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响应欧盟最高法院支持公民享有“被遗忘权”的裁定，全球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特别成立了七人顾问委员会，协助审核用户提出的删除请求。委员会顾问之一、牛津大学信息哲学与伦理学教授卢奇亚诺·弗洛瑞迪（Luciano Floridi）认为，伦理道德不应该是产品和服务诞生之后才要考虑的问题，而是早于一切管理程序的大前提。如果从一开始没有正确的道德观，后面很可能步步皆错，消费者终会爆发不满。（相关文章详见《为什么谷歌需要哲学家》一文。）

近日，卢奇亚诺·弗洛瑞迪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以信息哲学家的独特角度，解读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卢奇亚诺·弗洛瑞迪2014年7月在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高峰论坛上发言。

HBR中文版：你对入选谷歌受理“被遗忘权”申请的“七人顾问委员会”有何感想？

卢奇亚诺·弗洛瑞迪：我很荣幸能够入选谷歌委员会，我们试图发现对涉及“被遗忘权”复杂问题的多赢解决之道，我有自信让立法者、用户和服务供应商都满意。我很高兴，类似谷歌这类大公司开始重视道德问题，而非仅仅关注技术。如果两个人都受过高等教育、都很理性且聪明，但依旧对同一问题持不同意见，那么，其矛盾便涉及到了哲学层面，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最困难之处。基础设施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解决，法律可以由立法者拟定，但当我们面对没有非黑即白的开放式问题的时候，一旦运用理性和智力无法解决，就需要通过哲学思考把握其中的平衡。

HBR中文版：这就是信息时代需要哲学的原因吗？

卢奇亚诺·弗洛瑞迪：如今信息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工业社会不一样，当然工业社会时期也有和农业社会不一样的问题。纵观人类这三大时期，你会发现我们正在与需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需求渐行渐远，比如房屋和食品等。矛盾的是，这些现象看起来让我们不那么需要哲学了，因为哲学是由紧迫需求产生的。其实，这是个误区。正因为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只有产生更多新思想才能解决这些复杂问题，而哲学则是新思想的源泉。无论是商人、科学家、政治家还是普通人，只要产生了新思想，即可称之为哲学思想。

HBR中文版：那么，你为什么认为在信息时代，二元论的矛盾更容易调和呢？

卢奇亚诺·弗洛瑞迪：如今的环境和时代让我们开发出了共同的交流方式，就是信息。基于信息，我们了解了生命科学、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使用共同语言并不会减少事物的差异性，只不过我们可以用这一共同语言来描述跨越边境的各种不同特色而已。所谓的二元论，即物质与精神、虚拟与现实、人与非人等，这些都可以看作一棵树上的不同枝条，其共同生命核心都可以用信息来解读。这点很重要，因为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都在就二元论争论，非黑即白。但我相信最终我们要追求的是多元统一。因此与其将之称为多元论，不如将其称为一元论，即一个具有不同角度和面向的整体。我们的思想其实也是具有同样信息、不同面向的整体。

HBR中文版：信息哲学与伦理学搭建了结合传统东西方哲学的完整架构。在二元论中，如何将各种文化中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准则和行为结合在一起，同时保留各文化的独特性？

卢奇亚诺·弗洛瑞迪：打个比方，从宏观角度看整个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物，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即共性。但北京、罗马和里约热内卢却拥有完全不同的植被，不能因为所有有机生命都由碳元素组成，就说明这些城市完全相同。与物质世界类似的是精神世界。从宏观而言，精神世界的一切都是由信息构成的，无论是北京、罗马和里约热内卢，每个具体环境中独特的文化生活形式却大不相同。你可以说，这些全都是人类的文化生活，但又会注意到它们各具鲜明特色。这就是我在工作中所希望达成的平衡，我给予共性和个性相同的关注，不会厚此薄彼。任何事物相同是因为一切都由信息构成，不同是因为人类创造的由信息构成的精神生活是存在于特定背景中的，具有社会化的历史渊源。正如同世界上有无数条河流，但每条不同的河流都是由同样的水分子构成的一样。

HBR中文版：信息时代已经出现了大数据等新趋势，信息哲学及信息伦理学与其有什么关联？

卢奇亚诺·弗洛瑞迪：在研究网络安全、民权、隐私等方面的同时，我更关注的是在具体背景中不同的问题，比如网络黑客、儿童色情、版权和遗忘权等。这些都是即将发生大地震之前的一系列细微震荡。这一地震正是人类生活剧变造成的。抚今追昔，发生巨变的不仅是生活方式或水平，还有人类的世界观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容易预测，通过大数据分析，计算机甚至能在我们作出决定之前，就预测出我们的想法。如今我们要重新慎重考虑的一点是，人类才智和自由所发挥的作用，作为人类我们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HBR中文版：你认为“人类是天生的数据黑客”。如何理解这个判断？

卢奇亚诺·弗洛瑞迪：地球上其他动物只活在当下，不会打算未来。而人类则截然不同，我们能将自己从现实世界中抽离，总是处在抉择之中：明天到底会怎样？我会不会成功？十年后我死了怎么办？……我提到“人类是天生的数据黑客”，意思是，我们总在按自己的方式解读看到的客观世界。好比当你看到一块布，会很快判断出，这是你国家的国旗。因为当你看到它的颜色和图案时，你根本无法将其视为简单的一块布，只会觉得这是国旗。这一过程已经是在滥用数据了，因此升旗的时候，你会站起来，如果有人在广场点燃这面旗，你会感觉受到冒犯。人们对一开始如此简单的数据，进行了一层又一层越来越复杂的解读，添加了越来越多的价值观，甚至最终导致犯罪。但回到最初的数据，它不过是块布而已。其他动物就不会像人一样解读数据。这种特性是人类独有的，既是人类的强项也是弱点。强项在于，它使得我们构建出精神世界，能够预测和作出改变，弱点在于，我们总会为了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忧心。

HBR中文版：那么，对于信息哲学能否缓解这一矛盾，你有什么最新想法吗？

卢奇亚诺·弗洛瑞迪：我希望社会不仅要关注公平正义，还要具有更多的宽容。尤其在欧美，至少近300年来，我们一直在着重强调公平，以至于政治体系都是构建在公平之上。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瘸腿”走路，缺失的另一条腿就是“宽容”。这也正是为什么当我们迈进信息社会时，会遭遇到很多令人不快的差异，而且还出现了诸如原教旨主义等众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公平能解决的，而必须依靠宽容。处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应该如何宽容接纳，而非将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学会宽容，比执行公平这单一标准要困难得多。

在这方面，多神教文化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相比之下，单神教文化相对不太宽容。信奉单一神明，你听到对于世界的描述和认识也相对单一。而希腊和罗马这类多神教文化则相对宽容，因为对世界的描述和价值观也更加多元。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希望，是因为单神教文化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编辑/徐明）

卢奇亚诺·弗洛瑞迪（LucianoFloridi）是牛津大学信息哲学与伦理学教授，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主任；刘铮筝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