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层面而论，正如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所指出的，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中国舆论界和政界为之震动，它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启。但在这个时候，大部分中国创富一代，包括柳传志、王石、刘永好等人，都还在为着基本的生计而犯愁。
从宏观层面而论，正如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所指出的，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从创富者的历程而言，中国在历经三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之后，迅速摆脱了贫困。不过，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人创富的历程却有着极为鲜明的时代印痕。第一代创富者，以宗庆后、任正非和王石等人为代表，他们依靠实业获得第一桶金，并进而在自身所在的实业领域“安营扎寨”，创造了中国实业的标杆；第二代创富者，以马云、马化腾和李彦宏等为代表，他们依托新兴的互联网，借助于中国庞大的用户基数，并且依靠着资本市场的威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新兴企业；第三代创富者就有所不同了，在前两代积累的基础之上，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大众富裕的阶层，而且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之一，他们凭借着自身的知识、技术和才能，过上了相当富足的生活。三代创富者既界限分明，又有着相互交叠的特点。
回顾和审视这三代创富者，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人财富增长的格局提供镜鉴。事实上，中国人财富增长的格局又和中国人财富管理方式的转变息息相关。法国作曲家比才认为：“财富不应当是生命的目的，它只是生活的工具。”但是正如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所指出的：“财富的增长和闲暇的增多，是促进人类文明的两大要素。”事实上，中国人也正在迎来财富增长和闲暇增多的时刻。
创富一代的历程
今天看来，中国的实业似乎有一些疲软，几乎所有制造业企业都步入低增长或者负增长，所受冲击远超GDP的下滑幅度，钢铁、工程机械、造船等基础行业尤甚。不过，中国实业的规模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有了实质性的发展，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在这背后是一代中国实业家的艰辛创业和奋斗。其实远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实业家就抱持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投身于实业创办。不过，要到这三十年，实业家强国才成为了现实。
在20世纪80年代，创富一代们尽管年龄、学历以及创业时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机会、掌握的资源、取得财富的途径各不相同，却也有许多共通之处：大多出身草莽；在性格上具有不安于现状、富于冒险精神、执著、善于接受新事物等鲜明色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弄潮者。
这批实业家的创业历程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要么是厌倦了体制内微薄的收入和低微的地位，比如刘永好和王石；要么是希望摆脱平淡的生活或枯燥的单位，例如宗庆后和任正非。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如柳传志；也有农村背景下诞生的农民企业家，如鲁冠球。他们敢想敢为、敢于挑战传统体制的束缚，勇于在坎坷中奋力前进，对经济发展颇有贡献，但当时企业家还不受重视，地位较低。
在这些企业家身上，能够比较鲜明地看到其特有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冒险、坚持、付出、专注、创新与梦想。正如王健林所说，“富贵险中求！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两条标准，一是创新或者叫敢闯敢试；二是坚持精神，凡是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卓越的企业家都接近神经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这个故事，相信我能做成，失败5次、10次甚至更多次也不怕，接着再干，还真就能获得成功。如果没有这种坚持、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种执着或者坚信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人太圆滑或者太容易放弃是不会成功的。”
对于第一代企业家而言，特别艰难的不是资本的匮乏，而是如何在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现代公司和完善法律的基础之上，来创造新兴的事物。如果从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的定义来看，他们身上都具有创新、冒险、负责任的气质，创新又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他们一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一方面又不断冲破体制樊篱。
1984年无疑是这批企业家的转折之年。当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肯定了经济特区，先后提笔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经济特区好”。这一年，王石刚刚摆脱“投机倒把”嫌疑，不再依靠铁路车皮的关系倒卖玉米和饲料，开始创立万科。他说：“我不是为了钱。”1984年柳传志已经40岁，前40年他觉得自己很窝囊，想搞点什么，于是从中科院计算所出来代理起了IBM大型机的中国销售。1984年，张瑞敏刚刚上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次年他抡起锤子砸了76台有质量缺陷的冰箱，从此成名⋯⋯
这份名单还可以罗列得更长。在极低的起点之上，经过三十余年的奋进，虽然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远离中国经济的中心舞台，但是那些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大多已进入迟暮之龄，仍扮演者中流砥柱的角色。例如，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已成往事，鲁冠球、王石、柳传志、张瑞敏却以企业家教父的形象仍然活跃于当下。
在成功的实业家之中，大多数人还在坚守自身创建的实业，当然这不等于说他们不与时俱进。第一代实业家大多都已“鸟枪换炮”，或成为了新兴产业的引领者，或借助实业成了资本市场的“大佬”。他们中间许多人通过金融市场壮大产业后，又不断将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无论是刘永好在民生银行的持股，鲁冠球对万向信托等金融机构的打造，还是近年他们向PE、小额信贷领域的扩张，或向金融领域的推进，皆显示他们追求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互相协同，力求创富效应最大化与最快化。当然，也有例外，华为在任正非的带领下，已经从一个粗糙的制造业企业跻身全国第三大电讯设备供应商，虽然华为并没有借助资本市场的威力，但是任正非为华为引入了“人人持股”的模式，90%以上的股票为七万余名员工所持有，使他们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和现代资本运作理念的受益者。
如果细究1984年前后的这代企业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共性轨迹：具有不安分的特性和冒险精神，不愿按照既有的轨迹生活，具有敏锐的商人嗅觉，很快从政治大气候中嗅到变革的节奏。
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一代企业家或许多少都有些冯仑所说的“原罪”，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共同拓宽了改革年代的体制边界。
互联网和资本市场的号角
1990年代中期到今，无疑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快速成长。新一代的创业家们借着新兴的互联网、国外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自身敏锐的直觉，开始了新的创业。海归、高学历、硅谷经历，没有多少体制背景，出身亦不贫寒的一代青年走到了新的历史舞台，成为创业者的偶像。
这一代创富者身上有诸多的共同特点：熟稔世界技术主流、懂得中国政商生态、善于运用资本市场。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马云、马化腾、李彦宏、曹国伟、丁磊和张朝阳等。相对于那些在制造业中埋头讲技术、讲产品质量，做出口、搞营销的第一代企业家而言，互联网英雄们追求技术创意，商业模式更新，擅长用日益发达的各类媒体进行自我炒作。他们谈哈佛辍学的比尔·盖茨，而制造业的企业家们则谈杰克·韦尔奇，谈科特勒营销。
21世纪之初，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北京滑冰的一张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意气风发的青年们正踌躇满志。随后，新浪创始人之一王志东的公司内讧故事在财经媒体上被反复炒作。“中关村互联网创业大赛”比后来的“快男快女”更为引人注目。
1998年后，拥抱互联网的时代到来了，这批具有新的创新思维和知识能力的创业者白手起家，怀抱着商业计划书寻找投资人，门口的野蛮人在辽阔的中国市场开始驰骋，一块砖头砸死一个总经理的年代变成一块砖头砸死一个投资人的时代。1998年底，两次创业梦破的马云在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和自己的团队聚在北京的一个小酒馆。据描述，那天下着很大的雪，众人边喝酒，边抱头痛哭，最后唱起了《真心英雄》。也是在1998年，马化腾创办了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并开始研发QQ。QQ上线之初，马化腾不得不换着身份和头像陪用户聊天，以增加用户活跃度。未曾想到在2014年，其用户数量突破8亿，同时在线人数突破2亿。
上述这些故事成为了这一代互联网企业家们的经典“轶事”，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一代互联网企业家更具前瞻精神，在管理风格上，追求完美与个人集权相结合，与资本之间相谈甚欢。如果说制造业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则依靠大量的廉价技术人才，奠定了互联网江湖地位。
纵观互联网企业家的发展足迹，不难发现他们有三个共性：
第一，是以互联网业为主。不再专注一成不变的低成本制造优势，而是更精于把握市场变化，专注商业模式的更新能力。
第二，起步时模仿国外的业务模式，然后逐渐形成适应本土特性的模式。例如百度是模仿Google，携程网主要是根据美国Expedia改造发展。这些企业的业务模式，一开始没有太多创新，科技创新含量也有限。不过在积累到一定用户数量之后，他们能够快速将最新的技术潮流和中国本土市场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这些企业最早都是寻找国外的创投进来投资，然后到纳斯达克跟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实现企业的资本化运营。
互联网企业家无疑都是借助于资本市场崛起的，同时，这些互联网企业反过来也在资本市场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整个证券市场的规模总计为65万亿元，中国排在前67家上市互联网企业市值规模超过2.4万亿元，其中7家企业进入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排名前30位。
同样，互联网还推动了海外资本对中国的关注，随着中国互联网相关股票的迅猛发展，美国市场已经出现了几只专注投资中国互联网相关股票的ETF产品，主要包括：古根海姆中国科技基金(Guggenheim China Technology ETF)、全球X中国科技ETF（Global X China Technology ETF）、金瑞CSI中国互联网ETF（KraneShares CSI China Internet ETF）等。这些基金在2013年都取得了令人咋舌的投资业绩，涨幅均超过40%。
美图秀秀董事长蔡文胜更是在2015年宣称：“如果中国前面二十年首富是房地产、汽车、信息产业等各行业的人，从去年开始，10大首富中有5个是互联网人。再过3年，前20名富豪基本是做信息和互联网的人。”其实，这一点早已为阿里巴巴的上市所证实，马云在上市之后，身价已达两百多亿美元。
此外，伴随着全球约10亿的80后新新人类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未来前景是相当可观的，因为未来所有的企业都会成为互联网企业。企业将基于信息、数据分析为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高科技企业，如果不能从联接的世界中受益，不能通过联接去创新商业模式和交易模式，不能通过用户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去优化运营和营销的话，都将输掉未来。同时，在互联网的推动之下，也缔造了无数小而美的企业，他们成为了当下乃至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主流人群，即大众富裕阶层。
大众富裕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诸多领域繁荣的背后，实则产生了一个大众富裕阶层。2015年，《福布斯》中文版联合宜信财富发布《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该白皮书参考国际通行标准，定义的大众富裕阶层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万人民币至600万人民币之间（约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其中，个人可投资资产包括个人持有的流动性资产和个人持有的投资性房产等。根据这一标准，2014年末中国大众富裕阶层的人数达到1388万人，同比增长15.9%，这一增速较去年同期下滑。预计到2015年底人数将达到1528万人。
恰如宜信创始人兼CEO唐宁所说的：“在中国发展的今天，以至于相当长的未来，高净值人群至关重要，但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我们称他们为大众富裕阶层，定义为可投资资产在100万人民币到1000万人民币这样的一个人群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社会正处在重塑的过程之中，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崛起，那么这样的一群客户他们对于财富管理的诉求，我们认为是未来下一阶段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改革创新的主流诉求。”
2013年全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68.7万亿美元。2015年一季度，中国财富管理规模首次突破65万亿人民币，剔除重复计算，这一数字也在40万亿人民币左右。根据现有的增长情况来看，2020年中国财富管理规模将突破100万亿美元大关。
其实，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爆炸式增长，来源于中国大众富裕阶层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只有十分有限的投资渠道。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就是他们普遍选择投资房地产市场，造就了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现在财富管理多元化的到来，恰恰可以缓和这一问题。随着房市投资不稳定的增加，也预示着财富管理愈发重要。
尽管，居民储蓄存款从2004年的11万亿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53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76%。不过，在“2015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却说明了财富管理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拿工商银行个人客户理财与储蓄存款的比例来看，几年前还是1：9，现在已经变成3：7，我们判断，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中国财富管理已经迈入黄金发展期，巨额的财富积累催生市场繁荣，多样化的理财需求呼唤更多的市场创新。”
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报告（2014）》，从法人机构角度来看，2005至2013年，中国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和财政性存款余额从15.15万亿元增加到55.17万亿元。而上市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或者委托机构进行理财的金额也在2013年开始大幅飙升，达到611.2亿元，比2007至2012年的均值水平高出312%。这表明，即便对于投资机会相对较多的上市公司而言，同样有着强烈的委托理财需求。此外，地方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的规模在逐渐壮大。
同样是根据《中国财富管理报告（2014）》的估算，“给定当前市场对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规模为130万亿的起点判断，到2020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规模大体将处在220万亿至235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意味着在未来五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市场的规模增幅将达到97亿人民币。
伴随着财富迅速增长，无风险收益率的持续下降，人们的风险偏好产生了差异。中高端理财和大众理财及普惠金融的差异性扩大，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普及型、定制型、个性化财富管理都蕴含巨大的创新发展空间。
其实，为了回应中国大众富裕阶层对财富管理的需求，中国在2012年全面放开资管业务牌照，商业银行、信托、保险、券商、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基金子公司等多类机构业务范围既不断扩展又相互交叉，财富管理出现了跨领域、跨行业竞争合作的特征。
不惟如此，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管理意识的提升，提升了他们的理财投资意识，并开始清醒地意识到“风险收益对等”的原则，打破了“刚性兑付”的误区，这将更加有利于他们进行多元而有效的财富管理。
看来，中国大众富裕阶层正在迎来一个共同创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是财富管理公司+大众富裕阶层。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刻，财富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正如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所言；“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关心的是市场价值，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关心的是社会价值，即人类和平和思想自由。”
