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现代中国的起点

《财经》杂志 马勇/文     

2015年07月12日 08:54  

本文5551字,约8分钟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悲剧,又是机会。这场战争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然而也正是这场战争,使老大帝国觉醒,结束了两百年迟疑不决,迈开犹豫的步伐,向着现代尝试。

西方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一切历史的意义以及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致,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的生命存在中有一种迫切需要的冲动。中国人喜欢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意思是书写的历史并不会一成不变。随着时间推移,随着历史资料不断发现,特别是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也一定会有所调整,有所修正。近代中国的历史与我们渐行渐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怎样重新表达这段历史呢?

17世纪之前,中国文明确实长期引领世界。然而到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一个全新时代开启。工业文明逐渐成为世界主流,以农业文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明原本有机会适度转型为工业文明,然而中国一再错过转型机会,直至两次鸦片战争结束,直至内乱不可遏止,中国才不得不踏上寻求富强的洋务之路。

如果从文明习性说,中国文明并不缺乏与域外文明的交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印度佛教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和影响。到唐末宋初,中国文明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佛教文明影响,悄然重构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文明体系。后世中国所谓宋明理学、宋明道学,所谓“儒家思想新开展”等,其实都是佛教文明刺激后中国文明的新发展、新成就。

宋明理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文明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在这个时候文明向上,并没有出现体制性危机。与此同时,另一种西方文明也在中国出现,并严重影响着中国文明未来。

莫名逆转

这一次的西方文明来自真正的西方。其实,中国与真正西方的接触也有很久远的历史,远古人类相互交往情形我们已经很难描述,秦汉帝国与今天意义的西方交往已被各种考古发现所证明。秦汉之后,这种交往并没有中断。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三年后(1514年),他们的商船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阿拉伯人对葡萄牙人的称呼,称其为“佛朗机”。40年后即1554年,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进入广东浪白澳。此后不久(1557年),他们获得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从后世眼光观察,这些西方冒险家对中国的期待,除了通商,开辟一个新的庞大市场外,并没有其他恶意诉求。

伴随着早期冒险者,传教士来到中国。这是西方文明形态决定的,也很难说是恶意。传教士宣称为上帝尽责,拯救人类,像佛教那样普度众生,因而早期传教士在中国并没有多少恶行,反而多积德行善,给中国人留下相当美好的回忆。

发现东方,不仅为西方提供了一个新机遇,也使古老的东方面临新选择。中国若顺势而为,接纳西方,在中国既有文明架构中增加西方工业化、商业化因素,则就像原初的儒家文明增添了佛教文明一样,虽然可能使儒家文明“变色”,但也让儒家文明、中国文明更光彩夺目。

此次东来初期,西方人带着仰视的姿态看东方;中国人谨记圣贤教诲,“以一事不知以为耻”,潜心学习西方,中西交流较佛教初入中土的情形不知好过多少倍。第一个真正进入中国传教的是利玛窦。利玛窦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极高科学素养,他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化时,以其博学和温文尔雅轻易征服了士大夫阶层。就文化心态看,中国士大夫阶层牢记圣贤教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们面对传教士带来的全新世界,在惊叹之余便是努力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最终超过它。这是一种正常的文明交流心态,是中国文明的希望。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晚明士大夫阶层如饥似渴汲取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文明,计划用十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7000部西方经典都像《几何原本》那样翻译成中文时,中国内部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变动,彻底粉碎了晚明士大夫阶层汲取西方文明的梦想。中国文明发生了一次莫名逆转。

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部攻占北京,对西方文化怀有好感的崇祯帝吊死煤山,大明王朝成为历史。5月1日,清军进北京,颠覆了李自成政权,满洲人所建立的大清王朝开始对中原的统治。

满洲人定鼎中原后,出于社会发展一般需要,对明王朝文化政策尤其是明王朝对西方文化的容忍与吸收政策并没有多少改变。至少在顺治、康熙朝,清政府对传教士依然优礼有加。为明王朝翻译了大量西洋天文历法书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依然受到新朝信任和尊重,奉摄政王多尔衮之命与龙华民“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改定历书,定名为《时宪历》,由顺治帝于1645年颁行。汤若望因此而被擢为钦天监监正,这一重要职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外国人担任。翌年,清廷加汤若望太常寺少卿衔。1647年,顺治帝亲政后,常常用满言尊称汤若望为“麻法”,译成汉语则有“可敬之父”的意思。

英伦蝴蝶

传教士对来自清廷的礼遇,一般说来较为满意,因此,他们对清廷的支持,对中西文化交流仍能持一种正常心态积极从事。汤若望在入清之后及时以西洋新法制定历书,接替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不仅主持康熙朝《永年历》制定,而且以西方技术参与铸炮、制造天文仪器等活动。在此前后来华的传教士如白晋、宋君荣等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文化繁荣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建树。

这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的态度,就最高统治者来说,一如明末徐光启时代。康熙帝不仅鼓励和提倡学习、模仿西方科学文化,选拔一批满汉青年交由耶稣会传教士传习,而且因中西历法争论,他自己也开始对科学事物尤其是数学发生兴趣。当他发现朝臣们对西洋历法一无所知时,便躬自钻研,探讨一些西方科学技术问题,或依西洋方法督促一些大型项目的实施。如当时世界上工程量最大也是最精确的全国性地图测绘以及《皇舆全览图》编定,据说就耗费了他三十余年心力。

不得不指出的是,康熙帝对西学的“嗜爱”毕竟始终限于个人范围,他并没有考虑将这种嗜爱扩大到广大士大夫阶层中去,更不要说建立起一支中国人自己的能够掌握科学技术,并能制造西方先进器械的队伍。相反,康熙帝为了巩固政治统治,一方面需要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必须与传教士建立良好个人关系;另一方面,基于文化传统差异,特别是罗马教廷不顾中国政府反对而禁止中国教徒拜祖先,以及教士们从事其他中国传统乡土文化活动时,康熙帝开始感到那些西洋人“渐渐作怪”, 认为他们不仅对孔夫子加以蔑视,而且有朝一日会动摇大清王朝统治根基。在这种矛盾、苦闷心情支配下,康熙帝不得不权衡利弊,终于以推崇程朱理学以与天主教相抗衡。

继康熙帝君临帝位的雍正帝,对耶稣会传教士和西方文化的政策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继位问题的影响,因为不论他是否是弑父继位,但在其统治最初几年,他一直忙于镇压反对者则为事实。他不喜欢传教士,因为传教士中的一些人曾在他继位问题上明显站在政敌一边。他虽然宽恕了在北京的一些高层传教士,但对在外省的传教士则采取了比乃父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据宋君荣神父耳闻目睹,雍正帝从根本上不相信基督教理论,他曾当着传教士的面把天主教大骂了一通。尽管他也承认天主教会曾给中国带来某些“裨益”,但他仍把天主教与邪恶的教派相提并论,他确实十分痛恨天主教。

接替雍正帝的是乾隆大帝。乾隆大帝自称“十全老人”,做了60年太平天子,自谓“德迈三皇,功过五帝”。在其当政的前半期国泰民安,一片升平景象。但到后来,奢侈之风从朝廷蔓延到全国,弄得民穷财尽,已种下后来大乱的祸根。尤其不幸的是,乾隆帝因年迈倦勤,选中了和珅协助主持政务。和珅虽然聪明伶俐,但却寡廉鲜耻,凭借手中的权力搜刮自肥,国库空虚,乾隆帝数十年建立起来的权威也渐失坠。只是乾隆帝遥承祖、父余绪,凭借太厚,所以及身都未露出破绽,安然在养心殿瞑目。

当乾隆大帝沉湎在康乾盛世辉煌的时候,西方正在发生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变动。随着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确立,英国资本加速了圈地运动,酝酿着一场工业革命。

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极大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纺织工人发明了纺纱机,极大提高了纺纱效率。1769年,木匠海斯发明水力纺纱机。稍后,理发师阿克莱特对凯斯的发明加以改进,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家棉纺厂。1785年,牧师爱德蒙特发明动力织布机,并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厂。

更重要的发明发生在1782年。那一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为近代工业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动力,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纺织工业必将在这个强大动力系统推动下发生革命性变化。

英伦三岛的蝴蝶展开了自己的翅膀,遥远的亚洲、古老的中华帝国也必将受到的影响。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作为特使出访中国,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回应英国工业革命?近代中国历史主题或主要问题,其实都应该从这里找到解读密码。

鸦片与贸易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回应西方工业革命,就是开放市场,将中国由先前的农业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工业形态。从后世情形看,西方巨大的资本冲动,除了市场、利润外,主权、土地、人民并不是资本的争夺目标。

其实,在中西交流之初,贸易往来就是一件大事。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老百姓缺乏购买力,缺乏消费习惯,更缺乏消费冲动,西方工业产品在中国沦为士阶层、商人阶层,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玩意,成了奇技淫巧。

相反,中国的初级产品,特别是瓷器、茶叶和丝绸,却随着中西交往成为西方社会普遍喜爱的物品。中西之间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马戛尔尼1793年出访远东的真实背景,英国人的目的是要让中国放开市场,让英国资本比较自由地进出,让中国政府同意构建中英两国新型外交关系,以大致维持中英贸易均衡。

中国此时正处在正统史学所谓“康乾盛世”,尽管这个盛世用后世眼光观察带有非常浓厚的虚假痕迹。中国人不仅缺少必要的世界眼光,不知道西方社会正在发生什么,而且中国人的贸易理念、货币观念太过陈旧,不知道国际贸易真谛。中国人认为,英国人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为此支付巨额真金白银都是应该的。因此,清政府无意改变中英之间贸易不均衡,更不会让英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开发市场。于是乾隆大帝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明确而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中国和平转型至工业化时代的希望化为泡影。

马戛尔尼使团中国之行以失败而告终,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仍无法解决。渐渐地,英国不法商人竟以鸦片为商品,试图以这种不道德的手段消解中英贸易不均衡。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很快使中英贸易走向均衡甚至逆转,大量真金白银外流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还在其次,重要的是鸦片泛滥既使国库空虚,朝廷已无可用之饷,更使大量中国人染上毒瘾,沦为“东亚病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

两大困境折磨着中国的政治精英。然而,由于鸦片贸易并不单纯是英国商人的问题,中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广东负责贸易管理的官僚,实际上也是鸦片贸易的重要受益人。清廷在鸦片贸易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进退两难。1836年,许乃济建议鸦片贸易合法化,建议国内种植价格更加低廉的罂粟,以国产冲击进口,以价格优势占领市场,以此保证朝廷财政收入。

许乃济的建议是纯粹的贸易原则,事实上对于当时中国来说,鸦片的危害更多地还是对中国人生理和心理的戕害,因而那时知识精英大多主张从源头上动手,严禁吸食鸦片,强调堵住需求,扼住市场,没有人吸食鸦片,鸦片贸易自然终结。这是黄爵滋1838年向朝廷作出的重要建议,代表了大多数知识精英的一般看法。

道光帝对鸦片危害非常痛心,他对黄爵滋的建议很感兴趣,于是将这个建议批转各省督抚进行讨论。各省督抚对黄爵滋严惩吸食者的建议虽说并不明确反对,但总觉得太激烈,毕竟吸食者只是个人爱好,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鸦片危害的根源在于鸦片贸易,只有堵住贩卖环节,才能消除鸦片危害。

各省督抚不太赞成黄爵滋的方案,唯林则徐以为黄的方案可行。在给朝廷的回复中建议,他既要对那些贩卖鸦片者处以极刑,也不要放过那些吸食鸦片者。

林则徐对各种方案的综合符合道光帝的心理需求,于是朝廷很快召林则徐进京,商讨大计。林则徐与道光帝据说恳谈了19次,研究禁绝鸦片及其贸易的方案。1838年12月31日,朝廷授予林则徐全权,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解决鸦片泛滥问题。

其实,鸦片在那时已不是单纯的毒品泛滥,而是中外贸易。在英国和印度看来,鸦片与瓷器、丝绸、茶叶并无二致,以鸦片为内容的贸易毕竟还是贸易,而不是犯罪。英国人几十年前的关切是贸易失衡,是英国白银流往中国,现在英国人的关切是维持贸易现状,维持贸易利润。因为英国对中国不愿接受外国资本自由出入非常恼火,很早就想找碴一次性敲开中国大门。

林则徐确实是那个时代最具威望的政治家,是坐而言起而行的人,他抵达广州不管不顾,按照预定方案发布告示,要求外国商人将已经运到中国而尚未卖出的鸦片尽数交出,并出具书面保证承诺以后不再往中国贩卖鸦片。否则,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

严厉措施引起外国商人高度恐慌。迫于压力,一些商人交出了鸦片,提供了保证。这些外国商人的举动激励了林则徐,使他觉得应该乘胜追击,擒贼擒王,捉拿英国商会会长颠地。制服了颠地,也就制服了英国,也就解决了鸦片泛滥问题。

林则徐逮捕颠地的命令引起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警惕。义律认为,林则徐的这个做法即便不是战争,也是中英战争的前奏,是对英国贸易权益的严重侵犯,毕竟鸦片作为贸易物品由来已久。由此,中英关系日趋紧张,战争气氛骤然加剧,终于引发一场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悲剧,又是机会。这场战争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然而也正是这场战争,使老大帝国觉醒,结束了两百年迟疑不决,迈开犹豫的步伐,向着现代尝试。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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