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由《财经》杂志、《财经智库》、财通汇联合主办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经济重构中的财富管理态势在北京通州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和信心问题，不仅是影响当前经济稳定恢复的重要因素，更是事关我国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改善和提升。
他进一步指出，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重点有三个方面：第一，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第二，要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降低政策风险；三是要更加注重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和舆论环境的改进。“近年来尽管我国大政方针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一方面一些与中央大政方针不相符合的言论不时出现，而且得不到及时和权威的反驳和澄清，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对于那些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不正确引论，有关部门一经发现应当及时予以批驳和澄清，绝不能听之任之默许纵容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张军扩表示。
张军扩认为，无论是从供给侧来看还是从需求侧来看，我国都具有显著而独特的诸多优势，只要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大的吸引力，就一定能够形成更强的发展优势，不仅能够抓住机遇，也能够化危为机获得更好的发展。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张军扩：大家好，很高兴参加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我想与大家交流的一个看法是，优化营商环境要进一步走深走实。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形势的持续好转，我国经济也呈现出稳定恢复的良好态势。总体来看，与去年底疫情还比较严重的时候大家对今年发展形势的分析预测相比，疫情趋稳的节奏好于预期，经济恢复的进程也好于预期。这样看来，尽管经济恢复还不平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只要年内不再发生比较严重的疫情反复或其他大的冲击的话，今年增速达到5%以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我认为这抓住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抓到了短期经济稳定恢复和中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只有市场主体预期趋稳，信心增强，各项政策才有发挥作用的基础，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才能达成纲举目张的效果。
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和经济的持续恢复，特别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等重大问题发出明确政策宣示之后，市场主体特别是广大民营企业信心有所增强，发展的积极性也呈现恢复。
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和信心问题，不仅是影响当前经济稳定恢复的最重要因素，更是事关我国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改善和提升。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要真正有效稳定预期和提升信心，除了中央已经部署的各项促消费、扩投资等短期政策举措之外，我感到比较重要的，是要努力解决一些影响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预期与信心的深层问题，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重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水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直是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要求，20大报告不仅继续明确了这三项要求，而且提出要按照这三项要求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对此做了强调。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是应有之义。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营商环境市场化的过程。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一直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客观上计划、行政力量增强而市场力量削弱，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市场主体信心的增强，最终也会损害发展的后劲。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总体来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提升，但存在的问题依然较多，改善的空间依然较大。
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产业布局剧烈调整、各国产业竞争更趋激烈的背景下，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外资企业投资下滑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去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可是分类来看，内资企业投资增长5.5%，港澳台资企业投资增长0.2%，而外资企业投资是下降4.7%。这种情况说明，提高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不仅具有重要性，也具有紧迫性。根据有关调查，当前外资对改进营商环境的诉求，主要集中在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与本地企业公平竞争、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增强法规透明性、稳定性等方面。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任务提出了要求，做出新的部署。在二十大结束后不久，国家部委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外资在中国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受到外资企业的普遍欢迎。希望能够得到切实落实，创造更好的外商投资环境。
其次，要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降低政策风险。政策风险问题是近年来企业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后推进优化营商环境走深走实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一是政策的稳定性问题。越是在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时期，越需要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稳定企业预期与信心。现阶段，无论是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还是促进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共同富裕等，都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须之策，对于保障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无论多好的政策，要想取得好的实施效果，都不仅需要好的方向、原则、内容，而且需要把握好出台的时机、节奏，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时效度”问题。强调政策稳定性不是否定政策调整优化的必要性，而是强调政策调整要尽量避免“急转弯”和“翻烧饼”。由于重要政策的调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关企业的运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其竞争力状况、盈利水平等产生比较大影响。企业为了适应新的政策要求，往往不仅需要增加新的投资，而且需要一定调整时间。因此，一方面，重大政策变化一定要给相关企业满足新的政策要求留下一个必要的过渡期，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长期合规合法经营而单纯由于政策要求变化而需要增加新的投资或遭受其他损失的企业，则需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二是政策的系统性和综合影响需要充分考虑。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中央财经委有关负责同志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专门就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问题做出论述。他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还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等，这些要求针对的都是这个问题。
三是政策要与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相适应，要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简单化地搞“一刀切”。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虽然发展成就巨大，产业门类齐全，但毕竟产业技术水平层次不齐，区域发展差距很大，既有非常先进的产业，也有十分传统的产业，有些甚至还是手工作坊。在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就业压力之下，尽管我们要为推进产业升级付出百倍努力，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技术层次的产业并存发展可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
第三，要更加注重企业发展大的宏观环境和舆论环境的改进。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企业越来越关注宏观问题。因此，不论是短期促进经济稳定恢复向好，还是夯实长期高质量发展基础，都不仅需要出台一些具体的支持救助政策，更需要大力改进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舆论环境对企业预期和信心的影响。近年来，尽管我国大政方针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一方面，一些与中央大政方针不相符的言论不时出现，而且得不到及时和权威的反驳与澄清，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今后一方面，对于那些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不正确言论，有关部门一经发现，要及时予以批驳和澄清，决不能听之任之，默许纵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另一方面，重要政策的出台不仅需要充分酝酿，权衡利弊，而且一旦出台，就需要尽快公布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充分解读，以避免被误读误解，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党的20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在机遇风险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最好的应对政策，还是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就是要不断优化我国的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吸引力。无论是从供给侧来看，还是从需求侧来讲，我国都具有显著而独特的优势条件，只要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大的吸引力，就一定能够形成更强的发展优势，不仅能够抓住机遇，也能够化危为机，获得更好的发展。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