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就业压力攀升，特别是青年就业压力凸显。
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建议，通过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围绕新业态就业解决问题。与之同时，还应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支持新就业形态高质量发展。
防范“数字鸿沟”带来就业排斥
近年来，中国就业压力逐步上升。特别是青年就业方面，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而企业缩编、减员的情况屡屡发生，青年就业市场的供与需矛盾突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16岁-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达17%，远超近5年的平均水平（13.74%）。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建议，“保就业面临新风险，促就业不能走老路，应顺应数字化大趋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
对于中国当下的失业原因，除了疫情短暂冲击、经济下行导致的周期性失业，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在2022年8月的例行新闻会上曾表示，如今就业结构性矛盾持续显现，部分领域人才供需脱节、人岗匹配度不高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
刘尚希表示，经济社会深层结构性问题日渐凸显带来的就业压力，难以随着人口规模的下降而缓解，就业面临“四难”：青年就业难、稳住劳动参与率难、就业政策创新难和政策协同配合难。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39.8%。随着数字化对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多“非单位、非岗位却又能获得收入”的就业新业态衍生而来。
刘尚希表示，当下中国数字经济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占比近三成，产生的新职业中多数与数字化密切相关，在第三产业中，数字经济带来的岗位占到六成，对于这些新业态岗位，对就业、经济的带动作用不亚于、甚至未来极有可能超越传统的工商企业。
尤其是对于“青年就业难”问题，刘尚希认为，数字平台经济所形成的新型就业“生态系统”既是青年当下就业选择的过渡地带和未来主体形态，也是青年人才自雇创业的“孵化地”。
实习僧就业平台CEO曾舒煜告诉《财经》记者，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症”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原因有三，一是岗位需求多，以实习僧平台为例，2022年发布的数字经济相关实习和校招岗位近10万个；二是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发展前景好，对学生的吸引力强；三是岗位工作方式灵活化，部分岗位对工作经验和学历要求较为宽松，大学生能够以实习的方式参与职场，有助于提升未来的求职竞争力。
为根治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刘尚希建议加大对数字经济支持力度，加快就业促进政策的创新。通过以电商、网约车、物流配送、在线教育、信息服务等就业新生态，缓解青年就业压力。
此外，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可以提升劳动参与率。刘尚希认为，如今中国劳动参与率下滑，就业新业态具有时间灵活、选择自由、无需固定场所等优势。“只要敢想敢干，就可以在网上找到赚钱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入市门槛，有助于女性、长期失业者、残疾人等获得就业机会。
刘尚希提出，还应加强数字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化工作能力。特别要注重缩小不同行业、不同代际劳动者之间的数字技能差距，防范“数字鸿沟”带来新的就业排斥。
加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保障
随着新就业形态逐步发展，相关劳动者的维权困局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下，新就业群体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根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五分之一。根据工信部数据，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4590亿元。然而在新业态高速发展的同时，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等从业者的权益保障问题有待解决。
2月21日，“60岁中通快递分拣工凌晨在岗位猝死”的话题冲上热搜。如何打破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困局，再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这是社会公平问题，也是实现新业态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对此，多位代表、委员在本届两会上呼吁加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建议，新业态用工要纳入劳动法范畴。
全国人大代表、TCL董事长李东生认为，为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参保权益，应修订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将所有劳动者强制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畴。
互联网平台通过众包公司和灵活用工平台，层层剥离用工成本与风险在行业中屡见不鲜，鲁晓明指出，绝大部分从业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购买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这正是他们的合法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症结所在。
事实上，这不是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第一次被提出。2021年“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被确定为全国人大重点督办建议。随后的7月，人社部等八部委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加大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的保护力度。2021年12月,人社部、财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7省市启动试点工作。
尽管新业态从业者的维权问题有了重大突破，但各类限制仍在。李东生发现，各试点城市在覆盖范围上仍存在局限性，而且在工伤认定范围、缴纳模式、经办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限制条件，导致参保门槛较高，无法适应新业态需求。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华江文化集团研发副总裁鲁娟此前亦提出，快递、外卖配送员等新业态从业群体中大部分是外地户籍，虽然多地允许就地缴纳灵活就业保险，但在一些超大型城市，尚无法实现灵活就业参保，而这里恰是外卖员、快递员等聚集最多的地方。
为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合法权益，鲁晓明建议，一是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法律保障，将新业态劳动者作为特定职业类型，纳入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保护范围；二是完善政策保障体系，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三是加强对平台企业用工合规的动态监管，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四是提高全社会劳动者权益保障意识，充分发挥工会在新经济、新业态下维护广大劳动者权益的功能。
（《财经》记者邹碧颖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