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宣布退出QE（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宏观经济政策新一轮调整。2015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如何，将面临哪些问题，出路又在哪里？日前，《财经》杂志记者就上述问题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筱原尚之进行了专访。
“经济恢复速度比预计要慢”
《财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约为3.3%，比2014年4月的预测下降了，因为很多国家没能从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为什么近些年全球经济恢复的速度如此令人失望？
筱原尚之：经济是在逐渐恢复的，但速度比预计要慢。最基本的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遗产，即银行和公司资产负债表在不断调整，但这需要时间。特别是欧元区，银行信贷仍然总体下滑，企业投资仍然薄弱。
而且各国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例如美国的经济增长就比较强。日本的增长非常平缓，而欧元区则完全没有恢复增长，这非常令人失望。2008年危机还给市场和人们的观念留下了持续的影响。如果人们对增长的预期很低，那么投资和消费也会下降；如果投资和消费上不去，那么潜在增长就会下降。因此增长前景和实际市场活动之间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我们预计经济增长会恢复，并且2015年恢复的步伐会更快一些。IMF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约为3.9%。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比以前略微放缓。当然这些国家的增长率仍然很高，且仍将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但其增长率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财经》：经济增长会不会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筱原尚之：很难说。全球经济长期低增速的风险是存在的。低增长可能会继续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欧洲，眼下欧元区问题很多。这种风险是有的，但并不是最主要的。
《财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降低了对欧元区三大主要经济体的预期，并且警告说欧元区将再次进入衰退的可能性翻了一番，为38%。法国又因为自己明年的预算与欧盟产生分歧，此外乌克兰危机远没有终结。欧盟应该如何走出所谓衰退？
筱原尚之：中期来看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提高增长率。因此它们（欧盟成员国）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例如劳动力市场改革，取消对服务业的管制。它们需要想办法提高增长潜力。当下应当继续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有必要，央行应当再次启动更多扩张性政策，例如购买资产，购买欧元区的政府债。
财政政策方面，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但有的国家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进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最近的经济展望中提到了基础设施投资对于解决短期国内需求问题和提高中期增长潜力的重要性。有的经国家济总量较大，有空间处理现在的局面。对这些国家来说，则可以更积极地使用财政政策。我们刚才谈的是短期问题，此外还有长期问题，如结构性改革等。
《财经》：提到结构性改革，在欧洲金融危机之后，成员国提结构性改革已有数年，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大的进步，有的成员国比如意大利，选民不愿意进行结构性改革。你对此有何建议？
筱原尚之：结构性改革不一定会带来对当下有利的影响。我想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政府说了，结构性改革需要时间。而从短期来看，（结构性改革）对增长速度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但中期来看，这是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必要手段。政府和民众应当更有耐心，从中期的眼光出发来采取必要措施。当然有些措施可能对于某些政治主张的群体来说更难接受，但我们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重振经济。
妥善应对美国退出QE的冲击
《财经》：美国已经退出了QE，欧盟在筹划启动自己的QE。这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会有怎样的影响？
筱原尚之：直到不久以前，市场对此都表现得相当平静。利率也非常低，风险溢价很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很低。但是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利率可能会迅速上升，或者资产价格波动性会增加，这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资本急剧外流，也可能导致新兴市场利率的上升。去年，美联储开始讨论提高资产购买规模的时候就是如此，对部分新兴经济体产生了影响。
在印度和印尼等国家出现了部分的资本外流和利率增加。有鉴于此，很多国家试着制定经济政策，建立政策缓冲区，以便更好应对未来的类似情况，例如采取收紧的货币政策或降低财政赤字。新兴经济体需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美联储还是可能会采取意外的举动。如果这样，对市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此，新兴经济体需要准备好应对美国货币政策意外改变所带来的冲击。
《财经》：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该如何应对美联储相关的政策变化？
筱原尚之：我们预计中国不会有很大影响，因为中国的资产账户基本上仍在掌控之中，因此不需要过于担心资本外流。但中国可能会感受到全球金融状况收紧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削弱，而这对全球经济也会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都是可能的。
《财经》：为什么过去两年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进出口，都表现不佳？
筱原尚之：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或许最重要的就是全球经济疲软。这意味着进出口都疲软，贸易量增长不像以前。有些人提到收紧对银行的监管，如资本充足率等，对贸易产生影响；但也有人认为全球化经济导致生产地在不同国家之间移动才是对全球贸易规律产生影响的原因。但幸运的是，这个趋势并不是保护主义抬头所导致的。虽然经济增长略有放缓，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很强的保护主义情绪，这对全球经济是有利的。
“安倍经济学远没有完成”
《财经》：对于日本安倍经济学你怎么看，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起作用？我们知道他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三支箭？在之前的访谈中你也提到日本结构性改革现在成效不错。现在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筱原尚之：日本政府的战略中，宽松货币政策的部分做的不错，提高了股票价格，让日元升值；并且通过资本价格上升的影响，私人消费也增加了。随着股票价格提高，人们感觉更富有。灵活的财政政策也刺激了需求。但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这方面则需要更长时间。目前的结构性改革手段不够有野心，不足以改变日本的基本增长前景。日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例如取消服务部门监管、取消农业部门监管等问题仍然止步不前。我们希望这方面能有更多作为。安倍经济学远没有完成，我认为政府正在做出更大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
《财经》：今年7月，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宣布成立金砖银行。据报道，本次APEC会议期间将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你曾在亚洲发展银行工作。这三家发展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方面会如何相互竞争？
筱原尚之：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巨大的。因此有多种融资渠道是很好的。当你有多种渠道时，重要的是要有协作，它们必须发挥互补作用，而不是互相竞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是一个多边机构，我希望它可以和其他多边借贷机构互补，如亚洲发展银行或世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财经》：这三家发展银行都是金融机构，主要任务都是向一些亚洲国家借贷，相互之间应该如何合作？
筱原尚之：例如，当投资基础设施时，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投资质量。如果投资质量很差，那就是浪费钱，对经济也毫无益处。因此应当保持基础设施投资质量的一定标准。这方面的协作很重要。
“中国目前的调整是必要且健康的”
《财经》：中国正试图在产业价值链上攀升，劳动力成本比过去高很多。因此我们看到有些投资人转向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回到本国生产。这对中国吸收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
筱原尚之：过去，外国资本来中国寻找廉价劳动力，这正在迅速改变。这对中国来说是好的变化，意味着工资在增加，人均收入在增加，所以那些希望利用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自然会转向其他国家。纺织业有很多直接投资去了孟加拉国和柬埔寨。曾经指向中国的直接投资一部分转移到低收入国家，这很自然。
《财经》：中国在讨论再平衡问题。政府想要拉动内需，这需要时间，因为人们不会立刻转变思路。但对外直接投资在下降，国内消费也没有迅速增长，在这期间要如何处理这个差距呢？
筱原尚之：中国政府理解从依靠投资的增长转向消费主导增长的重要性。它们用的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接受增速比以前略有放缓这个事实。以前中国的增速超过10%，但不可能继续这样，目前的目标是7.5%。我们预测明年增速会在7%左右。我们建议明年的目标定在6.5％-7%。
这个区间段留有足够的灵活度。放慢经济增速，更有利于经济从依靠投资向依靠消费转变。如果继续投资基础设施、机械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那么短期的确可能实现更快增长，但经济会过分偏向某一个部门，而面临很大困难，因此需要将重心转向内需。
筱原尚之：那么如何实现这个转变？这很难。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政府在讨论建立市场导向的经济。这需要很多步骤，例如，引入新的预算法。这对中国是很重要的成果。需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例如通过引入存款保险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苗头。另一方面是存款利率自由化，央行也提到这一点。实施则需要时间。
另一块就是国企。如何将市场机制引入国企，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政府的政策议程包括这方面，但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太多进展。我想这终究会有成效。显然，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在一个中国式的结构性改革框架下去解决，来转变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现状。
《财经》：房地产过热呢？
筱原尚之：我认为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让市场冷下来。比如实际房地产价格现在就下降了。房地产借贷的增速也在减缓，政策已经开始初见成效，房地产市场正体现出稳定的信号。当然它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但这并不是我们最主要的担忧。我们预测最可能的情况是房地产市场开始有稳定趋势。此外，社会金融的增长也比以前缓慢。我们并不认为会出现硬着陆，相信会有健康的调整。
《财经》：所以你预计中国不会硬着陆。这不是现在的主要预期？
筱原尚之：对。风险总是有的，但目前的调整是必要且健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