎这些。他没有什么高深的管理理念,仍像年轻时一样重情重义、“喊打喊杀”。2004 年,老余当横机挡车工时,被一大堆人工人围住,他提着刀喊:“谁敢动我,我先把谁砍了。” 其他厂来挖他工厂的员工,他得知后怒气冲冲:“妈的,我跑去给他厂砸了!” 有员工不想签竞业协议,当着客户的面儿,他冲上去就要挥拳。

“我理解不了,为什么那么冲动?大不了让他滚蛋好了。” 余升代表了互联网文化滋养出的年轻人,即使身在工厂,他仍渴望引入一套现代企业管理办法,还总是把 “中台”“迭代” 这样的词挂在嘴边。

轮到他管工厂,余升选择了最朴实的接轨办法——轮岗。他把每个部门、所有业务都干一遍,包括抽几天踩缝纫机,拿着小剪刀剪防晒衣上的线头。

“和工人说话时,你得降维。” 余升总结经验。紧接着,他把语言体系切回互联网模式:“作为一名管理者,要懂底层的逻辑,还要会赋能手底下的人。”

工厂仓库里盘点好的拉链

他的 “赋能” 并不顺利。工厂日复一日运转,很多事就像横机上不停升降的织针,循环着同一个规律。这些古老的规律冲击着二代们一颗颗想要现代化变革的决心。

销售部门流程紊乱,他画了一张流程表,贴在墙上;工艺科款号、排期也是乱的,他又画了一张表,又贴在墙上。两周过去,没人按照两张表改进工作。他提出生产部要召开产前会,等了两次,连个人影都没见着。“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被架空了。” 余升回忆道。

工厂师傅们背地里说:“都是学生书生气搞的东西,没用。” 张政是跟着余升来桐乡创业的朋友,他形容那段时间整个工厂的氛围,“就像看你在表演哑剧。”

老员工们的不满越来越直接。被要求盘了三、四次库存的财务部门员工,拍着桌子冲余升喊:“我盘不明白,要盘你自己盘!” 那天晚上 8 点,余升领着四五个人一起在仓库待到凌晨 3、4 点,数清了里头的布匹、纱线。

27 岁的肖骏峰(化名)学计算机出身,曾在英国留学,相信技术能改变生产力。2018 年,接手父亲工厂。他找来工程师一起改写了套管理系统,让工厂的每个部门都能 “数字化”。在厂内推广时,他第一次发现,有的车间主任连鼠标都不会用。他定下死命令:3 个月,所有部门必须接入新系统。

3 个月后,中层管理大会上,一位 40 岁的设计师甩脸:“烦死了,做这东西有什么屁用。” 一股怒火升腾而起,肖骏峰 “噔” 地站起,语气激烈:“什么叫麻烦?你再重复一遍!你刚才说的什么东西!” 忍耐到那年年底,他开除了那位父亲从温州老家带来的、为工厂工作了 13 年的设计师。

一位宁波厂一代也想把从企业里学的考核、管理制度用到工厂里,工人们却以 “要变革就走人” 相要挟。“一个两个不干还可以,但一群人不干不行,厂里本来就缺人。” 他沿用 “老式招人方式”:同乡推荐,偶尔也从人力资源公司招一批小时工。女儿接班后启用了互联网平台招聘,但也不顺利。毕竟如今,“比起厂里打工,年轻人都觉得在大城市送送外卖更自由。” 他女儿说。

变革的代价,一代们也在忍耐和接受。

大多数时候,老余不插手余升的决定,几乎点到为止。余升来到工厂的两年,换了五任厂长,两任车间主管,销售经理、人事经理、财务主管全都换了一遍。

动荡太大,老余也着急。有一次,他突然语重心长地跟余升说:“我拿你就当儿子一样,现在这种情况,你一定要扛得住,一定要扛得住。” 还有一次,厂里人事一团糟,老余当着许多人的面,突然 “啪” 地摔了一只充电宝到余升面前。“我看得出他不耐烦了。” 余升说,但他补充,“我肯定是对的,再不改,工厂就完蛋了。”

老余愿意相信,工厂是得变变了。有段时间,生产部门丢货、亏钱、布料浪费。老余提醒余升:老厂长心态变化了。“然后我就懂了,老厂长已经从一个兢兢业业的厂长变成了老鬼。” 余升把工厂所有的生产事故,当月损失的钱、丢失的货物、折损的物料,全写在纸上,贴在食堂前的白板上广而告之。没多久,他就以生产事故频发为由,辞退了老厂长。

后来,余升才知道,老厂长在外面开了一间小厂,抬高了合作订单价,私自转到自己的小厂承接,将利润收进自己口袋。

余升至今不知道,老余是如何察觉到老厂长不对劲的。他只记得,厂长走后,老余召开了员工大会,宣告 “不改变就滚蛋”。

接班还是不接班?“拥有” 的代价

整个 11 月中旬,桐乡几乎都飘着毛毛细雨。濮院镇密密匝匝地分布着工厂和产业园,招牌上大多写着 “纺织”“羊毛”“服装”,全球每 10 件羊毛衫有 7 件从这里运出。1988 年,开工厂的老板造起了濮院的第一栋高楼。如今,全桐乡最高的楼以一家化纤集团命名,足有 39 层。

26 岁的徐梦悦(化名)已经习惯工厂里羊毛的味道,走锭机的轰鸣声。尽管两年前,她还认定 “这些冷冰冰的机器跟我的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

徐梦悦家的纱线工厂

从一所 985 大学毕业后,徐梦悦在苏州一家策展公司做策划,一年内,从文员做到主管。就在她自觉甩出同龄人一截时,爸爸跟她谈话:“闺女,你挺优秀,但以你的能力给别人打工,可以在公司做到合伙人吗?”

老徐让她回家接班的电话来得越来越频繁,她不记得自己哭了几回,却清楚记得父母对成功的坚定且唯一的理解:一定要自己当老板。

办完 2019 年最后一场活动,徐梦悦下了决心,几天后,坐上回桐乡的高铁。她在一家连外卖都无法送达的乡村工厂,负责一个全新的服装品牌。老员工们爱把 “你一个小女孩、小姑娘” 挂在嘴边,到了做决定时说 “没事,到时候我跟你爸聊就行了。” 桐乡工厂不是苏州公司,职级总有抵不过辈份的时候,徐梦悦感受不到尊重。

对没有走的那条路,她还是留恋的。前公司召开大型活动时找她帮忙,她就会离开桐乡,一头会扎进 “策划主管” 的人生。老徐也放任女儿去,作为父女间的相互退让。

“选择” 是贯穿厂二代们成年生活后的关键命题。是接受父母留好的未来,就像他们从小接受父母给予的一切那样?还是像同龄人一样,找到自己热爱的事?

东莞一家包材厂的接班人没有接受父母安排,而是在小镇里开了一家宠物店。进宠物店的客人总爱问:“你是 X 老板的儿子吗?”“你像你爸一样,这么早就出来自己打拼。” 其中的一些是父亲悄悄介绍来的工厂客户。当有的客人介绍在找包装厂时,儿子又会热心地递上父亲的名片。这是父子间的默契。有客户夸奖:“你儿子开这个店,很不错嘛”,父亲摇着头道:“年轻人,玩一玩而已。” 

迷茫中,很多人选择顺从。“这个家捆绑着我,但我明白自己的一切都是家里给的,得到就是有代价的。” 一位宁波厂二代总结道。

她形容自己和周围人 “都不太爱读书,也不用太卷”,父母忙于事业,“没有时间鸡娃”。有一回她在学校等到天黑都没大人来接,被送煤气的师傅送回家,父母惊讶地后知后觉:“原来你还没回家?” 到了所有人为学业挤破头的年纪,父母出钱让她出国留学,拿一张看起来不错的文凭。同龄人在就业市场争得头破血流,她被喊回家帮忙。

即使不接手工厂管理,也要陪妈妈逛街、照顾外婆住院,接送外甥上下学。“作为家里面的一个闲人,怎么可以拒绝这些事情?你既然无法为家里创造经济价值,至少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吧。” 她说。

东莞一家绣花厂 22 岁的厂二代大学一毕业,就进入自家工厂财务部门,她的哥哥、姐姐也全回到工厂上班。永康一家清洁设备工厂的二代本来计划出国读研,因为爸爸一句 “你继承工厂后也可以经常出国谈生意”,也就 “顺其自然” 地接手了家业。

肖骏峰曾在北京加入过一个创业团队,创始人中学时代就是他的朋友,他没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像 “公司吉祥物”,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算是团队的天使投资人,朋友问他要不要入伙时,他没思考太多就赞助了六七十万元。

2018 年,肖骏峰回到了父母身边,正式接管工厂。“工作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兴趣爱好,就是赚钱。那我肯定选效率最高的方法。” 家中药盒印刷厂去年的年产值是 2.8 亿元,那是埋头格子间无法企及的数字。

印刷厂坐落在长春郊区,一个肖骏峰形容的 “五线小县城”,员工们大多来自隔壁村。他把接班看作 “天职”。自己的野心在 2020 年 1 月后就消失了。疫情三年,只想着守好这份家业。

同样出于责任感的徐梦悦几乎接受了走父亲规划好的道路。为父母的半生心血,为工厂里 130 多号员工,还为她 23 岁、一毕业就被喊回来的弟弟。

一个深夜,姐弟俩在父亲那张大班台上加班。弟弟突然说,想出去闯闯。

“你去吧,工厂还有我。” 徐梦悦说道。隔壁车间走锭机的轰鸣声、羊毛的味道笼罩着姐弟俩。办公室里,老徐养的两尾红龙鱼正在一尊方形大鱼缸里游来游去。

人情课,从毫无储备到精通

11 月的一天,余升要去见一家儿童服装工厂的老板萍姐。萍姐也有一张红棕色大班台,一张根雕大茶桌,几张布艺沙发已无法坐人,堆满了小山包一样的童装。萍姐热络地招呼大家坐,拿出一箱橘子,一把一把地掏出,摆满整个茶桌。

她介绍自己十几年前就做 “研发”,设计的衣服 “能堆满一屋子,没一件重样。” 她看起来 40 多岁,留着一边长一边短的短发式,偏短的那侧耳朵上挂一只银圈大耳环,说话时一晃一晃。

“其实都是山寨的,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 没聊几句,萍姐就坦诚 “秘密”。她生意很好,一条假两件连衣裙,连着 5 年,每年卖出 10 万多件。

听到这里,一直沉默的余升眼睛一亮:“太厉害了,萍姐,你能带我们的货一块儿卖吗?” 接管工厂两年,他已然从一个少言寡语的大学生变成精明的老板,每时每刻都想着生意。

见萍姐含糊地应着,余升又往外抛点子:“萍姐,你为什么不做一个电子产品画册,把过去的设计都收集起来?不然这些创意太可惜了。” 说完,还打开自家工厂的电子产品册展示。萍姐翻完,双手一拍:“哎呀,我就是需要这个!快,我们加个微信。” 她的大耳环迅速晃动起来。

初到工厂时,余升总是一身的棱角对着所有人。他曾在十几人的聚会上,指责一位电视台台长说的都是 “正确的废话”;他之前不喝酒,无论坐着多大的领导,也只说:“我是 90 后,跟你们不一样,只喝可乐”;外出见客户讲 PPT,他指着坐在电脑前的对方公司大领导,命令般地开口:“按一下。”

张政形容那时的余升很 “干”“情商低”,经典动作是:坐在办公桌前,叼着烟,盯着屏幕,有事时就说:“你过来一下。” 就像很多商业公司创始人认为的那样,余升也坚信 “公司是一台精密计算器,效益是最优先的。” 这个教科书般的原则让他在执掌工厂的一开始四处碰壁。

余升曾毫不客气地跟 HR 负责人说:“我是留学回来的,还开过两家公司,我的能力是 OK 的,我是比你更牛逼的一个人。我问有我的理由,你必须把这个东西给到我。”

很长一段时间,工厂员工都会向老余抱怨,新来的余总 “专断”“咄咄逼人”。余升不理解,“我咄咄逼人又怎么了?你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就不做,咱们一起只挣钱,不行吗?”

工厂曾有一批货因为几个包装盒的标签贴了错位置,卡在客户的仓库门口整整三天,余升干着急。老厂长教他一套说辞:“入库货物的装卸肯定得请人,请人的工资我们来付。” 余升照着说了,还给了对方 800 元的 “工资”。守仓库的人打印了几张 A4 纸,盖掉包装盒上的错误标签,货顺利入了库。

“原来送钱要这么送。” 余升开始理解老一辈人所说的人情世故里的弯弯绕。

有员工再与余升起争执,他也不再用命令语句,而是抛出一连串请求:你就把我当个弟弟行不行?我有些时候交代问题不清楚,你多打个电话问问我行不行?我就这点能力,没办法,人都有短板,你让着点我行不行?

2022 年的 4 月,余升终于学会了喝酒。有时去出差三天连喝 6 顿酒,“每天都在酒里头泡着”。他开始经常提 “朋友”,总是说 “这帮朋友,真是不错。”

朋友叫他去的局,他认真出席,认真陪酒,朋友提醒他 “得喝酒,喝白的”,余升便第一次喝白酒, 53 度的茅台,用玻璃杯喝,喝到一杯半就喝不动了。张政和另一位朋友赶到酒局,给领导们发了一圈烟,替余升干了几杯。最后三个人都不记得怎么回的酒店。

老余劝余升,“要喝酒的生意咱别做。”

“没关系,得喝。喝完之后,我感觉心扉能打开。” 这一回,反倒是余升给老余上起了人情课。

一代有一代的坎

萍姐工厂的园区栽种了热带海边才常见的棕榈树,扫把状的叶片肆意撑向天空,迎着簌簌而下的细雨。黑色玻璃大楼前的水池里,一小股喷泉汩汩地冒着水花,几块灰色岩石和一棵修建齐整的罗汉松立在一旁。

“赶上时代的人,早早上岸了。” 走在 50 亩的园区里,余升羡慕地说。他总是谈时代里的机会,谈到上一代时总是羡慕,谈到这一代时总是可惜。“如果在一个高增长赛道里头,就算我是三流人才也能把它做成二流成绩。但如果是在一个存量竞争的情况下,就算我是一流的人才,也可能只能做出二三流的成绩。” 他说。

余升曾对自己能成事深信不疑。学生时创业失败了,他觉得,“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给些坎,对吧?”

上一代创业没有想得那么容易,就算机会真的遍地都是,他们也是靠敢拼和跨过一个个坎得来的。

老余当年从机械工厂出来后,和妻子买了一台套口机,两口子没日没夜地干,套口机从一台变成十几台。等套口的风口被保暖内衣代替,他们又做保暖内衣的袖口和领口,带着产品去温州、义乌挨家挨户推销,一年跑废了一辆面包车。2014 年,桐乡工厂流行生产羊毛衫,老余另辟蹊径,上网搜 “礼物”,第一个跳出的词是 “围巾”,他开厂做羊毛围巾。那一年,他卖出 80 万条围巾,每条赚 50-80 元。

徐梦悦的爸爸老徐 1995 年离开山东单县的文化站,做起了 “桐乡人都不愿做的、吃苦受罪的生意”,他从东北收购羊毛,洗净再卖给桐乡人,一吨能挣两千块。“那可是 1995 年的两千块,比工资多多了。”

一位东莞厂长最初不甘只做村子里的数学老师,卖起了刀模。创业的头几年,他穿着一双露脚趾的鞋跑遍广东的市场,舍不得买一块钱一份的肠粉,“一块钱也可以买一大兜豆芽,烧给工人吃”。

肖骏峰记忆中,父母开药盒印刷厂的前两年,一家人挤在一间出租房里睡觉。晚上 12 点,爸爸偷偷对妈妈叹气,不想再这么干下去了,太累了。

相比起来,厂二代更像在岸上行走。“我从小不愁吃穿,对钱就没有概念。” 余升说道。他讲起自己以前奢侈的生活,吃饭向来是打开点评软件,“从最贵的往下刷,挨个儿吃”;去北京玩,3000 多一晚的酒店,“一住就是一两个月”。

只不过,在生意场的岸上,哪里都是别人走过的路。他为工厂谈的第一个生意,还是为父亲所在的企业做年终贺礼。

为了开发防晒条线的新客户,余升从网上拉了个店铺名单,一家一家地问,转了三次电话才联系上上海一个服装品牌的采购部门。他把资料、样品寄了过去,每一周打一个电话追问。打到第四周,对方把样品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又隔了一段时间,那家品牌方确定要开发防晒产品,采购想起每周给自己打电话的余升,主动联系了他。“刷存在感” 奏效了。

余升为工厂的防晒线产品专门开了一座展厅,方便之后的合作商参观、选择

年轻人学会老一代的 “笨方法”,老一代也在拥抱新技术。

老徐最开始忌惮互联网那套方法论。尽管每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桐乡举行,科技金字塔尖的人就在距离老徐工厂 20 多公里的地方讨论互联网如何颠覆传统、改造世界。他一度觉得互联网打压了实业,因为看了太多网络诈骗新闻,微信上一度什么卡都不敢绑。直到老家的县长来桐乡学习互联网,老徐顿悟要 “搞互联网经济”,赶紧叫女儿回家带着工厂转型,就从直播电商开始。

在只有一人的品牌线上,选品、直播都由徐梦悦一个人做。她独自联系生产、搭配样衣、找主播、发货、做客服,连着三四个月,没有一天在凌晨三点前下班。她曾一夜没睡后,回到厂里继续直播 16 个小时。摄像头关闭的那一刻,她双腿发软,直接瘫倒在地。

从花钱的人变成赚钱的人,钱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的意义也变了。在余升那里,原来钱代表享受,现在代表成功路上的进度条。

他的办公桌一脚,摆着一台被烟熏黄的空气净化器,是小米品牌较便宜的一款。他可以一顿用十几元的外卖粥解决,住月租 3000 元的公寓——花过去一晚上的酒店钱。

“如果成功要量化的话,那金钱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指标。” 余升觉得一起留学的同学,选择加入一家公司,一年挣到四五十万的,都不算成功。“我把工厂从 3000 万做到了 6000 万,翻了一倍,不算更牛吗?”

机会,机会,机会在哪里?

整个 11 月,余升不是在埋头于工厂就是在出差路上。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基础款潮牌,11 月底上线得物平台。他还孵化了一支短视频团队,笃信 “公众号之后,下一个风口绝对是视频号”。在 4600 多公里外的哈萨克斯坦,他组了一支小团队,要乘着 TikTok 和一带一路的风做服装直播。

细数业务时,余升手中的烟抽完了,马上,又点了一支。他一天要抽掉两包烟,心情不好时会变成四包。他的办公室总是缭绕着灰雾,散发出一股惹人发晕的尼古丁味。

余升没什么兴趣爱好,一空下来就是不断地见人。他觉得桐乡这块池塘太浅,“这群厂二代,比起我在一线城市里认识的经营格局上差了点儿。” 他总是跑去北上广,认识不同的人:时尚快讯公司的老板、某品牌的采购、某个局的领导、挣了不少钱的年轻人……他玩 Soul——不是寻觅约会对象,更喜欢定一些配对条件找到能和他讨论业务的人。

可是,他们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余升提到自己的朋友,一个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卖大牌同款一年净利润 6000 万元,另一个拿着家里给的 300 万元去买比特币,一年挣了 1 个多亿,后来拿这笔钱去投电影,几乎尽数亏掉,现在经营着一家马场。

“这让我心里稍微平衡脸一点,大家日子过得都差不多。” 余升说。

2021 年,他在朋友圈写年终感概:经济迷雾对于我来讲是最大的阻碍,我已经看不清明年的方向……30 岁,90 后的黄金年华,碰上经济低潮,特别可惜。

“那些能力还没我们强的,或者没我们努力的人已经功成名就了。” 他最窝火的是这个。“现在我感觉使不上劲。” 余升点起了这一夜的第四根烟。

他能做的就是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他去看朋友的马场、射击场,也去杭州参加 Web3 大会。当得知舅舅在新能源领域干得不错时,立马打电话问:“我有机会吗?新能源这趟车,我也想上。”

“你干不了,光设计费就五六千万。” 舅舅说。

电话挂断,余升感觉自己在一片废墟当中仰望星空,“看起来很多希望,但跟我没有关系。”

连老余也变焦虑了,总是一个月冒一个新主意。8 月,他去看养牛,觉得肉牛市场好做;9 月又看阳光玫瑰,“现在浙江种一个发一个”;10 月的一天,他拎了一袋花生找余升,提议两人养水培花生;到了 11 月,老余累了,累到连工厂都不想再管了。他和余升说了几次:“我就拿 20% 的股份,你每年给我分红,分得了就分,分不了就算了。”

他知道生意难了,但对实业还剩一份信心:“不管怎么样,衣服大家都得穿,客户一波一波地换,但是工厂不会倒。”

余升还没有答应正式接班。在巨大的茫然中,他一年能摇摆好几回。一下觉得:“做服装没有未来,实现不了我的理想”,一下又反思:“我是不是应该再专注一些”。

有一天,一名销售部员工找余升诉苦,一向坚硬的余升给对方说着说着,想起一摊没头绪的事,哭了起来。

“我当时感觉绝望窒息,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真的在想公司该往哪个方向走,该怎么做出更大的产值。而我很迷茫,要搁很多身边人都觉得躺平算了。可我还是不想躺平。” 他回忆着。他不甘心。

老徐理解不了孩子们的苦恼。“怎么会没有机会呢?” 他说,“你们读个书还要花上十几年,看行业怎么能就看几个月,三五年总会有机会的。”

老徐在 2003 年非典、2008 年金融危机时,低价收购设备,扩建工厂。去年,行业内销下行,他收购香港、珠海的两家销售公司,开拓了出口市场。桐乡的大多数纱线厂只开工几个月,今年销量只有去年的一半,老徐的工厂却一年到头都开了足马力。他办公室的那尊方形大鱼缸里,两尾寓意 “兴财旺家” 的红龙鱼仍在游动,红金色的鳞片在水里闪光。

这名希望 “香火延续” 的生意人对二代仍有担心:“年轻一代还没有什么大局观,对市场变化无法作出预判。仍需要我们扶上马,送一程。” 坐在一旁的徐梦悦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新一年开始,我问余升有什么愿望。他说,希望探索的业务上尽可能运气好一点,能够不亏钱,“小赚就是胜利。” 听起来,他的野心似乎放缓了。

不过,很快,他又介绍了自己的新想法——疫情政策调整了,得看看旅游业的新生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