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的25条具体举措。人们普遍认为，这无疑给供给侧信心和预期的提升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与此同时，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与拉抬供给侧信心和预期同样重要的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升需求侧的信心和预期。
需求的提升，能够拉抬供给侧的投资和产出，需求侧信心的稳固和预期的提升，能够有效刺激供给侧的信心和预期，所谓消费引领生产，利润反哺创新，创新进一步刺激消费等等。
这些观点毋庸置疑都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拉抬需求侧的信心和预期。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有从消费券入手的，有从各种商品购置优惠措施入手的，还有着眼于收入分配结构改革这一长久之计的。
然后就会有各种针对性的反对意见。或是认为一次性刺激消费效果有限，还会养成不劳而获的懒人心态和预期，再考虑到我们现在还处于以发展为主的阶段，总体而言弊大于利。或是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确有必要，势在必行，但恐怕缓不济急，而且说归根结底没有发展、没有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如无根之萍。接下来就是不能坐等需求转暖转强，要稳增速、保就业，还是要加强投资力度等常见分析。
其实，人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不必人为割裂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更应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和较优的政策组合效果。一段时间可以多围绕建设和发展做文章，一段时间可以多围绕民生和消费做文章。看哪个方向的努力回报率更高、综合效果更好。具体到现阶段，投资和需求孰轻孰重，以及先后顺序等问题，不妨多从投资依赖症导致的诸多“弊端”来反向思考。
当前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偏低，局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的问题已相当突出。虽然相较于国外的福利财政赤字，中国的偏建设型财政赤字有着眼于未来兼可变现资产多等诸多比较优势，但也要考虑当期地方债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未来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聚集度变迁导致的局部地区债务长期化的风险。
此外，在新动能没有全面到位、内需尚未形成充沛拉抬效应的时候，强求民企投资率的提升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和一厢情愿。民企或许没有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但确有一部分企业正在经历一定程度的经营负债表衰退，一方面在消化前一轮的过度投资导致的债务和产能负担，另一方面在观察和考量新的赛道和风口，为下一轮增长储能蓄势。在这个当口，一些地方政府过度招商引资，只能会加剧产能过剩，加大内卷，令民企利润率进一步下降，进而对进一步投资更加裹足不前。
因此，在当前基建投资回报率下滑，民企投资意愿阶段性不足的现实情势下，适度加大对消费的刺激，适度加大对民生的投入，或可取得更为可观的效果。
人们不必太拘泥于对当期消费进行刺激的效果之可持续性问题。很多时候信心和预期的扭转需要一个触发点，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定向消费补助力度，加大对普通民众的普惠型消费补贴力度，能充分显示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对民情的体恤、对民生的关爱，有利于营造一种普惠、和谐、友爱和风雨同舟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减轻人们的困顿和惶惑之感。
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可以有效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中国经济痼疾，在当前甚至有加剧之势。在一定历史阶段，比如在以建设和投资为发展阶段重点的时候，储蓄规模巨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优势，但在投资回报率走低的当下，则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银行体系的负累，同时拖累消费。把养老、医保、保障房和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民生欠账尽快补齐，会对减少预防性储蓄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今冬一些地方儿童流感流行，各方焦灼之情众所周知，表明在医疗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匹配之间还有较大的张力，还有很多改进和提升的空间。此外一些地方还面临各种养老问题。只有对一老一小友好型社会，才能让青年群体有更多的生育意愿，只有一个摆脱焦灼和内卷的社会，创新才有更多的动力和空间。
另外，我们所谓的民生是大民生的概念，也包含不少实物投资，比如保障房建设、医院和养老设施的建设等等，都会对当期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形成相当有力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