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年报披露期，上市公司高管尤其是央企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总会为舆论热议。不过，自今年1月1日以来，被称为“限薪令”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首批改革将涉及72家央企的负责人，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53家央企，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企业。那么，“限薪令”会对央企高管产生什么影响呢?
高管离职“重灾区”
据时代周报报道，近期，国有银行多个高管离职，前往股份制银行或者民营银行担任重要职位，比如中国上市银行之中薪资最高的高管——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离职、苏州分行行长朱韬跳槽至华瑞银行任行长。
另据中国银行披露，詹伟坚在信贷和风险管理领域已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曾在渣打银行、信孚银行、德意志银行任职。2013年，他的年薪为人民币850万元，成为中国上市银行之中薪资最高的高管，这份薪水包括基本工资、房补、奖金等福利。他2014年的薪资还未公布。
不仅仅是詹，中行3月6日还公告称，中行董事会收到岳毅的辞呈。岳毅因工作调动，辞去副行长职务。岳毅加盟中银香港，担任中银香港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总裁之职。
与詹伟坚的“空降”不同，丘毅可谓是中行的元老级人物。自1980年开始，丘就在中行任职，担任过零售业务部副总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个人金融业务总裁、金融市场业务总裁等重要职位。
早在1月28日，外界猜测已久的华瑞银行高管阵营浮出水面。根据披露的信息，中行证实被挖角了。原中国银行苏州分行行长朱韬担任华瑞银行行长;原中国银行网络金融部助理总经理孙中东担任华瑞行长助理兼首席信息官。
还有消息称，大量中国银行昆山分行的员工被挖角。不过，昆山分行工作人员表示近期的确有员工辞职，至于去向，对方表示不知道。面对外界被挖角的流言，该工作人员表示，“不太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银行昆山分行是中行一级分行，一直走在对台贸易融资业务的前列。
2012年昆山中行实现了江苏省银行业首笔新台币与人民币双向兑换业务;2013年2月6日昆山中行实现了全国首笔大陆对台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首笔大陆对台人民币信用证开证业务，4月9日实现了首笔外资银行境内分行跨境 人民币增资业务。
实际上，中国银行频繁被挖角的现象只是国有银行高管离职的一个缩影.3月10日晚间，建设银行发布公告称，因工作变动，副行长朱洪波近日已辞去该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的职务，跳槽任光大集团党委副书记一职。
2月10日晚间，交通银行公告称，钱文挥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交行执行董事、副行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委员和授权代 表职务。53岁的钱文挥是交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分管的部门涵盖了公司机构业务部、投资银行部、资产托管部、国际业务部等等核心业务部门。
央行也未能幸免。央行上海总部原副主任凌涛退休前1个月突然“裸辞”，任华瑞银行董事长。凌涛出生于1954年7月，分管过调查统计研究部、金融稳定部、跨境人民币业务部、综合管理部。另外，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也加盟华瑞银行，出任副行长;原央行深圳支行支付结算处处长万军任微众银行副行长。
温州民商银行的筹备工作也已进入尾声，股东和行长人选均已落定。有消息称，原工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任温州分行行长侯念东将出任民商银行行长一职，他已辞去原来在工行的职务，做好就任的准备。
对于近期国有银行高管变动频繁的原因，外界普遍认为与国有银行高管待遇低以及限薪令有关。瑞信驻香港分析师Victor Wang本月报告预测称，“低薪”会让国有银行“难以留住高素质的人才。“最终我们可能看到，国有银行不断出现人才流失，流向股份制银行或者外资行。”
一位从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离职的中层干部表示，近期国有银行高管离职主要还是限薪的影响，大家可能觉得前景暗淡，“大致来说，股份制银行比国有银行好很多，个别岗位差异几倍工资，但还得看具体分支行和职位。”
实际上，根据今年年初实行的限薪，五大行高管的最高年薪调降至人民币60万元左右。限薪适用于这些大行的董事长、总裁和副总裁、监事会主席。“国有银行中高层或迎来一股离职潮，去向是待遇更好的股份制或者民营银行，也有不少会投身于互联网金融平台。”业内人士指出。
不得不提及的是，在银行高管薪酬方面，国有各大行此次披露的2014年高管薪酬基本在100万元人民币左右，与2013年相比总体趋势是微涨。比如，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去年年薪微涨2.1%到113万、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年薪微涨5.4%到109万。
但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国有银行高管收入却相形见绌。2014年，平安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行长薪酬水平包揽了银行业前三位。招商银行行长年薪475万、民生银行行长450万，平安银行行长邵平更是以835万的年薪问鼎冠军。
更为“惨烈”的是，2015年国有银行高管薪酬将大幅缩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2015年1月1日起，国有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的薪酬，按照国家关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执行。
不过，虽然预期看衰，但公开数据也显示，2014年上述136家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整体上依然小幅增长了2%(2013年这些公司合计向高管发放薪酬的数值为9.9亿元)，也就是说，大部分央企上市公司还是选择“掐点”执行“限薪令”。
按照Wind数据统计，在136家发布2014年年报的央企上市公司中，有84家公司发放的高管薪酬总额上涨，占比为61.7%;52家上市公司发放的高管薪酬同比减少，占比为38.3%。
据Wind数据显示，包括国药股份、深科技、招商银行、宁夏建材、宝钢股份、中国巨石等33家上市公司2014年高管报酬总额比2013年都增加超过100万元。另外，包括广宇发展、凌云股份、石油济柴、宁夏建材、有研新材、中国巨石、国药股份等上市公司发放的高管薪酬总额增长幅度排名靠前。
对于此现象，有分析人士解释，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发放总额增长不排除高管人数增多、业绩变化等原因。
福利减少涌向私企？
据环球时报报道，最近两年来，国家公职人员跳槽下海的现象不断出现。从国务院部委或直属事业单位到地方政府部门，此类案例屡有发生。这在引发了广泛关注的同时，由于公职人员特殊的身份和工作背景，其跳槽下海行为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以发改委最近刚刚辞职的副处长名为薛强为例，在加入众达之前，薛强在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担任副处长，负责起草国家发改委反垄断相关规章和文件，还参与了许多重大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工作，这些案件横跨多个领域，包括电信、医药、网络零售、保险及银行等行业。他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反垄断国际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于2011年和2012年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和位于伦敦的英国公平贸易办公室访问工作。
公开信息显示，最迟在2014年年底，薛强还以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法制工作处副处长的身份，参与反垄断工作。他曾参与研究起草和制定多个中国反垄断法律制度文件。
2014年12月11-12日，薛强出席了国家发改委在成都都江堰市举办的反价格垄断调查技巧培训班。在这次培训班上，薛强讲授了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从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法律依据、执法的主要环节以及各环节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讲解。此前2014年5月29日，薛强还曾与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局李青副局长、反垄断一处李常青处长一同视察陕西省12358价格举报指挥中心建设情况。
3月12日，经济观察报从国家发改委获得的消息称，在加入众达律师事务所之前，薛强已经“因个人原因，离开了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离开了公务员队伍。”
对此，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木生认为，公务员纷纷下海只是一个市场行为。公务员跟政府只是契约关系，有权利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自己的职业，不能形成“政治本位”的思想。那么，真相是这样的嘛?
2014年至2015年年初，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证监会先后有多名公职人员跳槽。公开信息显示，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江向阳跳槽到招商局;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周健男出任大成基金党委书记;证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副主任王欧则跳槽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投资部。
据报道，证监会主席肖钢曾在内部会议上专门分析了上述跳槽原因。肖钢表示，从2014年主动离职的中青年干部离职情况分析看，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很重要一条是，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关注的不够。
除了证监会，2014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原新闻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陈熙同辞去公务员身份，出任360公司副总裁。同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原副主任俞胜法辞职加盟阿里巴巴。2013年9月，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辞职，加盟格力集团，并出任该公司副总裁。这些案例，也都曾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曾报道称，“仅国务院某部委今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副处级以上官员。这一数字超过了该部委去年全年辞职人数的总和。”
针对不断出现公职人员跳槽下海的现象，3月13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公务员固然有重新选择职业的权利，但是对于其离职后所从事的职业，要有一定的进入年限，以防止利益冲突。
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最近几年来的公务员下海现象还没有成风，这是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一拨下海潮很不一样。那时候政府提供一些扶持政策，让一些公务员成为两栖人，一方面让他们保留公职，另一方面又允许他们在外面经商干企业，由他们自己自由地选择。不过，随着中国此后一系列公务员制度的完善，管理也就变得严格了。
庄德水说，“一方面目前政府对公务员队伍应该呈现开放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把公务员看成一种职业，他们不愿意干了，或者是重新选择职业，也应该给他们出口，但是出口首先要注意要按照我们法律法规来办，不能产生特例现象，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职业的选择和就业方面的限制，做出更加明确地规定。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木生表示，国家公务人员跳槽只是经济行为，不能上升到政治行为，公务员跳槽与企业员工跳槽是不一样的，企业员工跳槽存在着把商业机密泄露给企业的可能，但政府工作人员掌握的信息本应就是公开的，不存在泄密的可能。
梁木生称，“政府不缺公务员。虽然从政府部门跳槽到企业，存在他利用之前以公务员身份为后来的行业带来方便的可能，但这也是政府本身的问题。由于政府控制了太多资源，公务员在工作时，不仅利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也不可避免地享受了人脉等资源。因而其带到后来的工作中也是顺其自然的，不能责怪公务员本身。”
此外，据智联招聘网的一份报告称，自从传统的2月求职高峰季开始以来，有超过1万名政府官员通过该网站向潜在的雇主提交简历，同比增加逾30%。该网站高级职业顾问黄若珊说：“以前我们不注意这个群体，因为很少有官员辞职。但今年这是个大现象。他们当中许多人想换工作。”她说，许多官员想要找房产开发企业、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的工作。
黄若珊称，反腐使许多中级官员担心自己的职业。受打击腐败的影响，公务员福利补贴被砍掉，甚至官员们的职位都没了保障。“这些官员……希望把他们在政府工作时获得的工作经验和社会关系网利用起来。”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前程无忧的顾问冯丽娟表示，工作经验不到5年的年轻公务员也在积极寻找新工作。冯说，这可能是因为公务员的工资如今更透明，绩效评估也更严格，职业前途不像以前那么确定了。此外，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意味着他们退休后得到的钱减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