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力”，“多条朋友多条路”。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关系”、“圈子”不再是贬义词，如何寻找、构建并发展有价值的人脉更被视为事业成功、财富积累的基石。换言之，求人未必可耻，孤独并不光荣，“混圈子”既正常又不简单；特别是富豪们的“朋友圈”，更是既神秘又学问颇多。
瑞银发布的2014年财富报告显示，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间，全球增加了155位超级亿万富翁，增长7%。但这些富人却往往处于隐形状态中。几十年来，虽然他们被高度关注、频繁提及，却整体面目模糊——他们的出身、财富积累的历程以及跨阶层的权力与牵连都暧昧地存在着。他们活跃在普通人去不了的VIP区，那不仅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准入门槛，更是富人社交圈封闭的核心表现形式。他们既是在媒体报道之外的富人，又是社会中“看不见的顶层”。
报告还显示，全球亿万富豪的固定净资产从2009年的3.1万亿美元翻了一倍多，达到6.5万亿美元。因此，报告称，亿万富豪社交缔结的圈子正在创造出好几倍的财富积累，这个社交圈子的平均价值达到了150亿美元，那些改变世界、决定未来的政策及规则正是在这样的富人圈中制定的。
亿万富豪倾向于和兴趣相同、能力相仿的人交朋友。所以上榜的巨富间彼此交集并不鲜见：平均每位巨富和9位同类巨富有私交或是业务往来，平均每三位巨富彼此相熟。这一现象正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资源与认同：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分析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原理。他指出，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生活，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下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在这种差序格局下，每个人的私人关系都是向四周放射的，许多人的私人关系便搭成了一个网络。因之，“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让中国社会的各个地方都形成了“圈子”现象。
一个社会上的成功者往往都处于各种挑战之中，因此，出于安全和体面的需要，这些远离人群，喜欢独来独往的富人们正快速地形成各类圈子。对于富人们来说，圈子不仅为他人提供价值，同时可以实现自我增值——可以结识更多的生意伙伴。富人们需要一种生意上的沟通，需要补充新鲜的信息，需要结识新的合作伙伴，所有这些都能在圈子里得到。反过来，全美顶尖职业经理人、《别独自用餐》一书作者基思·法拉奇指出，“贫穷”绝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更意味着，你没有办法跟那些可以帮助你成功的人有任何联系。
富人圈子本身的品牌链，蕴涵着强大的经济能量，它会提供一个广阔的商业平台，使参与者有机会触及到圈子隐藏的巨大财富。《中国证券报》曾用《影响中国经济的九条暗线》来说明华夏同学会、泰山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江南会、正和岛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接力中国、地方商帮、长安俱乐部与金鼎俱乐部等圈子的巨大力量。
目前，颇具影响力的是一些以地域划分的民间商会，媒体称之为“商帮”。除了雷军、陈一舟等组成的湖北企业会这类被陈东升自嘲为“草根文化”的圈子，还有江南会这种属于富人的顶级朋友圈。由马云、丁磊、陈天桥、冯根生、沈国军、宋卫平、鲁伟鼎、郭广昌八位浙商共同发起创办的这家高端会所，是浙商中的一个顶尖圈层。这八位中的任何一位，非富即贵，代表着新兴浙商中的翘楚。
江南会中的浙商，尤其是创始会员，不乏商业合作与帮扶。此前，在绿城董事长宋卫平遭遇资金链危机的时候，马云就毫不犹豫地出手，号召阿里员工去买绿城的房子。他们之间当然有资本上的融合，像郭广昌、马云和其他几名浙商就签署了合作协议，在东阳建起全国最大的木雕文化博览城和中国木雕博物馆。
当然，在互联网时代，富人的朋友圈更多是心理上的联系，突破了上述的传统的地域或行业上的限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徐平就认为，圈子是一个认同和组织的框架。这也说明，圈子里的成员，需要有心理和身份的认同。出于认同，众人才会缔结这种关系网络。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也分析道：企业家达到一定成就后，关心的是能不能跟同一层次的人进行交流。交流这时实为寻找认同。
网络研究者唐兴通认为，大众社交会逐渐走向细分、小众和排他，形成一个个小的生态系统。在商业社交圈内，无论是细分玩乐组织、精神交流平台还是商会，都是其中一种。而当超过一定人数和规模后，商业社交圈也会重新切割，有的被淘汰，有的会有社会和商业影响力，形成新的社交生态。
富人朋友圈的构筑密码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富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有自己的私人教育、私人医疗；有私家大院、自己的学校和银行；甚至他们的旅行，也是独自进行。但也类似的，这些富人们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建立起自己的圈子，混圈子成为富人们的常态。
共同的名校血统成为构建富人朋友圈的基石，这自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2009年，黑石集团的创建者兼CEO斯蒂芬·施瓦茨曼成为全美薪酬最高的公司总裁。但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有人认为，通过奋斗进入顶级学府，是改变施瓦茨曼整个命运的第一步。1965年，施瓦茨曼以优异的成绩被耶鲁大学录取，“有幸”与一批未来掌握美国乃至世界命运的豪门子弟成为同学，后来更是成功地加入了骷髅会。值得一提的是，他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同年进入耶鲁，同住一栋宿舍楼，同为兄弟会“骷髅会”成员。4年后施瓦茨曼本科毕业，进入哈佛商学院深造时，再次与小布什成为校友。据说施瓦茨曼在家中的显眼位置摆放了他与小布什的合影。
实际上，除了骷髅会，其他顶级名校的神秘社团也是大富豪、大政要的“摇篮”。例如英国牛津大学的布灵顿俱乐部。该俱乐部已有200多年历史，曾经是一个以狩猎和板球为主的俱乐部，它与英国财界、政界有极深的渊源，能加入这个俱乐部的一般都是家财万贯的富家子弟。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现任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以及内阁影子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等政坛大腕。
中国的富豪们大都野蛮生长，功成名就后缔造的商学院朋友圈可与西方的名校圈比肩。华夏同学会，这个低调而略显神秘的组织，由曾经就读长江商学院和中欧商学院CEO班的大佬们组成，他们每年聚会两次，由一位同学做东。据传，不能出席活动的同学将被罚款，款项全部进入华夏慈善基金会。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教授曾指出：在偌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学友”及“校友”这层关系显得特别又有趣。当你有着某种名校的血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名校俱乐部的功利网络之中，便可以掌握某些重要的社会资源。
共同的爱好也是划分朋友圈的一大标准。美国富豪中排名前五的比尔·盖茨、威廉-艾克曼、艾利·布罗德、巴菲特、彼得·彼得森等都热衷慈善。在美国，做慈善、参加公益活动是混富人圈的主要方式。像美国博物馆、芭蕾舞剧团、歌剧院、常春藤学校或是一些高端的慈善机构，都是一些非富则贵的传统贵族家庭执掌的圈子。
富人除了慈善，也注重生活休闲。2014年瑞银发布的财富报告估计， 68.3%的富豪喜欢打高尔夫、踢足球、打网球、骑马、滑雪这类运动，51.9%的富豪爱做慈善，23.4%的人喜好打猎、钓鱼等户外活动，钟情艺术的富豪占比23.1%。
因此，一些为满足富人休闲、社交等需求的富人俱乐部也在兴起，比如纽约的DTA、天堂俱乐部（Sky Club）和洛克菲勒俱乐部（Rockefeller Club）。三家会员总共只有4000人左右，这些俱乐部为本市的企业界和政治界精英提供特别的活动场所。
比起这些实体圈子，突破时空局限的互联网社交也在兴起。根据国际奢侈学会进行的一项研究，富人对在线社交网络的参与度急速上升。在2008年底接受调查的805位富人中，参与社交网络人数的百分比，迅速地从2007年的27％上升到了60％。
以吸收投资银行的高级合伙人、执行官，或成功的经纪人、投资家等的网站Tiger21为例，网站会根据会员们的专业或行业背景，将其分成10至12人的小组，每月举行一次为期一天的会议，分享各自的观点、经验和智慧，并聘请与资本投资相关的权威人士和领袖级人物开设讲座，帮助大家投资判断得更加准确并切实可行。
太熟没用：富人朋友圈的效用原则
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指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然而传播范围有限的社会认知，是一种“强联系”的表现；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类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然而却是肤浅的社会认知，通常所说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一种“弱联系”的表现。
格兰诺维特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整天跟你混在一起的这帮人，很可能干的事跟你差不多，想法必然也很接近，如果你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工作机会，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只有“弱联系”才有可能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弱联系理论的本质不是“人脉”，而是信息的传递。亲朋好友很愿意跟我们交流，但是话说多了就没有新意了。最有效率的交流，也许是跟不太熟悉的对象进行的。
格兰诺维特的研究还发现：富人们的聪明之处在于会把大多数的时间花在与“弱关系”打交道上，就是所谓的拓展人脉。“强关系”虽然稳固，但是“弱联系”能把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从圈外为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根据“弱联系”理论，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机会的多少，与他的社交网络结构很有关系。
2010年，三个美国研究人员做了一件有点惊人的事情来验证这个思想。他们把2005年八月整个英国的几乎所有电话通讯记录拿过来，涵盖90%的手机和超过99%的固定电话。这些电话记录构成了可见的社交网络。研究者很难知道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但是英国政府有全国每个小区的经济状况数据——便于查到哪里是富人区哪里是穷人区。他们把电话通讯记录跟其所在的三万多个小区居民的经济排名对比，结果非常明显，越是富裕的小区，其交往的“多样性”越明显。这意味着越是富人越容易跟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的人联络，而且阶层多样性要比地区多样性更重要，正所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话梅护肤的创始人吴幽能成为一名90后天使投资人，正是得益于身边的“弱关系”。最早，吴幽受到经纬创投投资人黎竹岩的点拨：“能不能当大牛，就看你会不会跟在大牛后面当小弟”。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吴幽来到了北京。但是，中国的富人是有相对固定的朋友圈和社交圈的，而且圈子很私密，出于身份对等的心理要求，同时警惕性强的表现，他们对于圈外的人则会比较排斥。因此，利用“朋友的朋友”这种“弱关系”成为吴幽搭上圈内大佬的突破口。
“当时雷总身边不同的人都跟他说，有个小孩特有意思、好玩，介绍你认识认识。那个人就是我。”认识雷军后，借由他曾是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吴幽又相继认识李开复、周鸿等人。
接近圈子之后，要融入圈子。吴幽的体会是“他们教会我看问题、做生意、做人，而我则告诉他们年轻人在想什么。我对新鲜事物很敏感，创意大集上我还教马蔚华老师加微信。”
对于艳羡富人圈子的人来说，与其说崇拜财富，不如说崇拜财富的生产。富人间的信息容量以及互通有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关系的宽度和广度，决定了“富者愈富”。与此形成对应的是，穷人混迹的亲友之间交谈内容仅局限在家长里短，而且里面传递的信息大多数是陈旧的，由此产生的冗余信息就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利与义：经营朋友就是经营人生
社会中的人总是处于复杂的关系网之中，而富人们犹如一颗颗珍珠，被各种关系串成恍若项链般的“圈子”。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圈子”，他们既达到培育人脉、拓展商机或慈善的目的，又能完成人生历练。说到“圈子”形成的环境，常年研究CEO品牌管理的杨曦伦给出的结论是：富人的社交生活意味着四点。首先意味着生意，第二意味着资源，第三意味着学习，第四意味着生活。
富人的圈子有重合和交叉。比如冯仑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成员之一是任志强，任志强自己则创办读书会，读书会的参与者之一是潘石屹。同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的马云、冯仑、王健林，也是华夏同学会的一员；柳传志除了加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混迹的圈子还有中关村管委会顾问委员会和泰山会等，其成员郭广昌还属于江南会，李彦宏也是华夏同学会的一员。
“那些老一代企业家，比如刘永好、柳传志，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到了一个30年的周期，他们需要通过重新思考来找到未来的方向。而中青派的企业家如郭广昌等，处在上升期，他们的生活理念要比上一代层次更高，但他们需要通过自我修炼来提高抵御风寒的能力，这两个人群需要互动。”一位“圈子”资深人士这样解释。
而除了维持友情及交流般的“你来我往”，富人们缔结的圈子在关键时候还能爆发出市场之外的能量。据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回忆，巨人集团倒塌之时，时任中民协秘书长、泰山会会长的华怡芳亲自找到在职的吴明瑜，探讨“怎么拯救史玉柱”，他还“到处找关系，想办法”。后来段永基帮了史玉柱一把，并支持史玉柱从脑白金重振雄风。2004年1月，四通控股更是花12亿元买下脑白金，并给了史玉柱20%多的四通控股的股权。此后，这位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敢赌的人，即使在最艰难的几年里，每年都坚持参加泰山会的例会。
当然，帮扶是相互的。譬如，史玉柱也为四通从IT电子改为做保健品的转型不遗余力，曾表示“出任四通CEO，年薪只收一元”。
不过，圈子缔结不易。2014年阿里与华谊合作在电影上大展拳脚。虽然王中军说和马云是“时间最长的朋友”，但有个值得拿捏的细节是，媒体曾报道王中军以天价买下梵高名作；但同时透露，此前，王中军称把想买画的想法告诉了饭局中的一个朋友，而那位朋友也表示很感兴趣，并对他开玩笑说“拍下来先在我们家挂一年”，说这话的正是马云。
说到马云，不得不提另一位巨富王健林。虽同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华夏同学会的成员，但2014年12月23日万达在香港上市之际，随行的《中国企业家》的执行主编何伊凡惊奇地发现，“王健林身边的大佬，都没去纽约给马云捧场”。
2014年，陌陌上市前夕，CEO唐岩遭到前老板丁磊的“插刀”，讽刺其在网易任职期间为妻子公司输送利益。这给处于上市静默期的陌陌团队可谓当头一击。
可见，圈子有时候只是个泛友谊化的概念，更多时候，富豪们经营的不是圈子，而是一对一的朋友关系。但朋友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满足彼此利益价值对等。所谓理念、所谓志趣，如果刨开了利益这个最直接的价值体现，联姻，都随时有可能成为一种危险关系。
因此，尊重相互利益和彼此志趣是混圈子的前提，同时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交友法则。经营朋友就是经营人生。对于怀有创业激情和创新想法的年轻人而言，其所置身的圈子对创业的成败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富人更需要朋友圈，虽然这决非一个团体概念，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利益共同体，但其中传递着其它的文化和社会意味。不管是成功人士用以炫耀自我身份的明信片，还是刺激了那些拼命努力的中产者的神经，富人圈子都是对这个社会和时代有用的参照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