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在500多年前出了一位马基雅维利，因为写过一本《君主论》，人称专门教人作恶的“魔鬼手册”。在厚黑术于国人中间已成显学的今天，他名望达于街肆，自不让人意外。
但是他还有一位佛罗伦萨老乡，叫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其治世学问同样了得，却鲜为一般人所知。不久前译林出版社的“汉译经典”出了一本他的《圭恰迪尼格言集》，这是他的书第一次有了汉译本，使我们有机会一睹这位文艺复兴时期政界大人物的思想。
其实，圭恰迪尼在当年的名头，是要盖过马基雅维利的。马基雅维利出身寒微，为官也只做到佛罗伦萨国务秘书（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而这位圭恰迪尼则是佛罗伦萨城豪门世家出身，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佛罗伦萨派驻西班牙的大使，后又跻身教皇重臣之列，官至教廷领地罗马涅地区的总督。不过与这些出身和地位的差异相比，共同之处也许更重要。
格言里的坏主意
这两人皆是当时的政坛要人兼人文学者。他们生逢乱世，彼时法国、西班牙、罗马教会和意大利北部诸城邦之间明争暗斗，战乱不已，政治亦常如兵戈一样沦为凶器。
有从政经历的他们，对这种险恶的环境自有切身的感受，因而皆熟谙治世之道。这本《圭恰迪尼格言集》中的很多内容足可与《君主论》比肩，后人也常将两书相提并论，堪称佛罗伦萨的政治学双雄。
两人又都以史乘见长，马氏晚年写下了著名的《李维史论》，圭氏则以去官之后所作《意大利史》享誉天下。他们的经历和志趣如此接近，相识之后便成莫逆，也是情理中事。
这本《圭恰迪尼格言集》并非高头讲章，体裁上颇类于我们熟知的《菜根谭》，都是由平时感悟而随手记下的一些处世要诀，每段少则三五句，至多上百言。
圭恰迪尼在书中坦言像自己这样位高权重的人，虽然受人仰慕，个中酸楚却不足为外人道，大有高处不胜寒、为官者在世上最孤单之叹。他还不时讲到人情险恶，世事无常，这可以视为一个价值失范时代的写照。当然，政治家面对这样的处境，经验和历练与书本知识相比，也要比平时来得更为重要。他不时嘲讽那些只知义理的人，说他们就像锁在箱中取不出来的宝贝“百无一用”。故也难怪，他最敬佩的人不是先贤大哲，而是军队的指挥官，因为这种人既能“思虑周到，又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弥补自己的劣势”。
世道一乱，规则便也无从谈起。人为了求自保，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揣摩人心。这也是人类为不守规范而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此时淳厚质朴的代价反而会更高。《圭恰迪尼格言集》中的很多言论，便是这种处境的产物，其中表现出的权谋，一点也不比马基雅维利逊色，甚至尤有过之。马基雅维利出过的那些个坏主意，这本《圭恰迪尼格言集》几乎应有尽有。
譬如，马氏认为民众天性卑劣，与其赢得爱戴，不如使之畏惧，圭恰迪尼则将“人民”称为“不良不智”的“野兽”，统治他们也只能靠强硬手段而非善意。
他还谈论如何以虚实难辨的漂亮话网罗亲信，如何为求个人闻达而隐瞒败绩，以及说谎为何应当选择适当的时机。
他告诫君主要在大度与吝啬之间拿捏得当；就像马基雅维利一样，他也认为人皆忘恩负义，与其指望他们知恩图报，不如任用势之所迫而不得不顺从你的人来得稳妥。
在讲到合伙搞阴谋的危险时，他的用语甚至都和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论阴谋的名篇如出一辙。从下面这段话中，也许最能够体味到他的权术水平：“将一个原本反对你计划的人变成你的支持者，一个办法就是让他做这个计划的头领，不用心的人通常能用这办法制服。”
因为人们往往会把虚荣看得比实际收益更为重要。诸如此类的言论，处处都表现出他那种参透表象直抵事物本质的冷峻眼光，聚焦点则是对人性弱点的洞察。
权术归权术。如果马基雅维利偶尔拈花惹草算不上恶行的话，圭恰迪尼也跟他一样，其实都是品行端正、性情豁达之人。这从两件事上便可看出，一是圭氏在总督任上口碑甚好，二是他竟然坦率地给反政府的人出主意——提醒这些人千万别用信件相互联络，因为太容易被政府拦截，破译密码也不是什么难事。
吠犬不咬人
正如佛罗伦萨人的谚语所说，吠犬不咬人，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也有这样的体会：敢于畅言厚黑者，心胸多坦荡；道貌岸然的人，反而更需要提防。
圭氏那些看似很邪乎的想法，大概就是因为他并不想做个城府深藏、工于心计的人，觉得不吐不快才形诸笔端。至于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提醒世人警惕，还是要传授于人去实践，还真不易说清。这也是他和马基雅维利易于变成争议人物的原因之一。例如斯宾诺莎就以为，他们这样做，只是向世人揭示为政者的险恶，而阿克顿则断定无信仰者必受其毒害。
既然圭恰迪尼也精通权术，读者心中或有一问：他为何不如马基雅维利那样有名？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区区一篇小文是无法交代清楚的。不过我至少可以提到两个原因。
其一，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都有将政治言说从神学和伦理学分离出来的用心，圭氏的智力也未必在马基雅维利之下，但他多着眼于政治的事务层面，格局确实是仄小了一些。
马基雅维利满脑子都是古罗马为他提供的宏伟景观，把自己的权谋全用在了如何建立新型的权力体制上，并且时常与他的爱国主义和共和精神交相辉映。
马基雅维利这些思想特点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他本人对此并无清醒的预感。我们从圭恰迪尼那儿则很少见到这类激情洋溢的宏论，他甚至不指名地讥笑这位好友说，有人讲起时政来言必称罗马，这等于让一头公驴与马比赛，未免“荒腔走板”。术本无高下，用为小技可雕虫，施于鼎彝则可成大器，此之谓也。
还有另一个原因，大概就是两人对“命运”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文艺复兴的一大特点，便是对人的关切逐渐取代了对神的信仰。然而神学预定论的前景消褪之后，在没有新的规范形成之前，人只好面对一个世俗命运变化无常的现实。
圭恰迪尼生性谨慎，我们从他的书中可以随处见到小心提防人生各种不测的言论。这样一种性情，也使他不可能像生猛的马基雅维利那样喜欢把话说绝。
他总是强调运气不受人力所左右，你若生在一个衰败的社会里，也只能自认倒霉。他甚至认为好运气易于让人变得骄狂乃至邪恶，所以还是放低身段做人为宜。
而马基雅维利刚好相反，他将命运比作可以征服的“女神”，只要表现出足够的男子气概，得到她的青睐也并非难事。这样的气势很投今人的脾气，因为自那时以来，人们越来越不喜欢审慎，越来越不甘心于受天命的摆布了。这种精神取向的功过得失，说来也是一言难尽。
敢下笔写格言的人，智慧必有不凡之处。喜欢处世的练达与智巧者，想必会乐意读一读圭恰迪尼的文字；倾慕其人文主义素养的，此书也是卧榻上的佳品。这两种愿望可否衔接无隙，则是伟大的文艺复兴是否对我们真正有益的标准之一。
最后我还得赞一句。这本《圭恰迪尼格言集》转译自英译本，信达方面或不免有些缺憾，但王坚先生的译笔简洁洗炼，颇得圭氏修辞之风韵，是大可称道的。
作者为翻译家、山东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