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力拼经济的当下，民营企业信心的恢复被提到一个重要高度。
5月24日，上海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六届上海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召开，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表示，要大力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着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更好引导民营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会上发布了上海市支持民间投资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近两年来，民营企业预期转弱、信心不足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多种措施提振民企信心，给企业吃“定心丸”。《财经》记者注意到，近期，除了上海，山东、湖南、江西、海南、辽宁、吉林等多省市都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稳预期、强信心。
此前，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曾直言，换位思考“政”与“企”，企业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服务企业也是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我们要以眼里揉不进沙子的态度抓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除了省一级，诸多市县也在给民企吹暖风。例如，在广东省中山市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中山市委书记郭文海带头向企业家致敬，之后直接公开自己手机号，说：企业有需求可直接报给他。“我和市长当好你们的服务员，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
在山东东明县2023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誓师暨优秀企业表彰大会上，东明县委书记孙迁国更是直言，谁跟企业过不去，县委、县政府就跟谁过不去。
当前，提振民营企业信心被认为是恢复中国经济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信心比黄金更珍贵”，打破容易，恢复艰难。如何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什么原因导致民企预期转弱？民企最需要的支持是什么？近期，在由武汉大学、腾讯公司主办的2023数字经济（东湖）论坛上，《财经》记者针对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民企信心不足背景复杂，政策时度效须把握好
《财经》：您认为近两年民营企业为何预期转弱、信心不足？
杨伟民：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其中预期转弱主要就是针对民营企业。
预期转弱一方面由经济形势造成，另一方面则受到政策、治理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可能因经济形势带来的预期转弱，但不会出现因政策和其他因素带来的预期转弱问题。
民营企业预期转弱的背景十分复杂，是多种因素影响造成的。首先就是疫情冲击，过去三年疫情使经济活动受到冲击，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盈利都受到较大影响。
第二，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不确定性也在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加剧，民营企业也受到较大影响。
第三，经济治理方式和体系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在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等方面还需要优化，出现了长期目标短期化、持久战打成攻坚战、系统化变成碎片化以及一刀切等问题。
《财经》：近两年来，民营企业的舆论环境也有所恶化，社会上存在一些对民营企业地位、价值的不正确议论，使一些企业家心存忧虑。导致这种不良舆论环境的原因有哪些？
杨伟民：近年来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不良舆论环境是在上述各种复杂的背景环境下出现的，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二十大都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都是为了扭转这种不正确的议论。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民营企业遭遇不良舆论环境影响，2018年就曾出现过民营经济离场论。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阐明立场和政策，强调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实际上就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不良舆论倾向，批驳民营经济离场论。
稳定的理论和制度供给是提振民企信心关键
《财经》：您认为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的关键是什么？
杨伟民：扭转民营企业的弱预期、提振民营经济信心需要短期的政策支持，更需要长期的理论供给和制度供给，这是最关键的。
从理论上，要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民营经济存在的必然性，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民营经济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彰显民营企业是自己人，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更加明晰化、系统化。
制度方面，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合法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应受到同等保护。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条款，继续甄别、纠正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错案。企业家创办了企业，保护产权也是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5月5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倍加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其中就包括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政策方面，要增强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一致性，政策的出台要进一步明晰化、具体化、精准化。
此外，要进一步规范民营经济准入范围，破除民营经济在可准入领域的隐性壁垒；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
在具体措施方面，要减少对企业多头、多层、重复检查，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负担。目前企业反映，现在各种检查非常多，一些企业一天到晚都应付检查。这需要整体性、系统性规划，明确到底由哪一级检查，哪一个领域、哪一个部门检查，不能多头都查。
最后，要进一步完善政商间法治化沟通机制。习近平总书记讲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这需要进一步从法治化上去实现，明确相关法律、法规。要解决地方政府政策多变、标准多变、新老政策不衔接、部门间不衔接等问题。在政策执行中要避免“一刀切”，一律关停等情况的出现。
政策出台与执行要建立在法治化基础上
《财经》：我们在对诸多民营企业的调研中了解，相比于税收、贷款、土地、补贴等各类优惠政策，企业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一致性、确定性最为关切。您怎么看？
杨伟民：根本还是在于政策的出台与执行要建立在法治化的基础上，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现在政策多变，说明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还是要增强法治观念，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对于法律不健全、无法可依的情况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司法、行政上也要相应进行调整。如果完全是由于政府政策多变导致企业家财产权受损或企业利润受损，让企业家或企业能够运用法律的手段去解决问题、维护权益。
《财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当前，张维迎等诸多专家学者在不断强调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您认为该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
杨伟民：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牢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决不能偏离这个首要任务。要紧紧围绕市场来配置资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来决定。
更为具体的就是刚才所说的从理论、机制制度、政策体制等各个方面去完善和改革，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给企业家信心和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