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今年87岁了。
像任何一位耄耋之岁的老人一样，褚时健白发朱颜，下巴上还带着些许的白色胡茬。白天，他戴着草帽和墨镜走在哀牢山上，那里有他所有的占地2400亩的果园；夜晚，他回到位于三小时车程外的玉溪的家，依然操心着果园的大小事宜。
87岁的褚时健现在是红及南北的“褚橙”创始人，是拥有固定资产过亿的企业家；在此之前，他是承包荒山种橙的老农；再之前，他是几乎家破人亡的阶下囚；而再往前，褚时健是红塔集团的掌门人，是创造千亿税收的红塔传奇的缔造者，是中国的烟王。
褚时健的沉浮，不仅是中国企业家津津乐道的故事，更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侧影。
从右派到“优秀企业家”
1927年腊月，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人们或者戎装上阵，或者急于逃亡。褚时健选择了前者，1949年，他加入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年方20的他勇敢、坚毅、反应敏捷，早早地在军中表现出经济头脑。当时正值清匪反霸运动，几十万大军没有饭吃，要向当地百姓征粮作为战用物资。褚时健当时只用一、二十天就能完成别人三、四个月的任务，不仅能顺利完成任务，还凭借他特有的方法与农民交了心。
这些优秀品质令他被迅速提升，入党、提干，历任区长、区委书记、玉溪地委宣传部干部管理科科长和行署人事科长。
但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上面给他们定下了反右指标，开始是3%，后来要达到4%-5%。担任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的褚时健，总是完不成指标，故因反右不积极被打成右派，1959年，褚家一家人被一起下放到新平县红光农场。
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被打成右派意味着艰难的岁月，但对褚时健来说则不然。与其抱怨和满腹牢骚，褚时健选择了将他的工作做好。“比起在机关那种压力大的日子，来到这里反而觉得轻松了。别人一天能做多少事，我也能做多少。最后他们让我去做工副业，制糖、种菜、酿酒，供农场人吃。我觉得这个倒轻松了，也不要哪个再论长短。”他的商业天分在那段时间渐渐为人所觉。1970年开始，他主持工作的华宁糖厂成为当时云南少数盈利的糖厂之一。
1959年，去农场报到时，只有褚时健一个人。一年多以后，全家一起来到新平县，褚时健先是在农场，后来又去了一个畜牧场当厂长，养牛养羊。“叫我养牛养马养羊，我也觉得舒服，比在机关大家凑到一起搞什么事情舒服。”
一年后，新平县有一个较大的厂子快倒闭了，上面要褚时健去当厂长救火，“我去的时候只有300人了，我对这300人说，‘你们别跑了，我们一起过后半生算了’。”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
终于，1979年，褚时健的机会来了，他被调进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之后的18年，褚时健带领玉溪卷烟厂成为其时亚洲最大的卷烟厂，并一手缔造了红塔集团——属于他的烟草王国。褚时健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是“全国劳动模范”，是“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
时代见证了褚时健的巅峰。
折戟红塔
1979年以前，玉溪卷烟厂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半机械化半小作坊式的普通卷烟厂。
1979年后，褚时健来了。
新官上任，褚时健做的第一件事，是搞清楚效益差的原因。他发现，当时烟厂的原料不认真分等级，设备也很糟糕，褚时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过去的烟厂，精确地描绘出了这样的细节：“一只卷出来的烟切下来头是空的”；厂子的管理和人员态度存在很大问题，导致出厂的烟质量参差不齐，“一包烟18只、17只的都有，一条烟九包的也会有，一箱烟少两条也有，最糟糕的是原料煤灰都能进去。”
褚时健随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他大举借债购入国外生产设备，据说烟厂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另一方面，他适时地开展了“第一车间”工程，并斥巨资大量储存烤烟，搞烟叶的“自然发酵醇化”，提高烟叶的质量。这样，玉溪卷烟厂便拥有了世界一流的设备和烟叶，也自然而然地生产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香烟。
此外，褚时健还引入了大包干，在烟厂中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在国家规定奖金不能超过工资30%的年代，力争对工人搞计件制，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更很快就使烟厂变了一个样儿。
扭亏为盈的玉溪卷烟厂不断壮大着。1986年，褚时健实行“三合一”制度，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此后，烟厂向农业投资，引进最先进的烤烟品种和种植技术，改善灌溉条件，帮助烟农生产高质量的烟叶，烟草公司则从此再也不缺优质烟叶。
1988年，国家放开名烟的零售价，红塔山脱颖而出，迅速占领市场。玉溪卷烟厂成为了亚洲最大的卷烟厂，是全国第二个上缴利税大户。1998年，红塔集团的利税总额为200亿元，约占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
“三合一”体制突破了国家烟草专卖体制，并使全国烟业的效率都得到大大提升。
不过，制约企业激励机制的制度仍然存在，如何激励管理者，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提升企业利益。这个问题直接导致褚时健日后的折戟。
1995年，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中纪委收到了一份举报信，该信反映，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并因此获利800余万元。于是，中纪委开始把火力对准褚时健。随后，当时的中纪委要求云南省调整玉溪卷烟厂的领导班子。
在这以后，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相继被关在洛阳监狱。仍在位上的褚时健虽然仍然将烟厂、烟田等工作作为他的精神支柱，但却进入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1995年12月，褚时健唯一的女儿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
接着，褚时健本人也被中纪委带走。1998年9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审褚案。起诉书对褚时健有3项指控：一、因主谋私分355万美金而犯贪污罪；二、因主谋私分小金库剩余的1500万美金而犯贪污罪。1999年1月9日，云南高院进行判决，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财产20万元。
其实，所谓的私分，无非是向红塔集团管理层进行非政府所允许的业务激励，但这却成了他入刑的核心问题。
在玉溪烟厂的18年，褚时健的工资加起来一共60多万元，烟厂上交国家的利税是1400亿。在这之后，国家开始将国营企业一把手的薪资问题提上议程，进行改革。褚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元。
他没有上诉。
从优秀企业家到身陷囹圄，褚时健又一次跌入谷底。
再建“庄园”
如今，褚时健生活的半径是从家到“庄园”，“庄园”是他的褚橙生产基地，2400亩，位于云南哀牢山脉中部小镇戛洒。家在玉溪，褚时健坐车三小时往返玉溪与戛洒，每周少则一次，多则四五次。
5年的牢狱生活中，褚时健在监狱的图书室整理旧书，把新收到的图书归类，整齐地码放到书架上。
很少有人知道那时的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褚时健的传记作者先燕云说，她去监狱探望褚时健时，看到的是一位平静而慈祥的老人。
其时，狱中的褚时健，已经有了新的想法。先燕云有一次去监狱探望褚时健，老人拿出了自己弟弟在新平农场种的橙子，“我吃了一个，果真是味甜汁多，口感很不错”。当即先燕云便支持褚时健出狱后就种橙子。彼时，不值班的时候，褚时健作为一个老年服刑人员，监狱准许他在监狱果园2.5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这样，他每天在看守人员的陪同下上山去转转。在有了种橙子的想法后，他每次在监狱爬山，就开始用脚步丈量，多少平方米栽一棵树，一亩山地种多少合适。
褚时健被假释后，没有回红塔集团，也拒绝了国内外其他企业的邀约。他告诉朋友：“我要到新平种果子——冰糖橙。”
没有人想到70多岁的褚时健，企业家之心仍未死；也没有人想到，这位70多岁几经浮沉历经大风大浪的老人，能真的开山辟谷，种植几千亩果园，在当时已经市场饱和的冰糖橙领域创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
2002年褚时健因糖尿病保外就医，当时便和妻子马静芬谋划着租下了一个将要破产的农场。农场原来有3000棵树，他们接手过来，开始种橙子。到2003年，他们就种下了二十多万株。
褚时健想，既然要搞，就要把规模搞大点。夫妻俩用上自己所剩的存款，并向朋友借了一千多万，租了800亩地，开始在哀牢山兴建他的褚橙庄园。
2002年春节过后，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成立。此后的十余年内，褚时健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这片土地上。
这是他的“庄园”。他种树、开渠，借钱兴建水利雇用村寨的农民一起种橙。“凌晨四五点，想着还有哪个问题没解决，想着没弄好可能会影响我们今年的效益，马上起来找资料来看，找人来交流，很快就找着办法了。”2400亩的果园种植与管理全部由褚时健一个人负责。他从全国各地聘请专家做技术指导，从当地雇佣才干出众的农民为作业长进行分片管理，再从当地雇佣大量农户进行作业，实施承包制。作业长与农户责任清晰，奖惩分明，十多年前用在烟厂的那一套激励机制，被证明在种橙这件事上，仍然有效。
事实上，驯化这片冰糖橙，褚时健用了6年的时间。承包第二年因营养不足，大多数果子谢了，只收了14吨橙子。褚时健大部分时间呆在山上，与请来的农业专家和果农共同会诊，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二年、第三年⋯⋯每年都有新的问题：营养不良、储存期过短、自然灾害应对等等。市场也是问题。最开始的几年，市场并不认识褚橙，其时的销售都靠褚时健各方的朋友帮助，通过集团消费来引导市场，才渐渐热了起来。第七年，褚橙的种植步入正轨，也是在那一年，褚时健将承包果园时借的一千多万全部还清。
势头变得越来越好。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了8000万元。2012年，公司的固定资产突破亿元。这是褚橙种植的第十个年头，这一年，褚橙大规模地进入了北京市场，并与新兴的电商网站本来生活网进行合作。
褚橙火了。
而凭借21世纪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褚时健以成功的企业家身份再次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励志”褚时健
从士官到右派，从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到阶下囚，从果农到“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褚时健一生沉浮多次，如今俨然成为了人们追逐的“大神”。
褚橙的成功，令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们蜂拥而至，希望褚时健能够给他们一些人生的提示。他们询问褚时健如何才能发财，何时才能发财，褚时健说，“我发现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总想找现成、靠大树、撞运气。其实，这个世界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褚橙大卖，媒体对褚时健铺天盖地地报道，年轻人来哀牢山“朝圣”。似乎已经不再有人记得褚时健那些黑色的岁月。
刚刚出狱时，地产大亨王石便专门去哀牢山拜访过褚时健。“我见到他的时候，老人家戴着一顶破草帽，衣服的圆领还是破的，比现在穿的还旧。那时他正和一个人讨价还价。那个人帮他修水泵，开价80元，褚厂长说：‘最多给你60元。’他俩就围绕着80元还是60元讨价还价。想想看，他曾经是多么叱咤风云的人物啊！”王石将褚时健视为尊敬的前辈，有胸怀的企业家。而更多的人，替褚时健的命运感到不公。
有人认为褚时健只是在不该进行国企激励的时候，进行了超前的改革。有人认为褚时健是中国国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化的先行者和牺牲者。
无论是时代的悲剧，还是时代的赢家，身家过亿的褚时健，不再离开他的哀牢山了。提起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他往往含糊带过，“让别人去评价吧，我很难评价”“十个人评价我，应该有八个人是公道的”。
而对他自己曾经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他只留下了一句话：“现在都淡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