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间，北京市政府已经“被多次迁往通州”。
2004年，舆论就曾鼓吹通州作为北京副中心，疏解首都功能；2006年12月，网上出现北京市政府将搬迁至通州的传闻；2013年4月，网传通州在东六环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东北部为北京市政府预留土地；2013年9月，又有传言称“北京市政府将迁往通州”已写入规划；2014年1月，网络又展开关于“北京市政府将迁往通州”的讨论。
无论哪一次，都没有最近这次来得真切。
大约一个月前，坊间再次传出了北京市市政府将东迁于通州的消息，这次甚至点明了具体的的迁入地——通州区潞城镇。
相较于民间的热忱和坚持不解的推理、猜测，官方层面却始终表现得从容淡定，对层出不穷的种种传言既不否认也不首肯。唯一像样些的回应来自于人民网6月9日的报道，报道称，对于网上有消息称“北京市政府搬迁通州步入倒计时”一事，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传言不可信，以权威部门正式发布为准。
此外就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含糊其辞：北京功能集中过多、需改变做大做强所有功能的做法、要转移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等等。
但百密难免一疏，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网站5月24日刊登了一篇“侦监处组织学习《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新闻稿，中间提到“通州是我院的辖区，北京市政府等党政机关迁往通州对我们而言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要切实增强服务和保障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意识……”，这被网络人士解读为“终于坐实了”北京市政府东迁的消息。然而，这篇新闻稿很快在北京市检三分院网站消失。
与北京市政府是否东迁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还有“传说”中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
其实早在4月30 日，《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已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这一《规划》除明确区域整体定位及三省市定位以外，还将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与其他规划不同，这份《规划》既有顶层设计纲要，也有实施方案细则和路线图，包括交通一体化细则、环保一体化细则和产业一体化细则。
然而迄今为止，只有京津冀三地党政机关的少数人曾见《规划》“真容”。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和天津市政府方面均拒绝透露相关信息。河北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6月24日接到中央下发的文件，要求在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时一律不得接受媒体采访。
分析现有信息，之所以具体规划和方案迟迟未获披露，或许与该规划涉及人数较多，且附带的社会因素复杂，政府担心引发地区不稳定因素有关。
政府封锁消息可能有它自认为合理的一面，然而却无法阻止处于信息黑洞中的人们由此引发的焦灼、猜疑情绪甚至不理智的投资行为，这显然并不是现代信息社会该有的情况。近来，通州楼市升温、库存量降至6年最低、买房“秒杀”、开发商捂盘等新闻层出不穷。
在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过程中，不乏因信息未公开、缺少公众参与等原因，影响到最终的政策效果，甚至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损害的案例。比如，2014年杭州和2015年深圳的“突袭式”汽车限购令，其带来的舆论漩涡久久不能平复。
随着网络人发展，信息需求的多样化，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望和要求与日俱增，官方信息的缺席，使远离决策中心、不明真相的人们被传言及社会舆论裹挟，进而影响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
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等法规，都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指出着力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和与公众互动交流新渠道；回应公众关切要以事实说话；完善主动发布机制、建立专家解读机制，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但显然，这些方面仍有很多需要突破改善之处。
需要看到，在公共政策领域，各不相同的，复杂的社会群体，必然发生关系，整个社会通过对某一问题产生质疑，交换意见，并最终达成共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信息是否充分公开，政府是否有效地进行议题设置，关系到一项公共政策决策是否合理，实际效果是否正向。
回到目前这场政府观而不语的舆论盛宴中，北京市政府是否东迁、京津冀地区将如何规划，涉及21.6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亿多人口，人们有权知道这片土地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对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以目前形势来看，及时的进行信息公开，缓解公众的焦虑，预判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措施予以化解，方是政策制订者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