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面对新挑战,中国经济需瞄准高质量发展

2018年10月17日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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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年当中,特别是在过去五年当中,中国经济的运行本身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我们要小心翼翼地不断地警醒自己,要结合高质量发展阶段思念战略作出中国经济形势的精准分析,提出应对矛盾和挑战的政策主张。”10月17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以“金融科技链接智慧未来”为主题的2018杭州湾论坛上如此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高培勇

高培勇认为,政策层面的调节固然是必要的,但是相对而言,如果忘记了“根本途径是改革”,只盯着政策层面的调整,很可能会事与愿违,达不到我们预期的目的。精准而专业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首先完成三道拷问才可能在接下来做后续的工作。

第一道拷问是,做经济形势分析的时候不管遇到多么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都要问自己,主要矛盾因此而变化吗?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发生变化吗?进一步说,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发生变化了吗?如果这几个方面的变化都没有发生,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看法,就可以找到一个恰当的观察点,这是第一个拷问。

第二道拷问是,宏观经济政策主线调整了吗?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在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又回到了需求管理的轨道上面去了?如果没有回去,仍然是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仍然坚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政策主线,那么,你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你所发出的政策呼声,很可能不是你原来设想的样子。

第三个拷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是主要靠政策性的调整来应对,还是靠体制机制的改革来应对?如果你仍然认为主要靠体制机制,而不是靠政策的调整,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有进行政策调整的必要,但主要的立足点、主要的依托力量是改革,你也可能会提出不一样的政策主张。

高培勇还表示,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怎么发挥作用?搞扩张。怎么扩张?第一靠减税减费,第二靠扩大基建投资,第三就是要加大财政赤字。他认为,新的战略应建立在十年前反国际金融危机经验和教训的系统总结基础之上,减税降费不能以增发国债和赤字作为资金来源,对于赤字要保持高度敬畏,不可轻言扩大赤字。

以下为发言实录:

谢谢波明总编辑,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金融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专业而精准的宏观经济分析从来都是十分重要的。大家已经注意到,从今年的第三季度开始,中央决策层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描述,使用了“稳中有变”的新字眼,其中最大的一个变量就是中美贸易摩擦。

面对由中美贸易摩擦引致的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的新形势,我们该如何看,又该怎么干,不仅考验着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政府官员,而且实际上,也极大地考验着中国的经济学界。注意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近一个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新态势以及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反响,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十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反危机的实践。有很多现象,同当下都是颇为相似的。

比如说,发源地。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是美国,十年后的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发源地也是美国。只不过十年前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十年后的今天是贸易摩擦带来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传递的路线也极为相似。都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带来外需减少,从而带来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最终的实际影响更为相似,都是落实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上。

注意到十年前和十年之后的今天这样的一种经济运行态势的相似,我们得说一句话,尽管各个方面都很相似,但是,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所要采取的对策,却不能相似。也不应当相似,而且还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相似。

这里的道理非常简单,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特别是在过去五年当中,中国经济的运行本身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工作理念、思想和战略也作出了重大的调整。这些调整,这些变化,是我们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的时候不能忽略掉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最近三个多月来,中央决策层围绕着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所提出的战略方针“六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

不妨体味一下“六稳”当中透视出来的精神,并且跟十年前反国际金融危机战略加以比较,我们发现,这里缺少了什么,去掉的又是什么东西?就是稳增长。还记得十年前那场反国际金融危机操作所突出的一条主线索就是保增长,全党、全社会全力保增长。在1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颇为相似的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在六稳当中,很多稳都提到了,唯独稳增长并没有在其中显现。

我想,这是决策层给我们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信号。实际上,大家回忆一下过去五年当中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对于经济工作方针的部署,都和以往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对于经济形势怎么看,我们总是说,中国经济运行当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当讲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结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说,不是十年前我们所认定的总量问题。当说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时候,也是在讲,不同于十年前我们认定的需求层。主要矛盾不同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了,我们对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即便是面对颇为类似的现象,也不能不有所区别。

其二,宏观经济政策,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大家熟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和十年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相比,是颠覆性的变化,方向性的改变。十年前宏观经济政策主线是什么?需求管理。需求管理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作为老师在跟学生讲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这几个方面归结需求管理:第一我们强调立足需求侧,第二我们强调盯着需求总量,第三我们进行的是针对需求总量和供给总量不平衡的对冲性逆向调节。这是需求管理关注的三大要素。

但是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断在讲,你得从需求侧跳到供给侧,你关注的东西不能需求总量,而要关注供给的结构和供给的质量,你瞄准的不是短期对冲性的调节,而是着眼于中长期的经济发展。

第三,谈到怎么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根本途径在于深入改革。也就是说,主要不是靠政策层面的安排,而主要是立足于改革,立足于以体制机制性的变革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为目标。

所以,在这个时候,政策层面的调节固然是必要的,但是相对而言,如果忘记了主要靠改革,只盯着政策层面的调整,可能事与愿违,很可能达不到我们预期的目的。在今天、在当下这样一个关节点上,我们说。精准而专业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首先完成三道拷问,才可能在接下来做后续的工作。

哪三道拷问呢?第一个,当你做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时候,不管遇到多么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都要问自己,主要矛盾会因此而变化吗?矛盾的主要方面会因此发生变化吗?进一步说,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发生变化了吗?如果这几个方面的变化都没有发生,我想,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看法,就可以找到一个恰当的观察点,这是第一个拷问。不通过这个拷问,你后续的工作无法进行。

第二个拷问,宏观经济政策主线调整了吗?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在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又回到了需求管理轨道上面去了?如果没有回去,如果仍然是实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仍然坚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政策主线,那么,你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你所发出的这种政策呼声,很可能不是你原来设想的样子。

第三个拷问,我们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是主要靠政策性的调整来应对,还是靠体制机制的改革来应对。如果你仍然认为主要靠体制机制变革,而不是靠政策的调整,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有必要进行政策调整,但是主要的立足点、主要的依托力量是改革。你也可能会提出不一样的政策主张。

所以,当前的宏观经济分析首先要面临着这三道拷问。我以为,只有经过这三道拷问之后,我们再去讨论具体的对策安排,恐怕才可能做到精准,才可能做到专业。

我说的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非常抽象,也相对原则,我们不妨把讨论深入一点,落到具体的问题上。

今天在早餐的时候,几位专家都在跟我提起一件事儿,就是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应该怎么做?波明总编辑介绍我是财政税收的专家,我的确在这个方面相对比较熟悉。大家试着询问一下自己:当你提出财政政策如何做的时候,你心目当中的财政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你心目当中,是把财政政策放在怎么样的政策主线上了?我揣摩不少人是把财政政策放到了需求管理这一条主线上面去了。

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怎么发挥作用?搞扩张,又怎么扩张?不外乎这样几点:第一减税减费,第二扩大基建投资,第三就是加大财政赤字。我认为,这里涉及的理念、思想、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不自觉的或下意识的又回到了十年前的轨道。如果是那样,我们不一定能在今天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上达成共识。

必须换一套思路。这一条思路的转换,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必须是有意识的,你得比照着分析。如果放在十年前,我提出的主张是什么?十年之后的今天,我要跟十年前有所不同,才可能有针对性地把当下的问题解决好,才可能不偏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

比如说,减税降费,今天跟十年前的减税降费不一样。它的行动路线和目标有很大的不同,十年前的减税降费都是着眼于扩需求,对于稳增长有利。十年后的今天,减税降费的目的是降成本。降谁的成本?企业的成本,实体经济的成本。所以,这个时候的减税降费,有明确的指向,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总量性减和降。还有,减税降费不能以增发国债和赤字作为资金来源。以增发国债去实施减税降费,如按照今年的目标减税1.3万亿元,那么今年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就得在2.38万亿元的基础上加上1.3万亿元。这样不行。我们要用新的思路作为减税降费的重要支撑,把减税降费同节用裕民联系起来,与削减政府支出相捆绑。

再比如,扩大基建投资,我们十年前4万亿元扩大基建投资的办法,确实实现了稳增长的目标。短期之内,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就开始触底反弹。但是,十年后的今天还可以吗?当然部分的拉动作用还是有的,但是不是瞄准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发展不同于高速增长,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你再启用10年前的办法,我们会面临诸多的问题。第一就是可能再度扭曲结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这样一种扩大投资的办法,它的效益能够像十年前的样子吗?十年前的投资拉动效应跟十年后的投资拉动效应绝不在一个水平上面。所以,该怎么办呢,注意一下,中央决策侧关于扩大基建投资的操作是跟补短版结合在一起的。你扩大的是什么投资?不是总量性的,而是有明确的指向的。要精准得去扩大投资,瞄准特定的方向去扩大投资,这是不一样的。

再如赤字,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战略都是建立在十年前反国际金融危机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系统总结基础之上的。没有十年前的这种经历,我们何谈不搞大水漫灌。对于赤字,我们还是要高度敬畏,不可轻言扩大赤字。今天的中国经济环境跟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不讲其他,单讲我们杭州,单讲浙江,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杭州的地方债,十年前的地方债跟现在的地方债绝对不同。中国今天面对的重大风险系数跟十年前相比,也不在同一个水平上面。讲到扩大赤字的时候,一定要以防风险作为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且排在头位的重大攻坚战,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其中重要的是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及扩大财政赤字一定需要有底线思维,一定不能跨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3%。哪怕是将其作为一个名义上面的指标,也要守住这一条底线。

考虑到上述这些,我集中表达这样一种看法,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我们当前亟待做的一种事情,就是在比较分析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之上,小心翼翼地、不断地警醒自己:要以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理念、思想和战略作出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精准分析,提出应对新矛盾和新挑战的政策主张。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